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麗莎住在一套摩登的公寓裏。埃文河畔的薩克斯比村莊裏的許多建築都很堅固，沿襲了喬治風格的建築，用巴斯的石頭砌成，帶有氣派的門廊，花園建在露台之上。你不需要閱讀簡·奧斯汀的作品，隻要走出家門，你就會發現自己置身於她的世界。她原本更想住在主廣場附近，或是教堂後麵的那條教區巷裏。那片地方坐落著一些精巧的別墅，端莊典雅，保存良好。溫斯理排房四號公寓是匆忙建造起來的，公寓是再常見不過的布局：兩間臥室在樓上，兩間主廳在樓下。公寓正麵的牆體塗著一層灰泥卵石漿，還有一小片方方正正的花園，完全不值得勞師動眾地去修建。
除了一片小池塘，它幾乎與旁邊的那棟建築沒有分別。那片池塘是房子原先的主人辟出來的，裏麵養了一對很大歲數的金魚。埃文河畔的薩克斯比村莊由此分為窮人區和富人區，二者的區別再明顯不過；而她卻置身於錯的那部分。
她能買得起的隻有這棟房子。她漫不經心地打量著這間狹小而方正的廚房，目光掠過網格狀的窗簾、洋紅色的牆壁、窗台上的葉蘭，還有那枚掛在威爾斯梳妝檯上的小巧木頭十字架，那是她每天早上醒來看到的第一件物什。她瞥了一眼擺放在餐桌上還沒來得及收拾的餐具：一個盤子，一把刀，一個叉子和一罐剩下一半的金色碎屑[1]牌果醬。突然之間，強烈的情緒一時間湧上心頭，這些年她雖然已經漸漸適應，但她依然得竭力壓製才能按捺住這股衝動。她感到孤獨，她永遠都不該再回到這裏。她這一生就是一個笑話。
而所有這一切隻是因為十二分鍾。
十二分鍾。
她提起水壺，把它重重地扔在爐盤上，粗魯地擰開煤氣。這實在是不公平。一個人的一輩子怎麽能夠僅僅因為她出生的時機就被蓋棺定論？她小時候在派伊府邸生活時從來都沒有真正理解這一點。
她和馬格納斯是雙胞胎。他們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一同在殷實的家底和種種特權的庇護下幸福快樂地成長。富貴加身，他們往後的人生也不需要為生計發愁。她以前一直是這麽認為的，如今怎麽會淪落到現在這般田地？
她現在知道答案了。馬格納斯恰恰是最先向她揭曉答案的人，他說了什麽關於限定繼承的規定，家族幾個世紀以來都是如此。也就是說，這棟房子和全部的財產都歸他所有，隻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孩子，而爵位，當然也由他繼承，因為他是男性。任何人都無法改變這一局麵。她想過這也許是他胡編亂造的，隻是為了惹她生氣。但她很快就弄清楚了真相。在她大概二十五歲的時候，她的父母在車禍中去世，自那之後，一場關於財產分割的消耗戰就此打響。房子正式交接給了馬格納斯，而從那一刻起，她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她變成了自己家中的客人，還是不受歡迎的那一種。她被迫搬進了更狹小的房間。當馬格納斯遇到了弗朗西斯、並娶她為妻後——也就是戰爭結束的兩年後，她被委婉地勸說徹底從這裏搬出去。
她在倫敦度過了淒楚的一年，在貝斯沃特[2]租了一間逼仄的公寓，眼睜睜看著存款用盡。最後，她成了一名家庭教師。還有其他選擇嗎？像她這樣一個單身女人，能說一口還算流利的法語，會彈鋼琴，可以背誦所有大詩人的作品，卻沒有其他拿得出手的謀生技能，她還能做什麽呢？憑著一股子冒險的勁頭，她去了美國，先是波士頓，然後是華盛頓。她待過的兩個家庭實在是可怕，當然，他們對她視若糞土。即使在任何一個方麵，她都可以說是經驗豐富（雖然她自己從來沒有親口說過），也更高雅得體。還有那些熊孩子！在她眼裏，美國的兒童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沒有禮貌，沒有教養，也不聰慧。不過，所幸她的薪水還算不錯。她把自己賺的每一便士，每一美分都存了起來。十年後，在她終於忍無可忍時，得以重返家鄉。
家就是埃文河畔的薩克斯比村莊。在某種程度上，這裏是她最不想去的地方，但畢竟是她出生長大的地方，她還能去哪兒呢？難道她想後半輩子都在貝斯沃特的單人間裏度過嗎？幸運的是，當地的學校正好空出一個職位。她用全部積蓄勉強支付了房子的首付。當然，馬格納斯沒有幫她一把。她不是沒有想過向他開口。一開始，看見他開著車從那棟他們曾經居住過、玩耍過的大房子進進出出，她就氣不打一處來。她還拿著一把鑰匙，是她自己的鑰匙，可以打開府邸的正門，她從來沒有想過交還鑰匙，她永遠也不會這麽做。這把鑰匙象徵著她曾經失去的一切，但與此同時它也提醒著她，她完全有權利留在這裏。她生活在這裏，幾乎可以肯定會讓她的哥哥蒙羞。這能帶給她些許安慰。
酸楚和憤怒在克拉麗莎·派伊的身體裏翻湧不定。她強撐著身體，站在自家廚房裏。水壺扯開嗓門，已經在衝著她噝噝地冒白汽。她總是兩個人中更加聰明的那一個；是她，而不是馬格納斯。他上學的時候成績在班級裏總是墊底，成績單更是讓人不忍直視；而老師們卻都很喜歡她。他一貫懶散，因為他知道他有資本懶散，他沒有什麽好擔心的；而她卻得背井離鄉去找工作——任何工作，隻要可以讓她勉強度日。他擁有一切，而更讓人心寒的是，在他心裏她什麽都不是。為什麽她要參加這場葬禮？她突然想起，她哥哥一向與瑪麗·布萊基斯頓更加親近，而和她卻從來都沒有那麽親近過。老天啊！那個女人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清潔工而已！
