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我才想到感謝邀請我來寫敦煌的中央電視台和敦煌研究院。是他們把我引入敦煌，並深陷其中，可是我從無半點悔意。如果世界還有什麽像敦煌這樣文化的圈套，我一定會再鑽進去。
我也要感謝唐史專家黃新亞、敦煌學者劉玉權等同誌給我有力的幫助，他們淵博的才識使我在一如大漠的敦煌中沒有迷失，而是快捷又準確地抵達了我的目的地。
我還要感謝文化藝術出版社，是他們獨具的出版眼光，將我這部作品以完整的電視文學劇本的形式問世，並因之使我蘊藏其間的歷史觀和藝術史觀奉獻於社會。
是為序。
馮驥才
1997.10.12天津
附：本作品來自網際網路，本站不做任何負責，版權歸原文作者!如侵權，請郵件聯繫。
第2章 再版序言 關於敦煌的寫作
世界上有兩種寫作，一種是你要為它付出，為它嘔心瀝血，為它抽空了自己;另一種你卻從寫作中得到收穫，你愈寫愈充實，甚至會感到自己一時的博大與沉甸甸。這後一種感受分外強烈地體現在我關於敦煌的寫作中。
九十年代中期，應中央電視台之邀，寫一部有關敦煌的史詩性巨片的文學本《人類的敦煌》。大約整整一年，我一邊縱入茫茫的戈壁大漠，一邊鑽進中古時代浩繁的卷帙中。我如入迷途般的身陷在這無邊無際的歷史文化的空間裏，到處是高山峻嶺，需要攀登;到處煙霧迷漫，必須破解，而每邁出一步都如同進入一片嶄新的天地。漸漸的，我從中整理出五條線索，即中古史、西北少數民族史、絲綢之路史、佛教東漸史和敦煌石窟藝術史。我用這五條史脈編織成這部作品的經緯。於是，這一寫作使我的思維所向披靡—真有“所向無空闊”之感，並從中認識到敦煌的人類意義與無上的價值。敦煌文化到底有多大多深，無人能答。反正那些把生命放在莫高窟裏的一代代敦煌學者，傾盡終生，每個人最終不過僅僅完成了一小段路程而已。當然，這是一段黃金般的路程。
於是，在寫作文本上，我選擇了一種散文詩與警句相結合的寫法。詩化的敘述便於抒發情感，警句可以提煉思想。電視片的文學本需要兩個功能，一是啟迪導演，二是具有解說詞的性質。這種寫法正好可以強化文學本所需要的兩個功能。它還是一種升華，即思想與激情在藝術上的升華。這寫法可以精闢地表述我的文化發現與文化思考，還有助於呈現迷人的歷史氣氛與藝術的精神。應該說，是我選擇的寫法使我在敦煌中恣意遨遊—它使我情感澎湃，思維銳利，靈感閃爍，時有所悟，不斷地把未知變為所獲。因此我開頭說，這是一種收穫性的寫作。
這部電視由於種種緣故，未能成為螢屏影像，但我這文本卻在十年中再版四次。我的一些朋友和讀者因為它沒有成為電視作品而抱憾，我卻不以為然。以我與影視打交道的經驗，文學變為電視，很可能是對原作的破壞。文學是你想像的仙女，一但這仙女變成現實站在螢屏上可能會叫你大失所望。故此，在文化藝術出版社決定以一種華美的版本再版這一作品時，我反而慶幸她仍然隻是一種文字上美妙的想像。
收入本集的《探訪榆林窟》，是我應敦煌研究院之邀所寫的另一部電視文學本。文本方式與《人類的敦煌》全然一致。現在收入本書，除去風格完整之外，也使我心目中的姐妹窟—莫高窟和榆林窟，並立一處，相互映照，再加上年輕一代的敦煌學者吳健先生美輪美奐的攝影作品，文圖互補，是為完美。但願讀者也有同感。倘真的有此同感，我則十分欣然。
還需說明的是，在再版此書時，我刪去了較早版本的“附錄”部分，卻保留了初版時的序言，以保存本書獨自的歷史。在我看來，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個生命。一旦問世，便有了莫測的命運。有的很早的夭折，有的福壽綿長。讀者不會感知到，作者卻為他所創造的生命憂患不已，並祈望其長存於世，為讀者所愛，乃至深愛。
是為序。
馮驥才
2006年8月
第3章 序言再版 是一種幸運
書是有生命的。它和人一樣，有出生年月，重量，模樣，籍貫，父母(作者)和關切它的親人—讀者，而且其生命也有長有短，各有曲折，彼此不同。
有的書誕生之後即如石沉大海，不見蹤影，渺無聲息;有的則光鮮地活著，但活下來的未必都能長久，過一陣子或過一段時候竟然無緣無故地消匿於無形，隨即被人忘卻;歷史的忘卻極是絕情。
因此說，再版是一種幸運。隻有不斷的再版，圖書的生命才能延續。幹脆說吧—再版有如再生。
然而，書的生命與人的生命也有一些不同。人如果出了毛病，活著痛苦，可以打針吃藥，甚至動用手術，來起死回生;可是一本書要是沒人看了，千方百計也救不活。在新書剛出版時，各種精明的炒作手段都能使上勁，可是對於沒人看的舊書老書可就無濟於事了。誰也幫不上忙，怎麽折騰也沒用。
有人說，重要的是看你寫得如何。這話有理。倘若唐詩寫得不行，今天誰還去讀?然而這隻是道理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是，不少好的文字、好的文章、好的書，生不逢時，未被注意，也就埋沒過去了。如果《浮生六記》不是被人偶然在“冷攤”上發現，誰會知道這本書?原來，圖書不但有生命，還有命運。說來說去，書又和人一樣了。
現在說說我這本再版的《人類的敦煌》，它的命運究竟如何?
