近些年，“康乾盛世”是一個熱門話題，不僅電視媒體在熱播，甚至某些曆史學者也在鼓吹，好似有某些統治者的英明就能給中國帶來了繁榮昌盛。然而事實真如此嗎? 細讀曆史便可發現，這個時期基本沒有什麽科技發明，文化也談不上什麽繁榮，思想更是停滯不前， 工商業受的政府極力遏製， 明朝中國商業和手工業繁榮景象在此時已經大為衰退。而與前代相比，唯一的發展就是人口顯著增加了，而且是以往曆史人口最高峰的四倍，從而形成了一個看似繁榮的社會時期。
為什麽會形成這種人口盛世， 那些清史學家認為是英明的滿清統治者帶來的。他們首條理由是，清朝的疆域擴大了。 清朝擴大的疆域給中國帶了多少人口呢？清朝極盛時期的領土麵積是1300萬平方公裏，而明朝是920萬平方公裏；比較一下清朝與明朝的疆域，清朝多了蒙古和新疆北部，但是這些地方至今還是人煙稀少，很難說會為中國增加什麽人口。而且清朝比明朝少了一大塊東北和西南的疆土。因此，就疆域方麵考慮，清朝的人口應該與明朝相差不大。
清史學者舉的第二個理由便是清朝統治者多麽勤政，多麽重視水利和農業。比較下之前的中國人口，在被成為盛世“漢景之治”，“貞觀之治”在不過6000萬，而最多是宋朝和明朝中期也不過1億。而且縱觀之前曆史，一旦中國人口一旦達到8千多萬，人地矛盾就十分尖銳，容易發生農民起義。究其原因，中國土地能養育的人口是一定的，農業生產並非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受生產力水平限製的。比較明朝與清朝的農業生產，生產方式沒有什麽改變；而農業生產唯一的改變是：番薯等從美洲引進的高產作物在中國推廣開了。而正是番薯的推廣造就了這個康乾盛世。
番薯是一種高產的作物，薯塊中含有大量的澱粉和多種維生素，適應性強，抗旱，耐堿，抗逆性強，喜溫暖、多光而不耐霜凍，是一種易於保收的作物。
番薯原產於中美洲，後傳至呂宋（今菲律賓）。國際上，流行地認為番薯傳入中國的時間是明朝萬曆年間（1594年），傳入人是飄洋過海的中國商人陳振龍。
陳振龍祖藉福建長樂縣，他早年在呂宋經商時，發現當地有一種薯類，清甜可口，可資食用，便密購其種。帶回了福州，即在城邊試種，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此時，恰遇閩中大旱，五穀歉收。陳振龍讓其子陳經綸向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進獻番薯，並倡導廣植番薯，從而使閩中民眾度過了饑荒。為此後世在福州建有先薯亭，以讚頌番薯引進者陳振龍和推廣者金學曾的功德。
明末，番薯已在華南地區廣為種植，並逐漸向北推廣。但是由於明末清初的戰亂影響，番薯的栽培技術傳播比較慢，直到康熙時期，番薯栽培技術才傳遍全國。
番薯對中國影響可以從以下兩方麵來認識。
耕地麵積擴大
有數據顯示，清朝的耕地麵積是前代的四倍。有人把這歸功於清政府的勸墾政策。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我們幾乎可以得出結論：清代之前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懶惰的人 ，有那麽多的土地卻不開發。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認清“可耕種麵積”的概念。可耕種麵積不僅僅與土地本身質地有關，更決定於耕種的作物。而這是番薯適應性強，可以在水稻、小麥不能種植的山地耕種，從而把原來大片不可耕種的土地變成可耕種的土地。從而使中國的可耕地麵積擴大了四倍多。
同時番薯的種植，反過來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來貧瘠的土地變成了小麥與水稻可耕種的土地。這樣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稻和小麥的耕地麵積。
作為一個農業社會， 土地是農民賴以生活的根本。因此隻要有可耕種的土地，肯定有人會去搶的。中國人闖關東就是很好的例子。清朝為了滿族八旗的利益，於康熙七年下令“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對東北實行禁封政策。沿山海關一帶遍植柳樹牆，中間用繩索相連，滿洲兵駐紮 在那裏嚴密地看守著關口，不允許漢人出關。即使這種政策並沒能阻止漢人闖的關東，“擔擔提籃，扶老攜幼，或東出榆關，或東渡渤海，蜂湧蟻聚”。為什麽，漢人會不顧政府追捕，背井離鄉來到關東這些荒蕪之地? 因為那裏有土地。 因此隻要有可耕種的土地，勤勞的中國人都會去“搶”的，這不需要那些英明的領導人的鼓勵。因此，且不論清政府的禁封東北政策，清政府勸墾政策對中國耕地的意義也是很有限的。
