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在洞窟中臨摹壁畫的種種姿勢與勾線細節。
(張大千的話：“今天，午前八九點鍾，敦煌的太陽射進洞子，一到過午之後，太陽往南走，光線就暗了，不方便。因為洞門多半很小，裏邊高大，要光線隻有點火;點著火畫，牆又高又大，搭起架子，人站著還可以，最困難的就是天花板上的高處，和接近地麵的低處，一高一低，畫起來都很困難。”“試想他們(畫工們)在天花板上所畫的畫，手沒有依靠之處，淩空而畫，沒有一筆懈怠。還有靠近地麵的地方，離地隻有二尺高……在地上側躺著畫，比仰天畫還難。古人的功夫真不簡單。”“他們一生的精力都犧牲在藝術上。在敦煌洞裏，就埋沒了不少有功夫的畫家，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來。”)
還有他親自從青海塔爾寺請來協助工作的藏族畫師昂吉等人。這些民間奇人能縫製十二丈的大畫布，運用重彩的本領令他欽佩不已。仿佛使他看到了一千年前那些生氣蓬勃、技藝高超的民間畫師。在繁華綺麗的大都市裏，哪裏能找到這種健康豁朗的繪畫氣息?
他感到他與中華文化最富活力的奔騰澎湃的源頭銜接上了，他激情地認同了這與生俱來的精神血緣。他對敦煌，遠遠不隻是藝術情感，而是博大深遠的文化情感，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於右任視察西北，到達敦煌，聽說張大千住在莫高窟，便來參觀。他深為莫高窟藝術所震動，也為幾近荒蕪的莫高窟的景象嘆息不已。於右任臨時下榻莫高窟對麵的下寺。張大千和他長長談了兩個晚上，要求政府設立專門機構，保護和研究這座中華文化與藝術最偉大的寶庫，挽救莫高窟於瀕臨毀滅之中。
張大千的話，使於右任深感於心。他返回重慶後，立即寫了建議書一件送達國民政府。
(建議書見於《文史雜誌》第二卷第四期。1942年2月15日出版)
在建議書如下的書麵內容上標出重點，右任前次視察西北，因往敦煌縣參觀莫高窟之千佛洞……誌稱千餘洞，除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餘。有壁畫者計三百八十，其中壁畫完整者二百，包括南北朝、唐、宋、元各時代之繪畫泥塑，胥為佛經故事。其設計之謹嚴，線條之柔美，花邊之富麗，絕非尋常匠畫，大半出自名手……而各時代供養人之衣冠飾物用具，亦可考見當時風俗習尚。洞外殘餘走廊，猶是宋時建築。惜過去未加注存，經斯坦因、伯希和誘取洞中藏經及寫本書籍，又用藥布拓去佛畫，將及千數。復經白俄摧殘，王道士塗改。實為可惜……此東方民族之文藝淵海，若再不積極設法保護，世稱敦煌文物，恐遂湮銷，非特為考古家所嘆息，實為民族最大之損失，用此提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寓保管於研究之中……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請公決。
其苦心焦慮之情，已經溢於言表了。
建議書終於見了成效。1943年6月，國民政府決定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由教育部出麵，邀請自法國留學歸來的卓有成就的畫家常書鴻擔任籌委會副主任，負責籌辦。
這一切的緣起，便是在張大千這裏了。
現在我們理解張大千了：他不單是一位摯愛傳統藝術的傑出的畫家，更有一份莊嚴的文化良心。
