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從壽縣回到南京，就邀楚文明去見蔡廷祥。
盡管蔡廷祥並不是自已真正的老師，但他照樣敬重他，崇拜他。
可是一打聽，蔡大師並不在南京，他和著名學者梁思成夫婦去了山西。
梁思成是國學大師梁啟超1的大兒子，考古學家，建築學家。梁思成的妻子叫林徽因，同樣熱愛建築，研究建築。兩人意趣相投。
還是在十年前，正在美國讀書的梁思成收到父親梁啟超寄來的一本“天書”《營造法式》，如獲至寶。
正是這本《營造法式》，把他夫婦倆引到了研究古建築的漫漫征途。
在人們眼裏，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民國學人中的神仙眷侶。這對著名的建築學家，為保護中國古建築而奔走的故事，對很多人而言，也是耳熟能詳。
而蔡大師是梁思成的老師，也即是說梁思成也是柯岩（實際是他爺爺）和楚文明的學兄。梁思成在美國給蔡大師寫信，希望回國能和老師一起為保護祖國古建築貢獻出一份力。
這次他們就是偕同前往山西尋找古建築的。
這是他們宏偉計劃中的第一步。而這個宏偉計劃卻與一個日本人的“挑釁”有關。
此事說來話長。
1930年6月，日本建築學家伊東忠太的“挑釁”，如同平地驚雷，令中國建築界五味雜陳。
伊東忠太是應邀到中國營造學社演講，他提出從文獻和遺物兩方麵研究中國建築，並建議兩國學者合作。
但他強調，中國學者應當以調查、研究文獻為主，而對中國古建築遺存的研究，則應由日本學者代勞。
一石激起千層浪。
中國營造學社成立於那年的三個月前，創辦人正是《營造法式》的發現者朱啟鈐。
朱啟鈐堅信，《營造法式》不僅是工匠的技術指南，更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意義：國家貧弱，士人對西學趨之若鶩，對自身的傳統卻視若無睹，甚至棄之如敝屣。
更為吊詭的是，中國古建築的風貌，反而吸引著海外建築學家紛至遝來，不斷研究甚至競相模仿。
因此，朱啟鈐深感這門“數千年之專門絕學”的重要性，而要傳承“絕學”，不僅要依靠工匠，士大夫也責無旁貸。
伊東忠太的態度當然令中國學人頗為尷尬，但是，不容否認的是，他揭示的正是中國建築界的症結所在。
——自古以來，建築在中國都被視為工匠之技，不受重視，而學者們習慣於鑽研古籍，皓首窮經，不願亦不屑進行田野考察。
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創刊號上，史學家瞿兌之發表了一篇紀念李誡的文章，希望學界從六個方向研究中國營造：
訓詁解釋、考據、考察製作流程、考察材料、社會經濟狀況和外來文化影響。
他的論述代表了中國學界研究古建築的態度和取向，而他倡導的這六個方向其實正符合伊東忠太對中國學者的界定——“以調查、研究文獻為主”。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學者的探索與研究方法。
關野貞、大村西崖、常盤大定等人的足跡遍及中國各地，伊東忠太更是如此。
因此上，無論年齡、思想還是實踐，伊東忠太都是亞洲建築史界的先行者。
他還是“建築”這個譯名的命名者。
早在1894年他就提議把英語中的architecture一詞翻譯為“建築”。
1902年，梁思成一歲時，伊東忠太已經開始了為期三年，橫跨中國、印度、土耳其和歐洲的考察之旅，並在四十六攝氏度的高溫中重新發現了被遺忘多年的雲岡石窟。
等到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時，伊東忠太已經給自己長達二十多年的調查與研究理清了頭緒，出版了《支那建築史》。
從某種程度上說，當時對中國古建築遺存的調查與記錄，乃至對中國建築史的總結與書寫，確實都是由日本學者代勞的。
中國古建築遺存的狀況同樣堪憂。日本不乏千年以上的木構建築，其建造時間相當於中國的隋唐時期，而鑒真和尚東渡在日本留下的招提寺更被視為國寶。
相形之下，20世紀初偌大的中國，卻找不到一處幸存的唐代木構。
不幸的是，基於多年的考察，關野貞宣稱，在日本還有三十多座建築的曆史長達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
而中國和朝鮮都不存在一千年以上的木構建築。
這個判斷同樣刺痛著中國學人，可是，他們似乎無從反駁，隻能感歎世事無常。
在日本人的“挑釁”下，中國學人將紛紛研究從“紙上”轉向“地上”，通過實地的田野考察，找尋中國大地上存留的古代建築，而梁思成與林徽因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蔡大師正是梁思成夫婦的堅決支持者和重要的參予者。
這次，他們就是前往山西尋找唐代建築。
蔡大師們的山西之行，一直到這年的十月份才結束。
十月底的一天，蔡大師和梁思成夫婦一行回到了南京。而這個時候，柯岩的軍訓隊訓練也圓滿結束。
知道蔡大師回到南京，柯岩就和楚文明去看望他。
在蔡大師的家裏，他們見到了蔡廷祥。
蔡廷祥明顯地消瘦了許多，可見山西之行進行的並不怎麽順利。一問，在山西的考察果然無功而返。
於是兩個學生就安慰老師，說下次他們再陪老師深入山西，一定會有所發現。
蔡廷祥詢問他倆壽縣之行的結果，那座李三古堆現在怎麽樣了哇？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注1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gd省廣州府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今gd省jm市新會區茶坑村）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bj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
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遊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bj協和醫院溘然長逝，終年56歲。
