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文以載道，一脈相承的漢字
掌洞天福地，建人間仙國 作者：闌風伏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夏先衍考察完殷墟遺址的靈源後，並沒有離開安陽，而是去了安陽的華夏文字博物館。這裏展示了華夏民族一脈相承的文字和燦爛的文化。
一以貫之的漢字係統傳承了華夏文明。
文以載道，文字承載著人類的思想和智慧，而漢字更是承載著華夏文明的大道。這也就是為何夏先衍可以以筆墨紙硯的方式將修行天道的功法記錄在了宣紙之上。而宣紙不負眾望，承載住了功法所蘊含的神韻。
泱泱中華，曆史悠久，文明博大。華夏文明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就是連續性，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
華夏文明為什麽會如此生生不息、曆久彌新？
答案或許就隱藏在那橫豎撇捺之間。漢字，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更是一種文化傳承的載體。從甲骨文到楷書，漢字經曆了漫長的演變曆程，始終貫穿其中。每一個漢字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反映了古人對自然、社會和人生的認識與思考。
在華夏文明的發展曆程中，漢字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文學藝術、哲學宗教還是科學技術，漢字都是這些領域的基石。它讓人們能夠記錄曆史、傳播知識、表達情感，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繁榮。同時，漢字也是華夏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無論身在何處，隻要看到熟悉的漢字，就能感受到那份濃濃的鄉情和親情。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漢字源遠流長，在世界文字體係中，作為古老自源的表意文字係統，是古老文字中唯一未曾間斷、沿用至今的文字。
自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等演變至今，曆經數千年而不衰，其形態雖有所變化，但基本構造和表意功能卻始終保持相對穩定。
這種穩定性和連續性，使得漢字能夠跨越時空的界限，成為連接古今、溝通南北、承載華夏民族共同記憶的重要工具。蘊藏著華夏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基因，形塑了華夏民族共同體的基質結構，成為華夏人文化自信的深厚底氣。
文以載道，以文字為載體的表達形式，承載著傳播真理、道義、思想或文化的使命。
華夏文字博物館基本陳列以世界文字為背景，以漢字為主幹，以少數民族文字為重要組成部分，薈萃曆代華夏文字樣本精華，講解華夏文字的構形特征和演化曆程。
華夏民族一脈相承的漢字，漢字起源於史前華夏大地，其創製可追溯到母係氏族時期，即傳說中的三皇時代，距今約10,000年至5,500年。
這個時期的漢字屬於當時華夏文字的一種，具有象形與指事兩種類型的特點。隨著社會的進步，漢字逐漸發展成熟，到父係氏族時期（五帝時期），距今約5,500年至4,000年，漢字已經具備了較為完善的形式和體係。
漢字從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到小篆、隸書、楷書，經曆了漫長的演變過程。每個階段的漢字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風貌和文化特色。
漢字的起源，字法自然
漢字的起源在華夏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古代神話傳說即倉頡造字，另一種是關於文字起源的科學描述。倉頡看到鳥、獸的蹄印各不相同，受到啟發創造出許多象形文字流傳人間。
甲骨紀事，甲骨上的文字
出土於中州舞陽賈湖遺址的一片龜腹甲，距今已有8000年以上的曆史。在上麵發現了一個看上去像現代記數符號“八”的刻畫符號，屬裴李崗文化早期的刻畫符號。這是目前華夏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刻畫符號之一，有的學者認為它與漢字起源有一定聯係。
漢字的多種多樣的載體，物以載文。