當常書鴻到達莫高窟的時候，在這裏守候兩年的張大千就要啟程離去。
張大千臨行時，把一卷東西交給常書鴻，神秘地告訴他，要等他走後再看。至於這卷東西究竟是什麽以及其中的含義，全是後話了。
1944年，“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相繼在成都和重慶展出，轟動一時。精美絕倫的臨摹品把千裏之外燦爛的敦煌展現在國人麵前。一陣從未有過的清新華美之風吹入人們的心中。在人們鍾愛的文化事物裏，從此出現了一種由張大千的生花妙筆傳送來的敦煌形象。
臨摹和複製，由此也成了敦煌學中不可缺少的研究手段。陳寅恪說：
自敦煌寶藏發現以來，吾國人研究此歷劫僅存之國寶者，止局於文籍之考證，至藝術方麵，則猶有待。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前人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獨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於吾民族藝術上別創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
沈尹默先生想到了三年來，那些對張大千的種種不解與誤責，感觸良多，揮筆寫道：
三年麵壁信堂堂，萬裏歸來髯帶霜。
意苡明珠誰管得，且安筆硯寫敦煌。
是啊，他把敦煌無窮的美散布於天下，同時把自己對敦煌深切的愛留在那地處天邊的藝術寶庫裏了。但此刻他不再有那種即使人在敦煌也會常常生出的憂慮不安。因為一位像天王力士一樣的敦煌的保衛者已經站在莫高窟前。
當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任所長。
(字幕：1944年2月1日)
常書鴻來到敦煌走了一條太長太長的路，起點是在六年前地球的另一邊巴黎。
這天，他從他心中的聖殿羅浮宮走出來，正為著剛剛看到的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安格爾的《土耳其浴室》、德拉克洛瓦的《西島大屠殺》、莫奈的《睡蓮》和米勒的《晚禱》這些名作激動不已。那時，巴黎是中國年輕一代畫家嚮往的世界美術的中心。他在這個中心已經露出鮮亮的頭角。在同行們艷羨的目光中，他的幾幅優秀之作被一些博物館收藏。
(常書鴻早期油畫作品：《沙娜畫像》現藏蓬皮杜藝術中心;《裸婦》現藏裏昂博物館等。羅浮宮珍藏的達·芬奇、德拉克洛瓦、安格爾、莫奈和米勒的作品。羅浮宮外景)
他穿過秋天裏分外美麗和燦爛的盧森堡公園，去到塞納河畔逛舊書攤。
他將飄落在一部大畫冊封麵上的一片金色的葉子拿開。書名露出來——《敦煌石窟圖錄》，伯希和編著。
下麵是常書鴻自己的話：
我打開了盒裝和書殼，看到裏麵是甘肅敦煌千佛洞壁畫和塑像圖片300餘幅。那是我陌生的東西。目錄序言說明這些圖片是1907年伯希和從中國甘肅敦煌石室中拍攝來的，這是從4世紀到14世紀前後1000年中的創作。這些壁畫和雕塑的圖片雖然沒有顏色，但可以看到大幅大幅佛教畫的構圖。尤其是5世紀北魏早期的壁畫，他們遒勁有力的筆觸，氣魄雄偉的構圖，像西方拜占庭基督教繪畫那樣，人物刻畫生動有力，其筆觸的奔放甚至比現代野獸派的畫還要粗野。但這是距今1500年的古畫，這使我十分驚異，令人不能相信!
他入迷了。賣書的人對這個顯然買不起畫冊的中國窮學生說：“還有許多彩色的敦煌絹畫就在前邊不遠的吉美博物館，你不必買它了，還是親自看看再說吧!”
