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美學的內涵
對於新美學其具體內涵，中西方眾多學派各執一詞，未有統一確切的定論，但歸根結底，總是相較“過去的美學”而言的，因此，正如美學被定義為“關於美的問題的研究”，在大方向上，新美學即以“關於美的研究的新的範式[36]”被接受。
新美學的概念最初於西方興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晚期至九十年代早期，“文化戰爭”掀起了“反美學[37]”的高潮，其觀點之下，審美的特殊性受到質疑，“審美”不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對象，美學意識形態之外的作用遭受否認，其存在價值亦為之撼動。“新美學”即在此時作為“反美學”的對立麵應運而生。在審美特殊性的問題上，“新美學”以堅定的態度達成了對十二世紀以前之美學——即所謂“舊美學”的回歸；而與此同時，也自與“反美學”的交鋒中汲取養分，在“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38]”間達成了“新本質主義”的和解。
在“新美學”的概念在國內興起之後，其內涵又以我國國情為憑依，生出新的特質。我國美學觀點比之“純粹美”更加重視“社會美”或者說是“生活美”的研究，且自誕生之初便與文藝緊密結合，如是“羊大為美”、“大音希聲”、“言不盡意”及“神形皆備”等觀點，往往既屬美學，也被納入文學理論範疇，言而總之，我國美學自古以來更注重實踐，關注本民族的具體曆史情境。但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美學也勢必逐步淡化其國界，在國際範圍中產生共鳴，因而我國當代美學亟待找尋到一個具體曆史情境與審美特殊性的切合點。相對排斥具體情境的西方舊美學及將本質主義與曆時性對立的反美學皆未能應和其需要，而新興的要求在具體情境之中探索審美特殊性的“新美學”，反而為中國美學的發展方向提供了思路，由此，獨具中國特色的新美學觀點漸趨形成。
簡而言之，新美學是區別於二十世紀及之前的美學而言的，在重視審美特殊性問題的同時關注而不局限於具體情境的，具時代特征的新的美學。
（二）“南派小說”如何反應出新美學的特質
1、南派小說之崛起離不開“大眾性”
南派小說作為當代通俗小說的一支，其銷量及利潤都在數量上遠超過去通俗讀物的平均值，其受眾也自社會文化中下層向所有文化層次讀者擴散：《盜墓筆記》係列總銷售量逾兩千萬，《大漠蒼狼》、《怒江之戰》及《老九門》等亦創下出版年單本百萬銷量的成績。這種爆炸式的消費在南派小說以外的“修仙小說[39]”、“無限流小說[40]”及“星際小說[41]”等新興小說題材中亦有展現，可見正如上文所言，“南派小說”的崛起固然有其自身價值因素，但同時，也是時代與讀者的選擇。
飛速發展的自媒體網絡使得個人價值傾向得以相互碰撞交鋒，過高及過低的審美價值傾向所獲應和聲較少，因而在日複一日的衝刷下向主流審美傾向偏移，新媒體輻射下羊群效應產生，於是大眾審美由“隻被部分人接受而經久不衰的高雅的美”向“被多數人接受並長久不變的雅俗共賞的美”轉變，即文學上逐漸表現出由高雅向雅俗共賞傾斜的傾向。
在這種轉變之下，主流文學作品由於主客體間、作家與讀者間的雙向運動而產生相應變化。網絡時代文學創作的“傳播”過程被極致縮短，生產即是消費，讀者的意見及建議得以即時反饋，在促使作品自我完善、增進文學消費主客體聯係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作家創作的獨立性。這種狀況自進入信息時代以來便已悄然發生，柯南道爾筆下被迫“死而複生”的福爾摩斯與魯迅每每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希望的鉤子”，都是其最初表現。而在“連載”這一形勢完全普及的當代，讀者對作品走向的反作用自然愈演愈烈：退役而回歸國家隊的葉修，“飲冰十年，難涼熱血”的張起靈，都是作家未曾預料到的“失控者”。
在此類以“連載”為主要方式的文學創作中，由於潛在讀者審美理想發生轉化，在其全新的期待視野下，作品本尚未完全形成的人物性格、外貌特征及情節後續發展可能經由“二次創作”固化，逐步偏離甚至脫離作家原有的構想，這種偏離是潛移默化的，作者甚至往往意識不到自己被讀者的思考所左右。故而，文學創作也將在不自覺間向著大眾口味偏移。
但總體上，無論是其雅俗流變傾向，還是潛移默化的偏移，都體現出鮮明的大眾化傾向。新世紀的通俗小說作品在題材、人物及故事走向上主動或被動地與讀者期待視野相應和，在大程度上反應出新世紀受眾的審美傾向及娛樂要求。在此具體情境下總結其審美特殊性，以“南派小說”等為代表的新題材通俗小說，已然表現出了新美學大眾性及雅俗共賞的特質。