最初，是應邀為中央電視台寫的一部關於敦煌的大型文化片的腳本。雖說我一直關注與思考著敦煌，可是待我將其它工作推開，一頭紮進去，便像掉進宇宙的黑洞裏—它深不見底，浩無際涯，又有無比巨大的磁力與魅力。那時，我真想撇開電視腳本，寫一本關於敦煌研究的書。太多的感悟與思辨使我充滿寫作的激情。然而，我必須先兌現了對中央電視台的承諾。我想出個好辦法，我把自己假想為這部電視片的解說人，以個人之口闡述我對敦煌的歷史、文化與藝術之己見，這樣便可將我本人種種思辨與觀點直了了地放進去。我還決定採用文學筆法，因為文學的立場是個性的主觀的立場，在文字上又是審美的。如此寫作，這個“腳本”基本上就是一部長篇的文化散文了，或是用文學筆法寫的一本敦煌史。
文稿完成後，由於這部電視片的導演文化的功底有限，總覺得自己力不從心，劇本便擱下了，友人們以為我要白忙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誰想我這種文學化和個人化的“腳本”反倒可以印成一本書—文學的書，文化的書，誰料一連出了多版。
進一步，這本書的寫作還使我受益匪淺。
一是，它促使我在精神上接受一次中國文化摟頭灌頂般的洗禮。近代中國的文化人，有幾人沒有伸手觸摸過敦煌的?而且，隻要你對它使用的每一分勁，就一定十倍地受益於它。
我也要感謝唐史專家黃新亞、敦煌學者劉玉權等同誌給我有力的幫助，他們淵博的才識使我在一如大漠的敦煌中沒有迷失，而是快捷又準確地抵達了我的目的地。
我還要感謝文化藝術出版社，是他們獨具的出版眼光，將我這部作品以完整的電視文學劇本的形式問世，並因之使我蘊藏其間的歷史觀和藝術史觀奉獻於社會。
是為序。
馮驥才
1997.10.12天津
附：本作品來自網際網路，本站不做任何負責，版權歸原文作者!如侵權，請郵件聯繫。
第2章 再版序言 關於敦煌的寫作
世界上有兩種寫作，一種是你要為它付出，為它嘔心瀝血，為它抽空了自己;另一種你卻從寫作中得到收穫，你愈寫愈充實，甚至會感到自己一時的博大與沉甸甸。這後一種感受分外強烈地體現在我關於敦煌的寫作中。
九十年代中期，應中央電視台之邀，寫一部有關敦煌的史詩性巨片的文學本《人類的敦煌》。大約整整一年，我一邊縱入茫茫的戈壁大漠，一邊鑽進中古時代浩繁的卷帙中。我如入迷途般的身陷在這無邊無際的歷史文化的空間裏，到處是高山峻嶺，需要攀登;到處煙霧迷漫，必須破解，而每邁出一步都如同進入一片嶄新的天地。漸漸的，我從中整理出五條線索，即中古史、西北少數民族史、絲綢之路史、佛教東漸史和敦煌石窟藝術史。我用這五條史脈編織成這部作品的經緯。於是，這一寫作使我的思維所向披靡—真有“所向無空闊”之感，並從中認識到敦煌的人類意義與無上的價值。敦煌文化到底有多大多深，無人能答。反正那些把生命放在莫高窟裏的一代代敦煌學者，傾盡終生，每個人最終不過僅僅完成了一小段路程而已。當然，這是一段黃金般的路程。
於是，在寫作文本上，我選擇了一種散文詩與警句相結合的寫法。詩化的敘述便於抒發情感，警句可以提煉思想。電視片的文學本需要兩個功能，一是啟迪導演，二是具有解說詞的性質。這種寫法正好可以強化文學本所需要的兩個功能。它還是一種升華，即思想與激情在藝術上的升華。這寫法可以精闢地表述我的文化發現與文化思考，還有助於呈現迷人的歷史氣氛與藝術的精神。應該說，是我選擇的寫法使我在敦煌中恣意遨遊—它使我情感澎湃，思維銳利，靈感閃爍，時有所悟，不斷地把未知變為所獲。因此我開頭說，這是一種收穫性的寫作。
這部電視由於種種緣故，未能成為螢屏影像，但我這文本卻在十年中再版四次。我的一些朋友和讀者因為它沒有成為電視作品而抱憾，我卻不以為然。以我與影視打交道的經驗，文學變為電視，很可能是對原作的破壞。文學是你想像的仙女，一但這仙女變成現實站在螢屏上可能會叫你大失所望。故此，在文化藝術出版社決定以一種華美的版本再版這一作品時，我反而慶幸她仍然隻是一種文字上美妙的想像。
