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當年杜舍母親葉鳳媛的殺人案，組織內部也有爭議。
“處決派”認為，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當年葉鳳媛殺人案的細節，也有很多站不住腳，當年都處決了犯罪分子，為什麽現在不可以？而“約束派”認為，那起案件發生在1983年，十多年前的技術手段，能夠達到的也就是當時的水準。所以，以當時的眼光來看，證據鏈條同樣是完善的，所以並沒有問題。隨著科技的發展，對警方的要求就越來越高，越來越希望社會法治上到一個新的台階。
爭議發生了很多次，但是誰也沒有能夠說服誰。
當然這幾份會議紀要也不全都是兩種意見的交鋒，還有一些內部調查會議的紀要。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在董樂被宣判死刑之前，守夜者組織的職權就已經被停止了。因為根據董樂的供述，他不僅盜用了傅元曼的數字身份證書侵入了組織內部係統，並製造了自己的假身份，而且還清楚地知道杜舍被押解的時間、航班號和目的地，甚至知道他們乘坐在飛機上的大致位置。
這個問題就嚴重了，因為這些信息是部裏下發的機密文件，而作為董樂這樣的組織內部實習生，是完全不可能接觸到的。
一個保密的組織連它的內部信息都不能做到保密，那麽要這個保密組織做什麽？此事牽涉甚廣，所以公安部決定，要求守夜者組織停職檢查。
寥寥幾份文件，也看不出當年守夜者組織經過了多少次檢查和內部調查，但依舊沒有一個明確的調查結果。
而結合去年傅元曼、蕭聞天和唐駿的那次談話，蕭望和蕭朗大概知道了幾位長輩心存憧憬的原因，那就是一種壯誌未酬而又恰逢時機的感受啊。他們瞬間也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壓力陡增。
顯而易見，從當年守夜者組織被停職開始，雖然沒有撤銷該組織的命令，但是一直也沒有恢復行使職權的命令，直到前不久的大沙盤演習。而在這漫漫二十幾年的時光裏，守夜者的老成員們幾乎全部離開了組織。
尤其是到1996年《刑訴法》修正案頒布實施後，那些持有“處決派”意見的成員更是紛紛辭職，有的下海經商，有的自謀職業。
唐駿也是在那段時間裏辭職，並應聘到大學去擔任心理學副教授的。而另一些守夜者組織成員，不願意離開警察隊伍，也不可能在這個名存實亡的組織內部閑著，所以通過組織程序，調離當時的崗位，到公安機關其他崗位上，繼續做著“背抵黑暗、守護光明”的活兒。蕭聞天就是如此，雖然當年因為押解過失受到組織上的嚴重警告處分後，他離開守夜者組織，去南安市公安局當了一名刑警，但經過二十多年的打拚，他破案無數、功勳累累，也最終成為南安市公安局的局長。
不論尋找了什麽樣的出路，在1996年3月份左右，守夜者組織就處於完全解散的狀態了。而五十二歲的守夜者組織組長傅元曼，在受到記大過處分、降職降級處分之後，也辦了病退的手續，成了一個空殼組織唯一堅守的光杆司令。
這些材料，把大家拉回了那個法製還不健全的時代，讓大家身臨其境，感受到了當年法治精神爭議過程中的硝煙，更是讓大家回顧了守夜者組織衰敗的歷史原因。現在年輕的他們需要重拾組織榮耀，卻不知道自己能否沿著先輩們的足跡，繼往開來。
“我總覺得，當年董樂的調查還是有科學依據的。”淩漠說，“以現在的心理學理論看，確實隻能證明杜舍有著明顯的人格缺陷，心理是很有問題的。但就像我之前說的那樣，他的精神並沒有什麽問題。”
“不管你的意見正確與否，我們還是得考慮法律時限的。”蕭望說。
“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可以通過詢問杜舍來獲取哪怕一丁點兒的信息？這也比毫無抓手要強得多。”淩漠說。
“對對對，問一下總比不問強。”蕭朗此時已經忘了之前也反對過淩漠這個建議的事情了。
“問一個精神病人幾十年前的故事？我擔心會誤導偵查。”蕭望遲疑道。
“我剛才說了，他可能精神上正常。”淩漠反駁道。
“看那筆記，就是沒病。”蕭朗說。
“還有就是我之前一直強調的‘社會功利性’。”淩漠說，“如果是意識不自知的人，很難做出有明確社會功利性的行為舉動。你還記得組長和我們說的故事嗎？當年在那個山洞裏，有麻繩。你說，殺人就殺人，為什麽要帶麻繩？”
蕭望摸著下巴，說：“既然有專業的精神病鑑定部門，那就應該以法律文書為主，合不合理就不是我們該考量的事情。”
“如果沒有互相監督、環環相扣，僅僅是自己幹自己的事情，那還有真正的正義嗎？”蕭朗搶著說道，“無論有多麽專業的鑑定文書，那也要辦案機關予以採信，才能有法律效力。”
“可是法律採信了。”蕭望說，“法官的判決依據就是這份鑑定書。”
蕭望繼續說：“我們與其質疑精神病鑑定，不如繼續固定我們現在的線索。”
“這倒也是。”蕭朗說。
“我還是需要爭取一下去詢問杜舍的機會。”淩漠再次轉頭對蕭望說。