作冊兄鼎，中州安陽殷墟出土，高22.1厘米，口徑15.7厘米，腹徑16厘米。銘文為“作冊兄”三個字。在當時“作冊”多為史官；第二個銘文“冊”字像用繩子穿起的竹簡，指編冊立著；最後一個字“兄”是史官的名字。這件銅器的造型非常奇特，從整體看如三個象首相連，鼎足如同象鼻。上下以連珠紋裝飾，腹部刻畫著三組獸麵紋。
壺多為盛酒或盛水器，流行於商至漢代。華夏現存西周青銅壺成對出現的極為罕見，賈伯壺不僅成對，而且器型完整，整體線條流暢優美，紋飾華麗，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西周晚期青銅器之一。在壺蓋口上鑄有8行33字，證實了賈國的國君是《左傳》中所記載的“賈伯”，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書同文，文字的一統
春秋戰國時期文字紛繁複雜，形成了齊、燕、晉、楚、秦五大文字體係。除了秦係文字較多地繼承了商周文字的特點外，其他四種體係的文字都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所以統一文字勢在必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華夏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秦朝。他命令李斯、趙高和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以簡化以後的“小篆”作為標準字體，通行全國。
漢字字體的演變，從隸到楷
兩漢四百餘年間，書體由籀篆變為隸書，由隸書變為章草、楷書、行書。至漢末，華夏漢字書體已基本齊備。漢魏時期漢字字體的不斷變化，為華夏漢字書法藝術的蓬勃發展開辟了道路，漢代是簡帛使用的鼎盛時代，這個時期的簡帛發現不僅地域廣闊，數量巨大，而且內容豐富，字體多樣，充分反映了隸書已從秦隸中規範出自己的構型規律，形成了成熟的隸書風範，同時也反映了漢字從隸書到楷書的演變過程。
說文解字，說字傳義
漢字研究始於許慎。許慎是東漢時期著名的經學家、文字學家，他自幼喜好書法，尤其善於小篆，在習字之餘，對古字的由來產生極大興趣。於是潛心研究古字，終於寫成《說文解字》一書，成為華夏第一部係統研究和解釋古代漢字的重要著作。
多民族的文字，拾文遺彩
華夏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也是世界上文字種類最豐富的國家，從遠古到19世紀末，華夏大地上出現過近40種少數民族文字。根據華夏少數民族文字創製時間、使用範圍和改進發展情況，大致可分為古代民族文字、傳統民族文字、新創與改進民族文字等類別。
承古傳今
古代民族文字是指華夏古代曆史上創造或從域外傳入的民族文字。這些文字曾用於特定的曆史時期，在曆史上發揮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後因使用這些文字的民族群體分化融合或語言轉用等而停止使用並逐漸消失。
20世紀50年代以後,政府幫助創製和改進了部分少數民族文字。這些民族文字共有17種，包括新創的壯文、布依文、羌文等。解放以後，遵照中央政府關於幫助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的指示，語言學家和壯族民族語言工作者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之後，於1957年由國務院批準為正式文字。
印刷術起源
印刷術是華夏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經曆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個發展階段。它的發明，使手工抄寫變為機械複製，開啟了書籍複製的新方式，降低了人們獲取知識信息的成本，對華夏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世界文化的傳播與交流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漢字作為華夏民族的文字符號，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傳承的載體。
漢字的書寫載體在曆史長河中經曆了豐富的演變，從最早的陶器、龜甲獸骨，到後來的青銅器、簡牘、帛書，再到紙張，每一種載體都承載著漢字的發展與傳承。
甲骨刻辭
甲骨文是商、西周時期刻在龜甲、獸骨上用於記錄占卜內容的文字，是華夏目前已發現最早的文字體係，其中以殷商甲骨文最具代表性。甲骨刻辭多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筆畫瘦硬方直，線條無論粗細都遒勁而又富有立體感，書寫風格也隨著時期的不同而迥異。