糧食畝產的提高
番薯的引入不僅可開發新的耕地。還可以與小麥，玉米等其它作物進行混種和間隔種植，豐富了中國耕作製度的內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糧食的畝產。
中國古代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式主要有複種製、輪作複種製、間作套種及混作製等幾種形式。複種製指在同一塊田地上一年收種兩熟三熟，我國自春秋戰國已經創始；輪作是指有計劃地輪換種植不同作物的農作製度，以區別於種植同一作物的連種製，魏晉以前我國已較普遍地建立了豆穀輪作製；間作套種指在某一作物生長期內，同期間隔播種兩種作物或於預留空行內補種作物的栽培方式，我國早在漢代已經創始；混作則是指在同一地塊上同時播種多種作物的一種種植製度。中國農民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些耕作製度有著多方麵的優點：可以充分利
用光熱和水土資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產出率；一定的組合可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一定的組合有助於消滅雜草、減少病蟲害，保障農業的穩產和高產。
番薯，玉米的引入豐富了我國多熟種植和間作套種的內容，而且可以不占水稻，玉米生產的農事，實現在一塊土地的兩熟和三熟。
從番薯種植的這兩個特點來看， 清代耕地麵積和人口都增加四倍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且即使清朝中後期如何戰亂與饑荒，中國人口也能維持在3到 4億。 那些提出康乾盛世的人，是否也認為清末也是盛世呢。可惜中國曆史從來都是統治者的曆史，從來不會關注農民如何，更不會關注番薯的引入有什麽作用了。
但是也應該看到，番薯給中國帶了人口盛世，但並未把中國帶入強國。 雖然中國的人口多了四億，但是清朝的閉關鎖國和對科技文化的摧殘， 使中國的社會發展停滯不前。 清朝的落後挨打正是這個盛世時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國科技、經濟與西方不相上下，軍事上也可與西方抗衡。而經過這個康乾盛世後，中國就遠遠的落後於西方。在西方殖民者眼裏康乾盛世時中國不過是一個盛產茶葉的黑非洲而已。
為什麽會形成這種人口盛世， 那些清史學家認為是英明的滿清統治者帶來的。他們首條理由是，清朝的疆域擴大了。 清朝擴大的疆域給中國帶了多少人口呢？清朝極盛時期的領土麵積是1300萬平方公裏，而明朝是920萬平方公裏；比較一下清朝與明朝的疆域，清朝多了蒙古和新疆北部，但是這些地方至今還是人煙稀少，很難說會為中國增加什麽人口。而且清朝比明朝少了一大塊東北和西南的疆土。因此，就疆域方麵考慮，清朝的人口應該與明朝相差不大。
清史學者舉的第二個理由便是清朝統治者多麽勤政，多麽重視水利和農業。比較下之前的中國人口，在被成為盛世“漢景之治”，“貞觀之治”在不過6000萬，而最多是宋朝和明朝中期也不過1億。而且縱觀之前曆史，一旦中國人口一旦達到8千多萬，人地矛盾就十分尖銳，容易發生農民起義。究其原因，中國土地能養育的人口是一定的，農業生產並非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受生產力水平限製的。比較明朝與清朝的農業生產，生產方式沒有什麽改變；而農業生產唯一的改變是：番薯等從美洲引進的高產作物在中國推廣開了。而正是番薯的推廣造就了這個康乾盛世。
番薯是一種高產的作物，薯塊中含有大量的澱粉和多種維生素，適應性強，抗旱，耐堿，抗逆性強，喜溫暖、多光而不耐霜凍，是一種易於保收的作物。
番薯原產於中美洲，後傳至呂宋（今菲律賓）。國際上，流行地認為番薯傳入中國的時間是明朝萬曆年間（1594年），傳入人是飄洋過海的中國商人陳振龍。
陳振龍祖藉福建長樂縣，他早年在呂宋經商時，發現當地有一種薯類，清甜可口，可資食用，便密購其種。帶回了福州，即在城邊試種，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此時，恰遇閩中大旱，五穀歉收。陳振龍讓其子陳經綸向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進獻番薯，並倡導廣植番薯，從而使閩中民眾度過了饑荒。為此後世在福州建有先薯亭，以讚頌番薯引進者陳振龍和推廣者金學曾的功德。