“處決派”認為，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當年葉鳳媛殺人案的細節，也有很多站不住腳，當年都處決了犯罪分子，為什麽現在不可以？而“約束派”認為，那起案件發生在1983年，十多年前的技術手段，能夠達到的也就是當時的水準。所以，以當時的眼光來看，證據鏈條同樣是完善的，所以並沒有問題。隨著科技的發展，對警方的要求就越來越高，越來越希望社會法治上到一個新的台階。
爭議發生了很多次，但是誰也沒有能夠說服誰。
當然這幾份會議紀要也不全都是兩種意見的交鋒，還有一些內部調查會議的紀要。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在董樂被宣判死刑之前，守夜者組織的職權就已經被停止了。因為根據董樂的供述，他不僅盜用了傅元曼的數字身份證書侵入了組織內部係統，並製造了自己的假身份，而且還清楚地知道杜舍被押解的時間、航班號和目的地，甚至知道他們乘坐在飛機上的大致位置。
這個問題就嚴重了，因為這些信息是部裏下發的機密文件，而作為董樂這樣的組織內部實習生，是完全不可能接觸到的。
一個保密的組織連它的內部信息都不能做到保密，那麽要這個保密組織做什麽？此事牽涉甚廣，所以公安部決定，要求守夜者組織停職檢查。
寥寥幾份文件，也看不出當年守夜者組織經過了多少次檢查和內部調查，但依舊沒有一個明確的調查結果。
而結合去年傅元曼、蕭聞天和唐駿的那次談話，蕭望和蕭朗大概知道了幾位長輩心存憧憬的原因，那就是一種壯誌未酬而又恰逢時機的感受啊。他們瞬間也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壓力陡增。
顯而易見，從當年守夜者組織被停職開始，雖然沒有撤銷該組織的命令，但是一直也沒有恢復行使職權的命令，直到前不久的大沙盤演習。而在這漫漫二十幾年的時光裏，守夜者的老成員們幾乎全部離開了組織。
尤其是到1996年《刑訴法》修正案頒布實施後，那些持有“處決派”意見的成員更是紛紛辭職，有的下海經商，有的自謀職業。
唐駿也是在那段時間裏辭職，並應聘到大學去擔任心理學副教授的。而另一些守夜者組織成員，不願意離開警察隊伍，也不可能在這個名存實亡的組織內部閑著，所以通過組織程序，調離當時的崗位，到公安機關其他崗位上，繼續做著“背抵黑暗、守護光明”的活兒。蕭聞天就是如此，雖然當年因為押解過失受到組織上的嚴重警告處分後，他離開守夜者組織，去南安市公安局當了一名刑警，但經過二十多年的打拚，他破案無數、功勳累累，也最終成為南安市公安局的局長。
不論尋找了什麽樣的出路，在1996年3月份左右，守夜者組織就處於完全解散的狀態了。而五十二歲的守夜者組織組長傅元曼，在受到記大過處分、降職降級處分之後，也辦了病退的手續，成了一個空殼組織唯一堅守的光杆司令。
這些材料，把大家拉回了那個法製還不健全的時代，讓大家身臨其境，感受到了當年法治精神爭議過程中的硝煙，更是讓大家回顧了守夜者組織衰敗的歷史原因。現在年輕的他們需要重拾組織榮耀，卻不知道自己能否沿著先輩們的足跡，繼往開來。
“我總覺得，當年董樂的調查還是有科學依據的。”淩漠說，“以現在的心理學理論看，確實隻能證明杜舍有著明顯的人格缺陷，心理是很有問題的。但就像我之前說的那樣，他的精神並沒有什麽問題。”
“不管你的意見正確與否，我們還是得考慮法律時限的。”蕭望說。
“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可以通過詢問杜舍來獲取哪怕一丁點兒的信息？這也比毫無抓手要強得多。”淩漠說。
“對對對，問一下總比不問強。”蕭朗此時已經忘了之前也反對過淩漠這個建議的事情了。
“問一個精神病人幾十年前的故事？我擔心會誤導偵查。”蕭望遲疑道。
“我剛才說了，他可能精神上正常。”淩漠反駁道。
“看那筆記，就是沒病。”蕭朗說。
“還有就是我之前一直強調的‘社會功利性’。”淩漠說，“如果是意識不自知的人，很難做出有明確社會功利性的行為舉動。你還記得組長和我們說的故事嗎？當年在那個山洞裏，有麻繩。你說，殺人就殺人，為什麽要帶麻繩？”
蕭望摸著下巴，說：“既然有專業的精神病鑑定部門，那就應該以法律文書為主，合不合理就不是我們該考量的事情。”
“如果沒有互相監督、環環相扣，僅僅是自己幹自己的事情，那還有真正的正義嗎？”蕭朗搶著說道，“無論有多麽專業的鑑定文書，那也要辦案機關予以採信，才能有法律效力。”
“可是法律採信了。”蕭望說，“法官的判決依據就是這份鑑定書。”
蕭望繼續說：“我們與其質疑精神病鑑定，不如繼續固定我們現在的線索。”
“這倒也是。”蕭朗說。
“我還是需要爭取一下去詢問杜舍的機會。”淩漠再次轉頭對蕭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