2、“《盜墓筆記》現象”及其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南派小說名下，囊括眾多於近十年內大熱的網絡ip[42]，諸如“大漠蒼狼ip”、“怒江之戰ip”、“老九門ip”及“勇者大冒險ip”等，而其中最主要且最具影響力的無疑還是“盜墓筆記ip”。
自2007年《盜墓筆記》本篇連載始，該ip在以“八零”、“九零”後為主要受眾的網絡新媒體中急劇擴散其影響：2009年11月，同名漫畫單行本刊印出版；由“影音同畫”、“星之聲”等參盟的廣播劇緊隨其後邁入正軌；2012年，前傳《藏海花》於《超好看》同年第一版開始連載；次年，後傳《沙海》係列開始出版；2014年，歡瑞世紀影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盜墓筆記》同名網絡季播劇，並於次年上映，此時，《盜墓筆記》係列頁遊、手遊同步推出，將這一ip推向熱議頂峰，同年，南派泛娛成立，南派小說以其憑借其現實經濟效益在娛樂界站穩腳跟；2015年，前傳《藏海花》漫畫由漫工廠出版，隨後漫版《沙海》亦由其放出；2016年7月，祺天文化與南派泛娛聯袂改製《藏海花》舞台劇，同年8月，由李港仁執導、南派泛娛參股的《盜墓筆記》電影上映；2018年，電影《沙海》放出上映預告。此外，“2015長白山稻米節”將這一ip熱度自娛樂業延伸至旅遊業，百萬稻米[43]相聚長白峰頂，往赴十年之約，曾一度掀起“盜墓筆記熱”的狂潮。
在“盜墓筆記ip”浩蕩聲勢之下，南派小說其他ip產業受其輻射，獲得了相較同類ip更高的關注度與經濟效益，由動漫遊戲到舞台劇、電視劇與電影，熱度逐年增長，這種現象，便被稱之為“《盜墓筆記》現象”。
正如上文所言，文化背景、文學與商業運作、青少年的閱讀心理等外部因素促成並擴大了“《盜墓筆記》現象”相關ip的經濟效應，而其鮮明的商業性及廣泛的受眾也必將使其產生或優或劣的社會影響。這實際也就成為新美學特質的一個例證。
新美學不將審美特殊性與具體曆史情境割裂，因此並不將文學作品價值與其經濟價值相對立。譬如此處，南派小說所引發的消費熱，在產業效應的視角上，屬於經濟範疇；但以讀者的角度出發，則是美學範疇。即南派小說相關影視、遊戲及劇目的製作者帶有商業目的，但讀者的消費仍是為尋求心理滿足感，是為了個體的“快感”而消費。
事實上，自文學作為一種消費品被納入市場以來，文學作品與商品經濟便不再毫無交集。文學生產消費理論與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之所以得以和平共處，其根本在於文學本身的審美價值附著於作品及其衍生文化產業的物質載體上時可以因載體的物質性產生經濟價值。如觀看《盜墓筆記》及《怒江之戰》電影支付的金錢，更多購買的是影片拍攝與製作的勞動。因而，在新的時期，新美學的“審美特殊性”的實質並未發生改變，隻是“美”與消費的關聯性由於信息網絡的發展而比之往先更加密切。
與社會緊密相關聯是新美學落於通俗文學層麵的另一特征，但這種關聯性卻並非是伴隨新美學的產生而出現的。自“天鵝處女型”、“七星仙女型”神話傳說，到瓦肆勾欄裏的“李翠蓮們”與“崔寧們[44]”，通俗文本作為市民階級的主要文化生活內容，在潛移默化間影響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心理，而在對這些文本的創作與變形中，又融匯進該時期人民的生存狀態、社會規範與價值追求，所謂“觀詩知政”，古今皆然。
新世紀之通俗文學，亦與社會現實相互作用。以冒險與戰爭為主要題材的南派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青少年讀者層在和平社會中追求刺激、趨向獵奇的社會心理；也在“《盜墓筆記》現象”形成廣泛聲勢之後，推動文學及社會視野向“下九流”職業偏移，並在全國範圍內引發對“盜墓”這一在鄉縣之下已然泛濫成災卻因法不責眾而愈演愈烈的犯罪行為的聲討。再如電子競技類小說，引爆關於“電子競技”性質究竟歸屬“網絡沉迷”抑或“體育競技”兩種截然相反觀點的探討。此外修仙係列小說，曾一度將老莊道學推至熱議中心，進而引發數度論道風潮。
言而總之，南派小說作為新世紀通俗文學之一支，自側麵對新美學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及其大眾性作出佐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與見證了新美學的崛起。