盡管蔡廷祥並不是自已真正的老師，但他照樣敬重他，崇拜他。
可是一打聽，蔡大師並不在南京，他和著名學者梁思成夫婦去了山西。
梁思成是國學大師梁啟超1的大兒子，考古學家，建築學家。梁思成的妻子叫林徽因，同樣熱愛建築，研究建築。兩人意趣相投。
還是在十年前，正在美國讀書的梁思成收到父親梁啟超寄來的一本“天書”《營造法式》，如獲至寶。
正是這本《營造法式》，把他夫婦倆引到了研究古建築的漫漫征途。
在人們眼裏，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民國學人中的神仙眷侶。這對著名的建築學家，為保護中國古建築而奔走的故事，對很多人而言，也是耳熟能詳。
而蔡大師是梁思成的老師，也即是說梁思成也是柯岩（實際是他爺爺）和楚文明的學兄。梁思成在美國給蔡大師寫信，希望回國能和老師一起為保護祖國古建築貢獻出一份力。
這次他們就是偕同前往山西尋找古建築的。
這是他們宏偉計劃中的第一步。而這個宏偉計劃卻與一個日本人的“挑釁”有關。
此事說來話長。
1930年6月，日本建築學家伊東忠太的“挑釁”，如同平地驚雷，令中國建築界五味雜陳。
伊東忠太是應邀到中國營造學社演講，他提出從文獻和遺物兩方麵研究中國建築，並建議兩國學者合作。
但他強調，中國學者應當以調查、研究文獻為主，而對中國古建築遺存的研究，則應由日本學者代勞。
一石激起千層浪。
中國營造學社成立於那年的三個月前，創辦人正是《營造法式》的發現者朱啟鈐。
朱啟鈐堅信，《營造法式》不僅是工匠的技術指南，更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意義：國家貧弱，士人對西學趨之若鶩，對自身的傳統卻視若無睹，甚至棄之如敝屣。
更為吊詭的是，中國古建築的風貌，反而吸引著海外建築學家紛至遝來，不斷研究甚至競相模仿。
因此，朱啟鈐深感這門“數千年之專門絕學”的重要性，而要傳承“絕學”，不僅要依靠工匠，士大夫也責無旁貸。
伊東忠太的態度當然令中國學人頗為尷尬，但是，不容否認的是，他揭示的正是中國建築界的症結所在。
——自古以來，建築在中國都被視為工匠之技，不受重視，而學者們習慣於鑽研古籍，皓首窮經，不願亦不屑進行田野考察。
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創刊號上，史學家瞿兌之發表了一篇紀念李誡的文章，希望學界從六個方向研究中國營造：
訓詁解釋、考據、考察製作流程、考察材料、社會經濟狀況和外來文化影響。
他的論述代表了中國學界研究古建築的態度和取向，而他倡導的這六個方向其實正符合伊東忠太對中國學者的界定——“以調查、研究文獻為主”。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學者的探索與研究方法。
關野貞、大村西崖、常盤大定等人的足跡遍及中國各地，伊東忠太更是如此。
因此上，無論年齡、思想還是實踐，伊東忠太都是亞洲建築史界的先行者。
他還是“建築”這個譯名的命名者。
早在1894年他就提議把英語中的architecture一詞翻譯為“建築”。
1902年，梁思成一歲時，伊東忠太已經開始了為期三年，橫跨中國、印度、土耳其和歐洲的考察之旅，並在四十六攝氏度的高溫中重新發現了被遺忘多年的雲岡石窟。
等到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時，伊東忠太已經給自己長達二十多年的調查與研究理清了頭緒，出版了《支那建築史》。
從某種程度上說，當時對中國古建築遺存的調查與記錄，乃至對中國建築史的總結與書寫，確實都是由日本學者代勞的。
中國古建築遺存的狀況同樣堪憂。日本不乏千年以上的木構建築，其建造時間相當於中國的隋唐時期，而鑒真和尚東渡在日本留下的招提寺更被視為國寶。
相形之下，20世紀初偌大的中國，卻找不到一處幸存的唐代木構。
不幸的是，基於多年的考察，關野貞宣稱，在日本還有三十多座建築的曆史長達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
而中國和朝鮮都不存在一千年以上的木構建築。
這個判斷同樣刺痛著中國學人，可是，他們似乎無從反駁，隻能感歎世事無常。
在日本人的“挑釁”下，中國學人將紛紛研究從“紙上”轉向“地上”，通過實地的田野考察，找尋中國大地上存留的古代建築，而梁思成與林徽因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蔡大師正是梁思成夫婦的堅決支持者和重要的參予者。
這次，他們就是前往山西尋找唐代建築。
蔡大師們的山西之行，一直到這年的十月份才結束。
十月底的一天，蔡大師和梁思成夫婦一行回到了南京。而這個時候，柯岩的軍訓隊訓練也圓滿結束。
知道蔡大師回到南京，柯岩就和楚文明去看望他。
在蔡大師的家裏，他們見到了蔡廷祥。
蔡廷祥明顯地消瘦了許多，可見山西之行進行的並不怎麽順利。一問，在山西的考察果然無功而返。
於是兩個學生就安慰老師，說下次他們再陪老師深入山西，一定會有所發現。
蔡廷祥詢問他倆壽縣之行的結果，那座李三古堆現在怎麽樣了哇？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注1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gd省廣州府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今gd省jm市新會區茶坑村）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bj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
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遊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bj協和醫院溘然長逝，終年5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