收入本集的《探訪榆林窟》，是我應敦煌研究院之邀所寫的另一部電視文學本。文本方式與《人類的敦煌》全然一致。現在收入本書，除去風格完整之外，也使我心目中的姐妹窟—莫高窟和榆林窟，並立一處，相互映照，再加上年輕一代的敦煌學者吳健先生美輪美奐的攝影作品，文圖互補，是為完美。但願讀者也有同感。倘真的有此同感，我則十分欣然。
還需說明的是，在再版此書時，我刪去了較早版本的“附錄”部分，卻保留了初版時的序言，以保存本書獨自的歷史。在我看來，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個生命。一旦問世，便有了莫測的命運。有的很早的夭折，有的福壽綿長。讀者不會感知到，作者卻為他所創造的生命憂患不已，並祈望其長存於世，為讀者所愛，乃至深愛。
是為序。
馮驥才
2006年8月
第3章 序言再版 是一種幸運
書是有生命的。它和人一樣，有出生年月，重量，模樣，籍貫，父母(作者)和關切它的親人—讀者，而且其生命也有長有短，各有曲折，彼此不同。
有的書誕生之後即如石沉大海，不見蹤影，渺無聲息;有的則光鮮地活著，但活下來的未必都能長久，過一陣子或過一段時候竟然無緣無故地消匿於無形，隨即被人忘卻;歷史的忘卻極是絕情。
因此說，再版是一種幸運。隻有不斷的再版，圖書的生命才能延續。幹脆說吧—再版有如再生。
然而，書的生命與人的生命也有一些不同。人如果出了毛病，活著痛苦，可以打針吃藥，甚至動用手術，來起死回生;可是一本書要是沒人看了，千方百計也救不活。在新書剛出版時，各種精明的炒作手段都能使上勁，可是對於沒人看的舊書老書可就無濟於事了。誰也幫不上忙，怎麽折騰也沒用。
有人說，重要的是看你寫得如何。這話有理。倘若唐詩寫得不行，今天誰還去讀?然而這隻是道理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是，不少好的文字、好的文章、好的書，生不逢時，未被注意，也就埋沒過去了。如果《浮生六記》不是被人偶然在“冷攤”上發現，誰會知道這本書?原來，圖書不但有生命，還有命運。說來說去，書又和人一樣了。
現在說說我這本再版的《人類的敦煌》，它的命運究竟如何?
最初，是應邀為中央電視台寫的一部關於敦煌的大型文化片的腳本。雖說我一直關注與思考著敦煌，可是待我將其它工作推開，一頭紮進去，便像掉進宇宙的黑洞裏—它深不見底，浩無際涯，又有無比巨大的磁力與魅力。那時，我真想撇開電視腳本，寫一本關於敦煌研究的書。太多的感悟與思辨使我充滿寫作的激情。然而，我必須先兌現了對中央電視台的承諾。我想出個好辦法，我把自己假想為這部電視片的解說人，以個人之口闡述我對敦煌的歷史、文化與藝術之己見，這樣便可將我本人種種思辨與觀點直了了地放進去。我還決定採用文學筆法，因為文學的立場是個性的主觀的立場，在文字上又是審美的。如此寫作，這個“腳本”基本上就是一部長篇的文化散文了，或是用文學筆法寫的一本敦煌史。
文稿完成後，由於這部電視片的導演文化的功底有限，總覺得自己力不從心，劇本便擱下了，友人們以為我要白忙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誰想我這種文學化和個人化的“腳本”反倒可以印成一本書—文學的書，文化的書，誰料一連出了多版。
進一步，這本書的寫作還使我受益匪淺。
一是，它促使我在精神上接受一次中國文化摟頭灌頂般的洗禮。近代中國的文化人，有幾人沒有伸手觸摸過敦煌的?而且，隻要你對它使用的每一分勁，就一定十倍地受益於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