對於新美學其具體內涵，中西方眾多學派各執一詞，未有統一確切的定論，但歸根結底，總是相較“過去的美學”而言的，因此，正如美學被定義為“關於美的問題的研究”，在大方向上，新美學即以“關於美的研究的新的範式[36]”被接受。
新美學的概念最初於西方興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晚期至九十年代早期，“文化戰爭”掀起了“反美學[37]”的高潮，其觀點之下，審美的特殊性受到質疑，“審美”不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對象，美學意識形態之外的作用遭受否認，其存在價值亦為之撼動。“新美學”即在此時作為“反美學”的對立麵應運而生。在審美特殊性的問題上，“新美學”以堅定的態度達成了對十二世紀以前之美學——即所謂“舊美學”的回歸；而與此同時，也自與“反美學”的交鋒中汲取養分，在“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38]”間達成了“新本質主義”的和解。
在“新美學”的概念在國內興起之後，其內涵又以我國國情為憑依，生出新的特質。我國美學觀點比之“純粹美”更加重視“社會美”或者說是“生活美”的研究，且自誕生之初便與文藝緊密結合，如是“羊大為美”、“大音希聲”、“言不盡意”及“神形皆備”等觀點，往往既屬美學，也被納入文學理論範疇，言而總之，我國美學自古以來更注重實踐，關注本民族的具體曆史情境。但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美學也勢必逐步淡化其國界，在國際範圍中產生共鳴，因而我國當代美學亟待找尋到一個具體曆史情境與審美特殊性的切合點。相對排斥具體情境的西方舊美學及將本質主義與曆時性對立的反美學皆未能應和其需要，而新興的要求在具體情境之中探索審美特殊性的“新美學”，反而為中國美學的發展方向提供了思路，由此，獨具中國特色的新美學觀點漸趨形成。
簡而言之，新美學是區別於二十世紀及之前的美學而言的，在重視審美特殊性問題的同時關注而不局限於具體情境的，具時代特征的新的美學。
（二）“南派小說”如何反應出新美學的特質
1、南派小說之崛起離不開“大眾性”
南派小說作為當代通俗小說的一支，其銷量及利潤都在數量上遠超過去通俗讀物的平均值，其受眾也自社會文化中下層向所有文化層次讀者擴散：《盜墓筆記》係列總銷售量逾兩千萬，《大漠蒼狼》、《怒江之戰》及《老九門》等亦創下出版年單本百萬銷量的成績。這種爆炸式的消費在南派小說以外的“修仙小說[39]”、“無限流小說[40]”及“星際小說[41]”等新興小說題材中亦有展現，可見正如上文所言，“南派小說”的崛起固然有其自身價值因素，但同時，也是時代與讀者的選擇。
飛速發展的自媒體網絡使得個人價值傾向得以相互碰撞交鋒，過高及過低的審美價值傾向所獲應和聲較少，因而在日複一日的衝刷下向主流審美傾向偏移，新媒體輻射下羊群效應產生，於是大眾審美由“隻被部分人接受而經久不衰的高雅的美”向“被多數人接受並長久不變的雅俗共賞的美”轉變，即文學上逐漸表現出由高雅向雅俗共賞傾斜的傾向。
在這種轉變之下，主流文學作品由於主客體間、作家與讀者間的雙向運動而產生相應變化。網絡時代文學創作的“傳播”過程被極致縮短，生產即是消費，讀者的意見及建議得以即時反饋，在促使作品自我完善、增進文學消費主客體聯係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作家創作的獨立性。這種狀況自進入信息時代以來便已悄然發生，柯南道爾筆下被迫“死而複生”的福爾摩斯與魯迅每每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希望的鉤子”，都是其最初表現。而在“連載”這一形勢完全普及的當代，讀者對作品走向的反作用自然愈演愈烈：退役而回歸國家隊的葉修，“飲冰十年，難涼熱血”的張起靈，都是作家未曾預料到的“失控者”。
在此類以“連載”為主要方式的文學創作中，由於潛在讀者審美理想發生轉化，在其全新的期待視野下，作品本尚未完全形成的人物性格、外貌特征及情節後續發展可能經由“二次創作”固化，逐步偏離甚至脫離作家原有的構想，這種偏離是潛移默化的，作者甚至往往意識不到自己被讀者的思考所左右。故而，文學創作也將在不自覺間向著大眾口味偏移。
但總體上，無論是其雅俗流變傾向，還是潛移默化的偏移，都體現出鮮明的大眾化傾向。新世紀的通俗小說作品在題材、人物及故事走向上主動或被動地與讀者期待視野相應和，在大程度上反應出新世紀受眾的審美傾向及娛樂要求。在此具體情境下總結其審美特殊性，以“南派小說”等為代表的新題材通俗小說，已然表現出了新美學大眾性及雅俗共賞的特質。