被譽為“甲骨之王”的《土方征塗朱卜骨刻辭》非常具有代表性。該骨片現藏於華夏國家博物館，正反麵刻滿卜辭，字形較大，字口塗朱，書風雄渾，筆畫粗壯遒勁，可以與王羲之的《蘭亭序》相提並論，是甲骨文書法學習者最好的“法帖”之一。
青銅銘文
青銅又稱“金”，青銅器上的銘文又被稱為“金文”，相較於甲骨文，金文風格端莊渾穆極富廟堂氣息。青銅銘文戰國以前以鑄銘為主，戰國時期刻銘增多。
戰國後期青銅器刻銘開始增多，1977年出土於冀州省平山戰國中山王墓中的《中山王方壺》就是極具代表性的器物。此壺現藏於冀州省博物館，器物外壁鐫刻長篇銘文，每麵 10 行，共計 450 字。
記述了中山王十四年，中山伐燕獲得勝利後鑄此壺，頌揚了中山相邦伐燕的功績，闡述了鞏固政權的重要性和立國安邦的道理。銘文鐫刻技術精湛，橫筆短勁而豎筆多長曲。豎畫向下有懸針之筆，流暢修長，重心向上，極富裝飾性，是戰國晚期金文珍寶。
太師虘簋
“太師”是官職的名稱，相當於卿大夫級別。“虘”是人名，這件器物的蓋子上有銘文7行70個字。內容大意是正月既望甲午日，王召太師虘入門，賞賜給他一件虎皮袍子，太師虘認為這件事情非常榮耀就記錄了下來。在商周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但是像這樣完整記錄年月日的僅有30餘件。銘文字形相較於甲骨刻辭，字形更加規整，結體更加嚴謹，布局也更加勻稱。
石刻書法
“以石代金，同乎不朽”。祖先將文字鏤於金、石，最初目的都是為了文字所承載的內容能長久地保存流傳。由於石材具有質地堅固、鑿取方便、幅麵開闊、易於刻製、位置靈活、便於留存等諸多優勢，漸漸的取代了青銅銘文的曆史地位。
石鼓文
石刻文字最早見於商代的石磬和玉器。春秋戰國時期，以《石鼓文》為代表的少量刻石作品篇幅顯著增長。石鼓文被譽為石刻之祖，因刻於十隻鼓形花崗岩石墩之上，故稱之為“石鼓文”。每隻石鼓上有一首四言詩，記述了秦公遊獵的內容。它是由大篆向小篆演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這些石鼓文對於周秦曆史、金石學、文字學、文學史和書法史研究，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慈寺寺碑》全稱《大唐皇帝等慈寺之碑》，相傳是唐代顏師古撰文，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曆史。碑文記錄了秦王李世民僅憑數千精兵大敗竇建德十萬大軍的虎牢之戰和建寺立碑的原因，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 碑文布局章法有行有列，疏闊清朗。當代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曾說：“學習此碑，無論再學魏碑或成熟的唐楷，都非常方便，有左右逢源之妙。”
簡牘文書
在紙張出現之前，華夏文字書寫、記錄的主要載體就是簡牘。竹製為簡，木質為牘，或曰窄為簡，寬為牘。內容多為文書、典籍，用筆清晰可辨，墨色墨氣可感。
字體從古文到行草，應時代變化而分派。秦簡質樸，楚簡浪漫，漢簡開張，時代不同，書風迥異，絢麗多姿，自然成趣，成為華夏書法史上靚麗的一筆。
五道口職業技術學院於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戰國竹簡，約有2500枚，形製多樣，文字多為楚係風格。這些簡是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的，未經\"焚書坑儒\"影響，所以能夠最大限度地展現先秦古籍的狀態，研究它們有助於了解華夏文化的初期麵貌和發展脈絡。
博物館展示的這兩枚為《楚居》篇，為楚國史官所寫，詳細記載兩千三百多年以前從楚祖到楚肅王之間，曆代遷徙路線及楚國國名來源，可謂是一部楚國史書。該篇字跡書寫工整，文字結構緊湊，運筆流暢，筆畫間呼應可見，十分具有動感。
縑文帛書
竹木製作而成的簡牘，雖然易得但過於笨重，同時期還出現了一種質地輕軟、便於攜帶的載體——縑帛。在帛上書寫文字稱為帛書。帛用於書寫，源於春秋，盛於兩漢，與簡牘和紙等書寫載體並存。
代表文物，鴨頭丸帖
這幅是王獻之的行草代表作，也是唯一的絹本傳世真跡，內容為他給友人的一封便劄，像現在通過聊天軟件給朋友發的消息，隻有兩行 15 字。帖文內容：“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
