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傑《莫高窟第360窟氈盧生活》。劉玉權、段文傑《莫高窟第220窟阿彌陀經變》。歐陽琳《莫高窟第71窟思維菩薩》等)
敦煌的臨摹是獨有的一門臨摹學。
敦煌的藝術和文化通過這種幾乎亂真的臨摹得到真正的弘揚，(國內外的敦煌藝術展覽。圖片和錄像)
從將來的角度看，它又記錄下今日的現狀，今天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歷史。
這些忠於原作的藝術，既是對昨日歷史迷人的傳播，又是對今日現狀完美的儲存。
出於同一神聖目的，敦煌研究正在向全麵推進。石窟考古紮紮實實地取得進展。
從20世紀60年代起，由原形態的北魏第248窟著手，便開始對一個個洞窟進行全麵係統的調查。以實測、攝影和臨摹等手段，全方位收集洞窟信息，做到了如指掌，繼而進行內容考證，確定年代，排比分析，整體分期。完成了對石窟的斷代劃分，是考古研究方麵的重大收穫。
敦煌學者樊錦詩等人對於理清石窟的歷史脈絡，劃清各個時代的審美界限，闡明風格嬗變中的承啟關係，貢獻極大。
石窟研究有了牢靠的基礎。
(樊錦詩《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的分期》、《莫高窟北朝石窟造像的南朝影響》，劉玉權《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的分期》、《沙州回鶻洞窟的劃分》，賀世哲《瓜沙曹氏與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院編著的《敦煌莫高窟內容總目》和《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等)
考古研究另一斐然成就，是對石窟中西北各民族文字的翻譯與考釋。這一成果也是饋贈給少數民族語言學的一個珍貴禮物。
(敦煌石窟中用西夏文、回鶻文、吐蕃文、蒙古文等古文字書寫的遊人功德記、發願文和供養人題記)
敦煌學是一門內涵廣博、學科龐雜、綜合性又極強的學問。考古方麵的成果，必然對其他領域的研究以有力推動。
近二十年來，敦煌學已成為我國方興未艾的熱門學科。人們從這包羅萬象、精深博大的研究素材中，可以看到其中愈來愈廣闊的學術空間，以及愈來愈多繁星一般閃爍著誘人光芒的新課題。
如今，敦煌學已經被拓展出十幾個領域：
敦煌語言文字。敦煌美術。敦煌文學。敦煌史地。敦煌宗教。敦煌民俗。敦煌民族。敦煌建築。敦煌樂舞。敦煌科技資料研究。敦煌版本研究。敦煌書法。敦煌中西交通。敦煌學史。等等。
每個研究領域還包含著許多小領域。比如敦煌美術中，包含著窟式、壁畫、塑像、圖案，等等。
愈分愈細，愈細愈深。
各個領域之間還有交叉性的研究內容。比如石窟與遺書，宗教與文學，民族與美術，民俗與樂舞，中西交流與科技，等等。
相互交織成為又大又密的學術網絡。
在任何一個研究領域中都可以找到無數新領域，在任何一個研究課題裏都可以發現無數新課題。這便是敦煌學巨大誘惑力之所在。
老一代的敦煌學者多數紮根於敦煌;新一代的敦煌學者遍及全國。源源不斷的新著問世和新的論文發表，同時也是在為自己摯愛的事業升溫。
(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集)，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論文集》，段文傑《敦煌藝術論文集》，薑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研究》、《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宋家鈺《唐朝戶籍法與均田製度研究》，薑亮夫《敦煌學論文集》，劉伶《敦煌方言誌》，張鴻勛《敦煌講唱文學作品選注》，項楚《敦煌變文選注》，譚蟬雪《敦煌婚姻文化》，王慶菽《敦煌文學論文集》，史葦湘《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與莫高窟》、《世族與石窟》，李正宇《中國唐宋硬筆書法》，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牛龍菲《敦煌壁畫樂史資料總錄與研究》，馬世長《敦煌圖案》，董錫玫《敦煌舞蹈》，蕭默《敦煌建築》，等等)
台灣出版的大型叢書《敦煌寶藏》和《敦煌叢刊》，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也標誌著那裏敦煌學研究的卓有成就。
(黃永武主編的敦煌寫本影印本《敦煌寶藏》，凡140冊。蘇瑩輝《敦煌學概要》。饒宗頤《敦煌曲》和《敦煌白畫》。朱鳳玉《王梵誌詩研究》等)
學者們已經初步把一些看似天書的敦煌樂譜解譯出來。這消失了千年的古樂，如今在一片窾坎鏜之聲中被復活了。
(席臻貫《敦煌古樂》)
舞劇《絲路花雨》，來自敦煌，也來自敦煌的研究。敦煌研究的成果有極大的張力。
1987年8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標誌著中國敦煌學進入了蓬勃活躍的新境界。這個承擔國內和國際間敦煌研究的協調性組織，與敦煌研究院聯合組織一次又一次全國性和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促進和強化了中外學者的交流，推動了世界範圍內敦煌學的進展。