下邊還是常書鴻的自述——一種老者的聲音和回憶往事時自言自語的語氣：
我來到吉美博物館，那裏展覽著大量伯希和從敦煌盜來的唐代大幅絹畫。有一幅是7世紀敦煌佛教信徒捐獻給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經》。時代早於文藝復興義大利佛羅倫斯畫派先驅者喬托700年。這一事實使我看到，拿遠古的西洋文藝與我們敦煌石窟裏藝術相比較，無論在時代上或藝術表現技法上，敦煌藝術更顯出雋永先進的藝術水平，這對於當時的我真是不可思議的奇蹟。因為我是一個傾倒於西洋文化的人，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那斯的畫家自居，言必稱希臘羅馬，現在麵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自責數典忘祖，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我決心離開巴黎，而等待著我離開巴黎的是蘊藏著千數百年前敦煌民族藝術的寶庫。
(張大千的話：“今天，午前八九點鍾，敦煌的太陽射進洞子，一到過午之後，太陽往南走，光線就暗了，不方便。因為洞門多半很小，裏邊高大，要光線隻有點火;點著火畫，牆又高又大，搭起架子，人站著還可以，最困難的就是天花板上的高處，和接近地麵的低處，一高一低，畫起來都很困難。”“試想他們(畫工們)在天花板上所畫的畫，手沒有依靠之處，淩空而畫，沒有一筆懈怠。還有靠近地麵的地方，離地隻有二尺高……在地上側躺著畫，比仰天畫還難。古人的功夫真不簡單。”“他們一生的精力都犧牲在藝術上。在敦煌洞裏，就埋沒了不少有功夫的畫家，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來。”)
還有他親自從青海塔爾寺請來協助工作的藏族畫師昂吉等人。這些民間奇人能縫製十二丈的大畫布，運用重彩的本領令他欽佩不已。仿佛使他看到了一千年前那些生氣蓬勃、技藝高超的民間畫師。在繁華綺麗的大都市裏，哪裏能找到這種健康豁朗的繪畫氣息?
他感到他與中華文化最富活力的奔騰澎湃的源頭銜接上了，他激情地認同了這與生俱來的精神血緣。他對敦煌，遠遠不隻是藝術情感，而是博大深遠的文化情感，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於右任視察西北，到達敦煌，聽說張大千住在莫高窟，便來參觀。他深為莫高窟藝術所震動，也為幾近荒蕪的莫高窟的景象嘆息不已。於右任臨時下榻莫高窟對麵的下寺。張大千和他長長談了兩個晚上，要求政府設立專門機構，保護和研究這座中華文化與藝術最偉大的寶庫，挽救莫高窟於瀕臨毀滅之中。
張大千的話，使於右任深感於心。他返回重慶後，立即寫了建議書一件送達國民政府。
(建議書見於《文史雜誌》第二卷第四期。1942年2月15日出版)
在建議書如下的書麵內容上標出重點，右任前次視察西北，因往敦煌縣參觀莫高窟之千佛洞……誌稱千餘洞，除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餘。有壁畫者計三百八十，其中壁畫完整者二百，包括南北朝、唐、宋、元各時代之繪畫泥塑，胥為佛經故事。其設計之謹嚴，線條之柔美，花邊之富麗，絕非尋常匠畫，大半出自名手……而各時代供養人之衣冠飾物用具，亦可考見當時風俗習尚。洞外殘餘走廊，猶是宋時建築。惜過去未加注存，經斯坦因、伯希和誘取洞中藏經及寫本書籍，又用藥布拓去佛畫，將及千數。復經白俄摧殘，王道士塗改。實為可惜……此東方民族之文藝淵海，若再不積極設法保護，世稱敦煌文物，恐遂湮銷，非特為考古家所嘆息，實為民族最大之損失，用此提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寓保管於研究之中……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請公決。
其苦心焦慮之情，已經溢於言表了。
建議書終於見了成效。1943年6月，國民政府決定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由教育部出麵，邀請自法國留學歸來的卓有成就的畫家常書鴻擔任籌委會副主任，負責籌辦。
這一切的緣起，便是在張大千這裏了。
現在我們理解張大千了：他不單是一位摯愛傳統藝術的傑出的畫家，更有一份莊嚴的文化良心。
當常書鴻到達莫高窟的時候，在這裏守候兩年的張大千就要啟程離去。
張大千臨行時，把一卷東西交給常書鴻，神秘地告訴他，要等他走後再看。至於這卷東西究竟是什麽以及其中的含義，全是後話了。