除了一片小池塘，它幾乎與旁邊的那棟建築沒有分別。那片池塘是房子原先的主人辟出來的，裏麵養了一對很大歲數的金魚。埃文河畔的薩克斯比村莊由此分為窮人區和富人區，二者的區別再明顯不過；而她卻置身於錯的那部分。
她能買得起的隻有這棟房子。她漫不經心地打量著這間狹小而方正的廚房，目光掠過網格狀的窗簾、洋紅色的牆壁、窗台上的葉蘭，還有那枚掛在威爾斯梳妝檯上的小巧木頭十字架，那是她每天早上醒來看到的第一件物什。她瞥了一眼擺放在餐桌上還沒來得及收拾的餐具：一個盤子，一把刀，一個叉子和一罐剩下一半的金色碎屑[1]牌果醬。突然之間，強烈的情緒一時間湧上心頭，這些年她雖然已經漸漸適應，但她依然得竭力壓製才能按捺住這股衝動。她感到孤獨，她永遠都不該再回到這裏。她這一生就是一個笑話。
而所有這一切隻是因為十二分鍾。
十二分鍾。
她提起水壺，把它重重地扔在爐盤上，粗魯地擰開煤氣。這實在是不公平。一個人的一輩子怎麽能夠僅僅因為她出生的時機就被蓋棺定論？她小時候在派伊府邸生活時從來都沒有真正理解這一點。
她和馬格納斯是雙胞胎。他們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一同在殷實的家底和種種特權的庇護下幸福快樂地成長。富貴加身，他們往後的人生也不需要為生計發愁。她以前一直是這麽認為的，如今怎麽會淪落到現在這般田地？
她現在知道答案了。馬格納斯恰恰是最先向她揭曉答案的人，他說了什麽關於限定繼承的規定，家族幾個世紀以來都是如此。也就是說，這棟房子和全部的財產都歸他所有，隻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孩子，而爵位，當然也由他繼承，因為他是男性。任何人都無法改變這一局麵。她想過這也許是他胡編亂造的，隻是為了惹她生氣。但她很快就弄清楚了真相。在她大概二十五歲的時候，她的父母在車禍中去世，自那之後，一場關於財產分割的消耗戰就此打響。房子正式交接給了馬格納斯，而從那一刻起，她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她變成了自己家中的客人，還是不受歡迎的那一種。她被迫搬進了更狹小的房間。當馬格納斯遇到了弗朗西斯、並娶她為妻後——也就是戰爭結束的兩年後，她被委婉地勸說徹底從這裏搬出去。
她在倫敦度過了淒楚的一年，在貝斯沃特[2]租了一間逼仄的公寓，眼睜睜看著存款用盡。最後，她成了一名家庭教師。還有其他選擇嗎？像她這樣一個單身女人，能說一口還算流利的法語，會彈鋼琴，可以背誦所有大詩人的作品，卻沒有其他拿得出手的謀生技能，她還能做什麽呢？憑著一股子冒險的勁頭，她去了美國，先是波士頓，然後是華盛頓。她待過的兩個家庭實在是可怕，當然，他們對她視若糞土。即使在任何一個方麵，她都可以說是經驗豐富（雖然她自己從來沒有親口說過），也更高雅得體。還有那些熊孩子！在她眼裏，美國的兒童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沒有禮貌，沒有教養，也不聰慧。不過，所幸她的薪水還算不錯。她把自己賺的每一便士，每一美分都存了起來。十年後，在她終於忍無可忍時，得以重返家鄉。
家就是埃文河畔的薩克斯比村莊。在某種程度上，這裏是她最不想去的地方，但畢竟是她出生長大的地方，她還能去哪兒呢？難道她想後半輩子都在貝斯沃特的單人間裏度過嗎？幸運的是，當地的學校正好空出一個職位。她用全部積蓄勉強支付了房子的首付。當然，馬格納斯沒有幫她一把。她不是沒有想過向他開口。一開始，看見他開著車從那棟他們曾經居住過、玩耍過的大房子進進出出，她就氣不打一處來。她還拿著一把鑰匙，是她自己的鑰匙，可以打開府邸的正門，她從來沒有想過交還鑰匙，她永遠也不會這麽做。這把鑰匙象徵著她曾經失去的一切，但與此同時它也提醒著她，她完全有權利留在這裏。她生活在這裏，幾乎可以肯定會讓她的哥哥蒙羞。這能帶給她些許安慰。
酸楚和憤怒在克拉麗莎·派伊的身體裏翻湧不定。她強撐著身體，站在自家廚房裏。水壺扯開嗓門，已經在衝著她噝噝地冒白汽。她總是兩個人中更加聰明的那一個；是她，而不是馬格納斯。他上學的時候成績在班級裏總是墊底，成績單更是讓人不忍直視；而老師們卻都很喜歡她。他一貫懶散，因為他知道他有資本懶散，他沒有什麽好擔心的；而她卻得背井離鄉去找工作——任何工作，隻要可以讓她勉強度日。他擁有一切，而更讓人心寒的是，在他心裏她什麽都不是。為什麽她要參加這場葬禮？她突然想起，她哥哥一向與瑪麗·布萊基斯頓更加親近，而和她卻從來都沒有那麽親近過。老天啊！那個女人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清潔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