從這一帖的語氣來看，應當是有人已服用過鴨頭丸，但感到效果不好，因此告訴過王獻之這個情況，王獻之服後，覺得果然如來信所說，所以回信約這位朋友明天聚會並向其求教。明末清初鑒藏家吳其貞曾稱此帖：“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
紙書翰墨
縑帛書寫價格昂貴，漢代紙張的發明，為書寫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材料。書寫材料的進步也使書寫風貌煥然一新,不論是官方文書、私人信劄，還是文人手稿、高堂大軸，使漢字書寫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多樣。
代表文物，蘭亭序
王羲之的《蘭亭序》，它被尊為“天下第一行書”。遺憾是原作無處可尋，圖片展示的《蘭亭序》墨本，是唐代馮承素奉旨於蘭亭真跡上雙鉤所摹而成，原物藏於故宮博物院。
主要記錄了晉穆帝永和九年農曆三月三日的上巳節，依照習俗、臨水而祭，祓除不祥，即這篇文章裏說的“修禊事也”。名滿天下的謝安等文人雅士，以及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等41人，匯聚於蘭亭。曲水流觴、賦詩詠懷。
一共寫下了37篇詩作並匯集成冊，大家一致推舉王羲之寫序，這就有了這篇傳頌千古的《蘭亭序》。王羲之寫這篇文章時，已是51歲，書法風格臻於佳境爐火純青，是他書風成熟時期的代表作品。
全篇用筆如有神助，遒媚灑脫，逸氣滿紙，縱橫開闔，萬千變化，20個“之”字更是變化多樣、各具形態，歎為觀止。後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賦》一文中“翩若驚鴻, 婉若遊龍”, 來盛讚王羲之的書法之美。
華夏曆史上著名的五位語言文字學家，他們分別是東漢許慎 著有《說文解字》、兩晉郭璞 著有《爾雅注》、南朝梁顧野王 著有《玉篇》、隋陸法言著 有《切韻》 、清段玉裁 著有《說文解字注》，他們憑著一腔熱血和執著寫下一部部鴻篇巨製，正是這批學人的代代傳承，才有華夏文字學的發展繁榮，才有漢字的曆久彌新。
漢字記錄了華夏波瀾壯闊的輝煌曆史、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華夏優秀傳統道德觀念、璀璨的文學藝術、燦爛的發明創造、生產生活的智慧等，使華夏文明代代相傳，曆久彌新。無論曆史長河經曆多少曲折，漢字體係一直保持基本穩定，猶如定海神針，維係了中華文化的根脈，推進了華夏文明的傳承發展。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一以貫之的漢字係統傳承了華夏文明。
文以載道，文字承載著人類的思想和智慧，而漢字更是承載著華夏文明的大道。這也就是為何夏先衍可以以筆墨紙硯的方式將修行天道的功法記錄在了宣紙之上。而宣紙不負眾望，承載住了功法所蘊含的神韻。
泱泱中華，曆史悠久，文明博大。華夏文明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就是連續性，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
華夏文明為什麽會如此生生不息、曆久彌新？
答案或許就隱藏在那橫豎撇捺之間。漢字，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更是一種文化傳承的載體。從甲骨文到楷書，漢字經曆了漫長的演變曆程，始終貫穿其中。每一個漢字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反映了古人對自然、社會和人生的認識與思考。
在華夏文明的發展曆程中，漢字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文學藝術、哲學宗教還是科學技術，漢字都是這些領域的基石。它讓人們能夠記錄曆史、傳播知識、表達情感，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繁榮。同時，漢字也是華夏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無論身在何處，隻要看到熟悉的漢字，就能感受到那份濃濃的鄉情和親情。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漢字源遠流長，在世界文字體係中，作為古老自源的表意文字係統，是古老文字中唯一未曾間斷、沿用至今的文字。
自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等演變至今，曆經數千年而不衰，其形態雖有所變化，但基本構造和表意功能卻始終保持相對穩定。