1944年，“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相繼在成都和重慶展出，轟動一時。精美絕倫的臨摹品把千裏之外燦爛的敦煌展現在國人麵前。一陣從未有過的清新華美之風吹入人們的心中。在人們鍾愛的文化事物裏，從此出現了一種由張大千的生花妙筆傳送來的敦煌形象。
臨摹和複製，由此也成了敦煌學中不可缺少的研究手段。陳寅恪說：
自敦煌寶藏發現以來，吾國人研究此歷劫僅存之國寶者，止局於文籍之考證，至藝術方麵，則猶有待。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前人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獨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於吾民族藝術上別創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
沈尹默先生想到了三年來，那些對張大千的種種不解與誤責，感觸良多，揮筆寫道：
三年麵壁信堂堂，萬裏歸來髯帶霜。
意苡明珠誰管得，且安筆硯寫敦煌。
是啊，他把敦煌無窮的美散布於天下，同時把自己對敦煌深切的愛留在那地處天邊的藝術寶庫裏了。但此刻他不再有那種即使人在敦煌也會常常生出的憂慮不安。因為一位像天王力士一樣的敦煌的保衛者已經站在莫高窟前。
當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任所長。
(字幕：1944年2月1日)
常書鴻來到敦煌走了一條太長太長的路，起點是在六年前地球的另一邊巴黎。
這天，他從他心中的聖殿羅浮宮走出來，正為著剛剛看到的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安格爾的《土耳其浴室》、德拉克洛瓦的《西島大屠殺》、莫奈的《睡蓮》和米勒的《晚禱》這些名作激動不已。那時，巴黎是中國年輕一代畫家嚮往的世界美術的中心。他在這個中心已經露出鮮亮的頭角。在同行們艷羨的目光中，他的幾幅優秀之作被一些博物館收藏。
(常書鴻早期油畫作品：《沙娜畫像》現藏蓬皮杜藝術中心;《裸婦》現藏裏昂博物館等。羅浮宮珍藏的達·芬奇、德拉克洛瓦、安格爾、莫奈和米勒的作品。羅浮宮外景)
他穿過秋天裏分外美麗和燦爛的盧森堡公園，去到塞納河畔逛舊書攤。
他將飄落在一部大畫冊封麵上的一片金色的葉子拿開。書名露出來——《敦煌石窟圖錄》，伯希和編著。
下麵是常書鴻自己的話：
我打開了盒裝和書殼，看到裏麵是甘肅敦煌千佛洞壁畫和塑像圖片300餘幅。那是我陌生的東西。目錄序言說明這些圖片是1907年伯希和從中國甘肅敦煌石室中拍攝來的，這是從4世紀到14世紀前後1000年中的創作。這些壁畫和雕塑的圖片雖然沒有顏色，但可以看到大幅大幅佛教畫的構圖。尤其是5世紀北魏早期的壁畫，他們遒勁有力的筆觸，氣魄雄偉的構圖，像西方拜占庭基督教繪畫那樣，人物刻畫生動有力，其筆觸的奔放甚至比現代野獸派的畫還要粗野。但這是距今1500年的古畫，這使我十分驚異，令人不能相信!
他入迷了。賣書的人對這個顯然買不起畫冊的中國窮學生說：“還有許多彩色的敦煌絹畫就在前邊不遠的吉美博物館，你不必買它了，還是親自看看再說吧!”
下邊還是常書鴻的自述——一種老者的聲音和回憶往事時自言自語的語氣：
我來到吉美博物館，那裏展覽著大量伯希和從敦煌盜來的唐代大幅絹畫。有一幅是7世紀敦煌佛教信徒捐獻給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經》。時代早於文藝復興義大利佛羅倫斯畫派先驅者喬托700年。這一事實使我看到，拿遠古的西洋文藝與我們敦煌石窟裏藝術相比較，無論在時代上或藝術表現技法上，敦煌藝術更顯出雋永先進的藝術水平，這對於當時的我真是不可思議的奇蹟。因為我是一個傾倒於西洋文化的人，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那斯的畫家自居，言必稱希臘羅馬，現在麵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自責數典忘祖，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我決心離開巴黎，而等待著我離開巴黎的是蘊藏著千數百年前敦煌民族藝術的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