(畫麵與字幕：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組織的四次國際學術會議，分別於1983、1985、1988、1992年。敦煌研究院組織的三次國際學術會議，分別於1987、1990、1994年。字幕：時間與地點)
敦煌學早已是當今世界的一門顯學。
自從藏經洞遺書的發現，國際學術界便很快作出反應。在1909年羅振玉等人在北京見到伯希和那些敦煌寫本的同時，日本書商田中慶太郎就及時拜見了伯希和。隨即撰文在《燕塵》雜誌和《朝日新聞》上介紹伯希和這一重大文化發現。
此後，日本學術界派人赴歐，以尋寶方式調查敦煌寫本的收藏和研究的情況，同時抄錄大量文書。日本的敦煌學差不多和中國同時起步，而且和中國人一樣，立即認識到敦煌遺書的無比價值。二次大戰後，日本的社會安定下來，敦煌學研究便長足發展。進入20世紀80年代，新一代學子成立了“青年敦煌學者協會”，成績顯著，出版極豐。(小島佑馬《沙州諸子二十六種》，矢吹慶輝《三階教研究》和《鳴沙餘韻》，仁田井升《唐令拾遺》和《中國身份法史》，西域文化研究會《西域文化研究》(六卷)，藤枝晃《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長廣敏雄《最近敦煌石窟之研究》，水野清一《敦煌石窟藝術》，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福田敏男《試論敦煌石窟的編年》，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小田義久主編的《大穀文書集成》，等等)
1980年日本人開始編纂的十三卷巨著《講座敦煌》，集日本敦煌學研究成果之大成，具有一方麵的裏程碑的意義。
法國人的敦煌學在歐美一直處在領先的地位。
敦煌遺書早在伯希和手中就進入了研究階段。可是他的研究成果，除去六卷本的《敦煌石窟圖冊》，大部分直到他死後才麵世。
(伯希和《吉美博物館和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絲織品》。《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等)
伯希和之後，迷戀於敦煌學的法國學者代不乏人。研究對象側重於宗教和世俗兩方麵內容。此外，通過藏文寫本對吐蕃時代的研究;通過文書的紙張、字體、書寫規範和裝幀方式的研究，來確定文書年代，都取得可貴的成就。
敦煌的臨摹是獨有的一門臨摹學。
敦煌的藝術和文化通過這種幾乎亂真的臨摹得到真正的弘揚，(國內外的敦煌藝術展覽。圖片和錄像)
從將來的角度看，它又記錄下今日的現狀，今天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歷史。
這些忠於原作的藝術，既是對昨日歷史迷人的傳播，又是對今日現狀完美的儲存。
出於同一神聖目的，敦煌研究正在向全麵推進。石窟考古紮紮實實地取得進展。
從20世紀60年代起，由原形態的北魏第248窟著手，便開始對一個個洞窟進行全麵係統的調查。以實測、攝影和臨摹等手段，全方位收集洞窟信息，做到了如指掌，繼而進行內容考證，確定年代，排比分析，整體分期。完成了對石窟的斷代劃分，是考古研究方麵的重大收穫。
敦煌學者樊錦詩等人對於理清石窟的歷史脈絡，劃清各個時代的審美界限，闡明風格嬗變中的承啟關係，貢獻極大。
石窟研究有了牢靠的基礎。
(樊錦詩《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的分期》、《莫高窟北朝石窟造像的南朝影響》，劉玉權《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的分期》、《沙州回鶻洞窟的劃分》，賀世哲《瓜沙曹氏與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院編著的《敦煌莫高窟內容總目》和《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等)
考古研究另一斐然成就，是對石窟中西北各民族文字的翻譯與考釋。這一成果也是饋贈給少數民族語言學的一個珍貴禮物。
(敦煌石窟中用西夏文、回鶻文、吐蕃文、蒙古文等古文字書寫的遊人功德記、發願文和供養人題記)
敦煌學是一門內涵廣博、學科龐雜、綜合性又極強的學問。考古方麵的成果，必然對其他領域的研究以有力推動。
近二十年來，敦煌學已成為我國方興未艾的熱門學科。人們從這包羅萬象、精深博大的研究素材中，可以看到其中愈來愈廣闊的學術空間，以及愈來愈多繁星一般閃爍著誘人光芒的新課題。
如今，敦煌學已經被拓展出十幾個領域：
敦煌語言文字。敦煌美術。敦煌文學。敦煌史地。敦煌宗教。敦煌民俗。敦煌民族。敦煌建築。敦煌樂舞。敦煌科技資料研究。敦煌版本研究。敦煌書法。敦煌中西交通。敦煌學史。等等。
每個研究領域還包含著許多小領域。比如敦煌美術中，包含著窟式、壁畫、塑像、圖案，等等。
愈分愈細，愈細愈深。