2、“《盜墓筆記》現象”及其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南派小說名下，囊括眾多於近十年內大熱的網絡ip[42]，諸如“大漠蒼狼ip”、“怒江之戰ip”、“老九門ip”及“勇者大冒險ip”等，而其中最主要且最具影響力的無疑還是“盜墓筆記ip”。
自2007年《盜墓筆記》本篇連載始，該ip在以“八零”、“九零”後為主要受眾的網絡新媒體中急劇擴散其影響：2009年11月，同名漫畫單行本刊印出版；由“影音同畫”、“星之聲”等參盟的廣播劇緊隨其後邁入正軌；2012年，前傳《藏海花》於《超好看》同年第一版開始連載；次年，後傳《沙海》係列開始出版；2014年，歡瑞世紀影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盜墓筆記》同名網絡季播劇，並於次年上映，此時，《盜墓筆記》係列頁遊、手遊同步推出，將這一ip推向熱議頂峰，同年，南派泛娛成立，南派小說以其憑借其現實經濟效益在娛樂界站穩腳跟；2015年，前傳《藏海花》漫畫由漫工廠出版，隨後漫版《沙海》亦由其放出；2016年7月，祺天文化與南派泛娛聯袂改製《藏海花》舞台劇，同年8月，由李港仁執導、南派泛娛參股的《盜墓筆記》電影上映；2018年，電影《沙海》放出上映預告。此外，“2015長白山稻米節”將這一ip熱度自娛樂業延伸至旅遊業，百萬稻米[43]相聚長白峰頂，往赴十年之約，曾一度掀起“盜墓筆記熱”的狂潮。
在“盜墓筆記ip”浩蕩聲勢之下，南派小說其他ip產業受其輻射，獲得了相較同類ip更高的關注度與經濟效益，由動漫遊戲到舞台劇、電視劇與電影，熱度逐年增長，這種現象，便被稱之為“《盜墓筆記》現象”。
正如上文所言，文化背景、文學與商業運作、青少年的閱讀心理等外部因素促成並擴大了“《盜墓筆記》現象”相關ip的經濟效應，而其鮮明的商業性及廣泛的受眾也必將使其產生或優或劣的社會影響。這實際也就成為新美學特質的一個例證。
新美學不將審美特殊性與具體曆史情境割裂，因此並不將文學作品價值與其經濟價值相對立。譬如此處，南派小說所引發的消費熱，在產業效應的視角上，屬於經濟範疇；但以讀者的角度出發，則是美學範疇。即南派小說相關影視、遊戲及劇目的製作者帶有商業目的，但讀者的消費仍是為尋求心理滿足感，是為了個體的“快感”而消費。
事實上，自文學作為一種消費品被納入市場以來，文學作品與商品經濟便不再毫無交集。文學生產消費理論與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之所以得以和平共處，其根本在於文學本身的審美價值附著於作品及其衍生文化產業的物質載體上時可以因載體的物質性產生經濟價值。如觀看《盜墓筆記》及《怒江之戰》電影支付的金錢，更多購買的是影片拍攝與製作的勞動。因而，在新的時期，新美學的“審美特殊性”的實質並未發生改變，隻是“美”與消費的關聯性由於信息網絡的發展而比之往先更加密切。
與社會緊密相關聯是新美學落於通俗文學層麵的另一特征，但這種關聯性卻並非是伴隨新美學的產生而出現的。自“天鵝處女型”、“七星仙女型”神話傳說，到瓦肆勾欄裏的“李翠蓮們”與“崔寧們[44]”，通俗文本作為市民階級的主要文化生活內容，在潛移默化間影響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心理，而在對這些文本的創作與變形中，又融匯進該時期人民的生存狀態、社會規範與價值追求，所謂“觀詩知政”，古今皆然。
新世紀之通俗文學，亦與社會現實相互作用。以冒險與戰爭為主要題材的南派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青少年讀者層在和平社會中追求刺激、趨向獵奇的社會心理；也在“《盜墓筆記》現象”形成廣泛聲勢之後，推動文學及社會視野向“下九流”職業偏移，並在全國範圍內引發對“盜墓”這一在鄉縣之下已然泛濫成災卻因法不責眾而愈演愈烈的犯罪行為的聲討。再如電子競技類小說，引爆關於“電子競技”性質究竟歸屬“網絡沉迷”抑或“體育競技”兩種截然相反觀點的探討。此外修仙係列小說，曾一度將老莊道學推至熱議中心，進而引發數度論道風潮。
言而總之，南派小說作為新世紀通俗文學之一支，自側麵對新美學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及其大眾性作出佐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與見證了新美學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