明末，番薯已在華南地區廣為種植，並逐漸向北推廣。但是由於明末清初的戰亂影響，番薯的栽培技術傳播比較慢，直到康熙時期，番薯栽培技術才傳遍全國。
番薯對中國影響可以從以下兩方麵來認識。
耕地麵積擴大
有數據顯示，清朝的耕地麵積是前代的四倍。有人把這歸功於清政府的勸墾政策。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我們幾乎可以得出結論：清代之前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懶惰的人 ，有那麽多的土地卻不開發。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認清“可耕種麵積”的概念。可耕種麵積不僅僅與土地本身質地有關，更決定於耕種的作物。而這是番薯適應性強，可以在水稻、小麥不能種植的山地耕種，從而把原來大片不可耕種的土地變成可耕種的土地。從而使中國的可耕地麵積擴大了四倍多。
同時番薯的種植，反過來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來貧瘠的土地變成了小麥與水稻可耕種的土地。這樣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稻和小麥的耕地麵積。
作為一個農業社會， 土地是農民賴以生活的根本。因此隻要有可耕種的土地，肯定有人會去搶的。中國人闖關東就是很好的例子。清朝為了滿族八旗的利益，於康熙七年下令“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對東北實行禁封政策。沿山海關一帶遍植柳樹牆，中間用繩索相連，滿洲兵駐紮 在那裏嚴密地看守著關口，不允許漢人出關。即使這種政策並沒能阻止漢人闖的關東，“擔擔提籃，扶老攜幼，或東出榆關，或東渡渤海，蜂湧蟻聚”。為什麽，漢人會不顧政府追捕，背井離鄉來到關東這些荒蕪之地? 因為那裏有土地。 因此隻要有可耕種的土地，勤勞的中國人都會去“搶”的，這不需要那些英明的領導人的鼓勵。因此，且不論清政府的禁封東北政策，清政府勸墾政策對中國耕地的意義也是很有限的。
糧食畝產的提高
番薯的引入不僅可開發新的耕地。還可以與小麥，玉米等其它作物進行混種和間隔種植，豐富了中國耕作製度的內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糧食的畝產。
中國古代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式主要有複種製、輪作複種製、間作套種及混作製等幾種形式。複種製指在同一塊田地上一年收種兩熟三熟，我國自春秋戰國已經創始；輪作是指有計劃地輪換種植不同作物的農作製度，以區別於種植同一作物的連種製，魏晉以前我國已較普遍地建立了豆穀輪作製；間作套種指在某一作物生長期內，同期間隔播種兩種作物或於預留空行內補種作物的栽培方式，我國早在漢代已經創始；混作則是指在同一地塊上同時播種多種作物的一種種植製度。中國農民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些耕作製度有著多方麵的優點：可以充分利
用光熱和水土資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產出率；一定的組合可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一定的組合有助於消滅雜草、減少病蟲害，保障農業的穩產和高產。
番薯，玉米的引入豐富了我國多熟種植和間作套種的內容，而且可以不占水稻，玉米生產的農事，實現在一塊土地的兩熟和三熟。
從番薯種植的這兩個特點來看， 清代耕地麵積和人口都增加四倍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且即使清朝中後期如何戰亂與饑荒，中國人口也能維持在3到 4億。 那些提出康乾盛世的人，是否也認為清末也是盛世呢。可惜中國曆史從來都是統治者的曆史，從來不會關注農民如何，更不會關注番薯的引入有什麽作用了。
但是也應該看到，番薯給中國帶了人口盛世，但並未把中國帶入強國。 雖然中國的人口多了四億，但是清朝的閉關鎖國和對科技文化的摧殘， 使中國的社會發展停滯不前。 清朝的落後挨打正是這個盛世時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國科技、經濟與西方不相上下，軍事上也可與西方抗衡。而經過這個康乾盛世後，中國就遠遠的落後於西方。在西方殖民者眼裏康乾盛世時中國不過是一個盛產茶葉的黑非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