各個領域之間還有交叉性的研究內容。比如石窟與遺書，宗教與文學，民族與美術，民俗與樂舞，中西交流與科技，等等。
相互交織成為又大又密的學術網絡。
在任何一個研究領域中都可以找到無數新領域，在任何一個研究課題裏都可以發現無數新課題。這便是敦煌學巨大誘惑力之所在。
老一代的敦煌學者多數紮根於敦煌;新一代的敦煌學者遍及全國。源源不斷的新著問世和新的論文發表，同時也是在為自己摯愛的事業升溫。
(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集)，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論文集》，段文傑《敦煌藝術論文集》，薑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研究》、《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宋家鈺《唐朝戶籍法與均田製度研究》，薑亮夫《敦煌學論文集》，劉伶《敦煌方言誌》，張鴻勛《敦煌講唱文學作品選注》，項楚《敦煌變文選注》，譚蟬雪《敦煌婚姻文化》，王慶菽《敦煌文學論文集》，史葦湘《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與莫高窟》、《世族與石窟》，李正宇《中國唐宋硬筆書法》，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牛龍菲《敦煌壁畫樂史資料總錄與研究》，馬世長《敦煌圖案》，董錫玫《敦煌舞蹈》，蕭默《敦煌建築》，等等)
台灣出版的大型叢書《敦煌寶藏》和《敦煌叢刊》，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也標誌著那裏敦煌學研究的卓有成就。
(黃永武主編的敦煌寫本影印本《敦煌寶藏》，凡140冊。蘇瑩輝《敦煌學概要》。饒宗頤《敦煌曲》和《敦煌白畫》。朱鳳玉《王梵誌詩研究》等)
學者們已經初步把一些看似天書的敦煌樂譜解譯出來。這消失了千年的古樂，如今在一片窾坎鏜之聲中被復活了。
(席臻貫《敦煌古樂》)
舞劇《絲路花雨》，來自敦煌，也來自敦煌的研究。敦煌研究的成果有極大的張力。
1987年8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標誌著中國敦煌學進入了蓬勃活躍的新境界。這個承擔國內和國際間敦煌研究的協調性組織，與敦煌研究院聯合組織一次又一次全國性和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促進和強化了中外學者的交流，推動了世界範圍內敦煌學的進展。
(畫麵與字幕：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組織的四次國際學術會議，分別於1983、1985、1988、1992年。敦煌研究院組織的三次國際學術會議，分別於1987、1990、1994年。字幕：時間與地點)
敦煌學早已是當今世界的一門顯學。
自從藏經洞遺書的發現，國際學術界便很快作出反應。在1909年羅振玉等人在北京見到伯希和那些敦煌寫本的同時，日本書商田中慶太郎就及時拜見了伯希和。隨即撰文在《燕塵》雜誌和《朝日新聞》上介紹伯希和這一重大文化發現。
此後，日本學術界派人赴歐，以尋寶方式調查敦煌寫本的收藏和研究的情況，同時抄錄大量文書。日本的敦煌學差不多和中國同時起步，而且和中國人一樣，立即認識到敦煌遺書的無比價值。二次大戰後，日本的社會安定下來，敦煌學研究便長足發展。進入20世紀80年代，新一代學子成立了“青年敦煌學者協會”，成績顯著，出版極豐。(小島佑馬《沙州諸子二十六種》，矢吹慶輝《三階教研究》和《鳴沙餘韻》，仁田井升《唐令拾遺》和《中國身份法史》，西域文化研究會《西域文化研究》(六卷)，藤枝晃《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長廣敏雄《最近敦煌石窟之研究》，水野清一《敦煌石窟藝術》，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福田敏男《試論敦煌石窟的編年》，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小田義久主編的《大穀文書集成》，等等)
1980年日本人開始編纂的十三卷巨著《講座敦煌》，集日本敦煌學研究成果之大成，具有一方麵的裏程碑的意義。
法國人的敦煌學在歐美一直處在領先的地位。
敦煌遺書早在伯希和手中就進入了研究階段。可是他的研究成果，除去六卷本的《敦煌石窟圖冊》，大部分直到他死後才麵世。
(伯希和《吉美博物館和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絲織品》。《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等)
伯希和之後，迷戀於敦煌學的法國學者代不乏人。研究對象側重於宗教和世俗兩方麵內容。此外，通過藏文寫本對吐蕃時代的研究;通過文書的紙張、字體、書寫規範和裝幀方式的研究，來確定文書年代，都取得可貴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