這種穩定性和連續性，使得漢字能夠跨越時空的界限，成為連接古今、溝通南北、承載華夏民族共同記憶的重要工具。蘊藏著華夏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基因，形塑了華夏民族共同體的基質結構，成為華夏人文化自信的深厚底氣。
文以載道，以文字為載體的表達形式，承載著傳播真理、道義、思想或文化的使命。
華夏文字博物館基本陳列以世界文字為背景，以漢字為主幹，以少數民族文字為重要組成部分，薈萃曆代華夏文字樣本精華，講解華夏文字的構形特征和演化曆程。
華夏民族一脈相承的漢字，漢字起源於史前華夏大地，其創製可追溯到母係氏族時期，即傳說中的三皇時代，距今約10,000年至5,500年。
這個時期的漢字屬於當時華夏文字的一種，具有象形與指事兩種類型的特點。隨著社會的進步，漢字逐漸發展成熟，到父係氏族時期（五帝時期），距今約5,500年至4,000年，漢字已經具備了較為完善的形式和體係。
漢字從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到小篆、隸書、楷書，經曆了漫長的演變過程。每個階段的漢字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風貌和文化特色。
漢字的起源，字法自然
漢字的起源在華夏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古代神話傳說即倉頡造字，另一種是關於文字起源的科學描述。倉頡看到鳥、獸的蹄印各不相同，受到啟發創造出許多象形文字流傳人間。
甲骨紀事，甲骨上的文字
出土於中州舞陽賈湖遺址的一片龜腹甲，距今已有8000年以上的曆史。在上麵發現了一個看上去像現代記數符號“八”的刻畫符號，屬裴李崗文化早期的刻畫符號。這是目前華夏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刻畫符號之一，有的學者認為它與漢字起源有一定聯係。
漢字的多種多樣的載體，物以載文。
作冊兄鼎，中州安陽殷墟出土，高22.1厘米，口徑15.7厘米，腹徑16厘米。銘文為“作冊兄”三個字。在當時“作冊”多為史官；第二個銘文“冊”字像用繩子穿起的竹簡，指編冊立著；最後一個字“兄”是史官的名字。這件銅器的造型非常奇特，從整體看如三個象首相連，鼎足如同象鼻。上下以連珠紋裝飾，腹部刻畫著三組獸麵紋。
壺多為盛酒或盛水器，流行於商至漢代。華夏現存西周青銅壺成對出現的極為罕見，賈伯壺不僅成對，而且器型完整，整體線條流暢優美，紋飾華麗，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西周晚期青銅器之一。在壺蓋口上鑄有8行33字，證實了賈國的國君是《左傳》中所記載的“賈伯”，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書同文，文字的一統
春秋戰國時期文字紛繁複雜，形成了齊、燕、晉、楚、秦五大文字體係。除了秦係文字較多地繼承了商周文字的特點外，其他四種體係的文字都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所以統一文字勢在必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華夏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秦朝。他命令李斯、趙高和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以簡化以後的“小篆”作為標準字體，通行全國。
漢字字體的演變，從隸到楷
兩漢四百餘年間，書體由籀篆變為隸書，由隸書變為章草、楷書、行書。至漢末，華夏漢字書體已基本齊備。漢魏時期漢字字體的不斷變化，為華夏漢字書法藝術的蓬勃發展開辟了道路，漢代是簡帛使用的鼎盛時代，這個時期的簡帛發現不僅地域廣闊，數量巨大，而且內容豐富，字體多樣，充分反映了隸書已從秦隸中規範出自己的構型規律，形成了成熟的隸書風範，同時也反映了漢字從隸書到楷書的演變過程。
說文解字，說字傳義
漢字研究始於許慎。許慎是東漢時期著名的經學家、文字學家，他自幼喜好書法，尤其善於小篆，在習字之餘，對古字的由來產生極大興趣。於是潛心研究古字，終於寫成《說文解字》一書，成為華夏第一部係統研究和解釋古代漢字的重要著作。
多民族的文字，拾文遺彩
華夏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也是世界上文字種類最豐富的國家，從遠古到19世紀末，華夏大地上出現過近40種少數民族文字。根據華夏少數民族文字創製時間、使用範圍和改進發展情況，大致可分為古代民族文字、傳統民族文字、新創與改進民族文字等類別。
承古傳今
古代民族文字是指華夏古代曆史上創造或從域外傳入的民族文字。這些文字曾用於特定的曆史時期，在曆史上發揮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後因使用這些文字的民族群體分化融合或語言轉用等而停止使用並逐漸消失。
20世紀50年代以後,政府幫助創製和改進了部分少數民族文字。這些民族文字共有17種，包括新創的壯文、布依文、羌文等。解放以後，遵照中央政府關於幫助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的指示，語言學家和壯族民族語言工作者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之後，於1957年由國務院批準為正式文字。
印刷術起源
印刷術是華夏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經曆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個發展階段。它的發明，使手工抄寫變為機械複製，開啟了書籍複製的新方式，降低了人們獲取知識信息的成本，對華夏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世界文化的傳播與交流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漢字作為華夏民族的文字符號，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傳承的載體。
漢字的書寫載體在曆史長河中經曆了豐富的演變，從最早的陶器、龜甲獸骨，到後來的青銅器、簡牘、帛書，再到紙張，每一種載體都承載著漢字的發展與傳承。
甲骨刻辭
甲骨文是商、西周時期刻在龜甲、獸骨上用於記錄占卜內容的文字，是華夏目前已發現最早的文字體係，其中以殷商甲骨文最具代表性。甲骨刻辭多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筆畫瘦硬方直，線條無論粗細都遒勁而又富有立體感，書寫風格也隨著時期的不同而迥異。
被譽為“甲骨之王”的《土方征塗朱卜骨刻辭》非常具有代表性。該骨片現藏於華夏國家博物館，正反麵刻滿卜辭，字形較大，字口塗朱，書風雄渾，筆畫粗壯遒勁，可以與王羲之的《蘭亭序》相提並論，是甲骨文書法學習者最好的“法帖”之一。
青銅銘文
青銅又稱“金”，青銅器上的銘文又被稱為“金文”，相較於甲骨文，金文風格端莊渾穆極富廟堂氣息。青銅銘文戰國以前以鑄銘為主，戰國時期刻銘增多。
戰國後期青銅器刻銘開始增多，1977年出土於冀州省平山戰國中山王墓中的《中山王方壺》就是極具代表性的器物。此壺現藏於冀州省博物館，器物外壁鐫刻長篇銘文，每麵 10 行，共計 450 字。
記述了中山王十四年，中山伐燕獲得勝利後鑄此壺，頌揚了中山相邦伐燕的功績，闡述了鞏固政權的重要性和立國安邦的道理。銘文鐫刻技術精湛，橫筆短勁而豎筆多長曲。豎畫向下有懸針之筆，流暢修長，重心向上，極富裝飾性，是戰國晚期金文珍寶。
太師虘簋
“太師”是官職的名稱，相當於卿大夫級別。“虘”是人名，這件器物的蓋子上有銘文7行70個字。內容大意是正月既望甲午日，王召太師虘入門，賞賜給他一件虎皮袍子，太師虘認為這件事情非常榮耀就記錄了下來。在商周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但是像這樣完整記錄年月日的僅有30餘件。銘文字形相較於甲骨刻辭，字形更加規整，結體更加嚴謹，布局也更加勻稱。
石刻書法
“以石代金，同乎不朽”。祖先將文字鏤於金、石，最初目的都是為了文字所承載的內容能長久地保存流傳。由於石材具有質地堅固、鑿取方便、幅麵開闊、易於刻製、位置靈活、便於留存等諸多優勢，漸漸的取代了青銅銘文的曆史地位。
石鼓文
石刻文字最早見於商代的石磬和玉器。春秋戰國時期，以《石鼓文》為代表的少量刻石作品篇幅顯著增長。石鼓文被譽為石刻之祖，因刻於十隻鼓形花崗岩石墩之上，故稱之為“石鼓文”。每隻石鼓上有一首四言詩，記述了秦公遊獵的內容。它是由大篆向小篆演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這些石鼓文對於周秦曆史、金石學、文字學、文學史和書法史研究，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慈寺寺碑》全稱《大唐皇帝等慈寺之碑》，相傳是唐代顏師古撰文，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曆史。碑文記錄了秦王李世民僅憑數千精兵大敗竇建德十萬大軍的虎牢之戰和建寺立碑的原因，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 碑文布局章法有行有列，疏闊清朗。當代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曾說：“學習此碑，無論再學魏碑或成熟的唐楷，都非常方便，有左右逢源之妙。”
簡牘文書
在紙張出現之前，華夏文字書寫、記錄的主要載體就是簡牘。竹製為簡，木質為牘，或曰窄為簡，寬為牘。內容多為文書、典籍，用筆清晰可辨，墨色墨氣可感。
字體從古文到行草，應時代變化而分派。秦簡質樸，楚簡浪漫，漢簡開張，時代不同，書風迥異，絢麗多姿，自然成趣，成為華夏書法史上靚麗的一筆。
五道口職業技術學院於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戰國竹簡，約有2500枚，形製多樣，文字多為楚係風格。這些簡是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的，未經\"焚書坑儒\"影響，所以能夠最大限度地展現先秦古籍的狀態，研究它們有助於了解華夏文化的初期麵貌和發展脈絡。
博物館展示的這兩枚為《楚居》篇，為楚國史官所寫，詳細記載兩千三百多年以前從楚祖到楚肅王之間，曆代遷徙路線及楚國國名來源，可謂是一部楚國史書。該篇字跡書寫工整，文字結構緊湊，運筆流暢，筆畫間呼應可見，十分具有動感。
縑文帛書
竹木製作而成的簡牘，雖然易得但過於笨重，同時期還出現了一種質地輕軟、便於攜帶的載體——縑帛。在帛上書寫文字稱為帛書。帛用於書寫，源於春秋，盛於兩漢，與簡牘和紙等書寫載體並存。
代表文物，鴨頭丸帖
這幅是王獻之的行草代表作，也是唯一的絹本傳世真跡，內容為他給友人的一封便劄，像現在通過聊天軟件給朋友發的消息，隻有兩行 15 字。帖文內容：“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
從這一帖的語氣來看，應當是有人已服用過鴨頭丸，但感到效果不好，因此告訴過王獻之這個情況，王獻之服後，覺得果然如來信所說，所以回信約這位朋友明天聚會並向其求教。明末清初鑒藏家吳其貞曾稱此帖：“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
紙書翰墨
縑帛書寫價格昂貴，漢代紙張的發明，為書寫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材料。書寫材料的進步也使書寫風貌煥然一新,不論是官方文書、私人信劄，還是文人手稿、高堂大軸，使漢字書寫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多樣。
代表文物，蘭亭序
王羲之的《蘭亭序》，它被尊為“天下第一行書”。遺憾是原作無處可尋，圖片展示的《蘭亭序》墨本，是唐代馮承素奉旨於蘭亭真跡上雙鉤所摹而成，原物藏於故宮博物院。
主要記錄了晉穆帝永和九年農曆三月三日的上巳節，依照習俗、臨水而祭，祓除不祥，即這篇文章裏說的“修禊事也”。名滿天下的謝安等文人雅士，以及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等41人，匯聚於蘭亭。曲水流觴、賦詩詠懷。
一共寫下了37篇詩作並匯集成冊，大家一致推舉王羲之寫序，這就有了這篇傳頌千古的《蘭亭序》。王羲之寫這篇文章時，已是51歲，書法風格臻於佳境爐火純青，是他書風成熟時期的代表作品。
全篇用筆如有神助，遒媚灑脫，逸氣滿紙，縱橫開闔，萬千變化，20個“之”字更是變化多樣、各具形態，歎為觀止。後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賦》一文中“翩若驚鴻, 婉若遊龍”, 來盛讚王羲之的書法之美。
華夏曆史上著名的五位語言文字學家，他們分別是東漢許慎 著有《說文解字》、兩晉郭璞 著有《爾雅注》、南朝梁顧野王 著有《玉篇》、隋陸法言著 有《切韻》 、清段玉裁 著有《說文解字注》，他們憑著一腔熱血和執著寫下一部部鴻篇巨製，正是這批學人的代代傳承，才有華夏文字學的發展繁榮，才有漢字的曆久彌新。
漢字記錄了華夏波瀾壯闊的輝煌曆史、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華夏優秀傳統道德觀念、璀璨的文學藝術、燦爛的發明創造、生產生活的智慧等，使華夏文明代代相傳，曆久彌新。無論曆史長河經曆多少曲折，漢字體係一直保持基本穩定，猶如定海神針，維係了中華文化的根脈，推進了華夏文明的傳承發展。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