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希望弄得滿城風雨——剛才就聽好多遍了。”保安主任甚為不耐煩地說。他在煙缸裏磕落菸灰，然後重新轉向我說：“不過依我看，同樣的事情幹三次無論如何也是太多了，有必要在哪裏剎住。老師您對此有何高見呢？”
我深吸一口氣，將思緒拉回現實：八個訂書器，九月一個星期日午後。
我說：“在同孩子談話之前，什麽都不好說。這孩子以前從未招惹是非，腦袋也不笨。至於他為什麽如此無謂地扒竊，現在還無法判斷。往下花時間找他好好談談。談的過程中我想肯定可以發現起因或線索。給您添麻煩了，實在非常抱歉。”
“我說，我是不好理解，”對方在鏡片後眯起眼睛，“這孩子——仁村晉一——是您教的學生吧？就是說天天都在教室見麵吧？是這樣的吧？”
“是的。”
“四年級了，在您班上待一年四個月了，不錯吧？”
“不錯。從三年級教上來的。”
“班上一共多少學生？”
“三十五人。”
“那麽，是很可以照料到的唆。可是，完全沒有料到這孩子會捅出漏子，連跡象都沒覺察到，是吧？”
“是的。”
“可是慢著，這小子可是半年時間裏就扒竊了三次喲！而且總是單獨幹。不是有人逼他非幹不可，不是出於需要，不是一時心血來cháo，不是為了錢——聽他母親說零花錢綽綽有餘。那麽就是說是主觀故意犯罪，為了偷而偷。也就是說，這孩子顯然是有‘問題’的。對吧？而這東西多少總會有一點跡象吧？”
“從教師角度來說，習慣性扒竊這一行為，尤其在是孩子的情況下，較之犯罪性，很多時候更來自精神上的微妙扭曲。當然，假如我再細心些觀察，有的情況也許就看出來了，這點我表示反省。問題是，這種扭曲表麵上是十分難以推測的，或者說並非將行為本身作為行為單獨提出來而給予相應懲罰就能馬上解決的，必須找出根本原因加以糾正，否則事後還會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兒童採取扒竊這一形式發送某種信息的情況並不少見。即使效率不高，也隻能慢慢麵談來解決。”
保安員掐掉煙，半張開嘴，像觀察什麽珍稀動物似的久久盯視我的臉。他放在桌麵上的手指甚是粗大，儼然長有黑毛的十個肥胖的活物，看得我有些透不過氣。
“您剛才講的，就是人們在上大學教育學之類時所聽到的？”
“不盡然。因是心理學常識，哪本書上都有。”
“哪本書上都有。”他麵無表情地重複我的話，然後拿起毛巾擦粗脖子上的汗。
“這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到底是什麽呢，這？我說老師，作為警察我可是從早到晚都跟不是微妙地扭曲之人打交道來著。世上這樣的人橫躺豎臥，拿掃帚掃都掃不過來。若是花長時間細細聽這些人的話，認真琢磨話裏到底有什麽信息，我身上就算有一打腦漿也怕不夠用。”
他喟嘆一聲，把裝有訂書器的盒子又放回桌下。
“大家嘴上說的都合情合理：孩子的心靈是純潔的，不能體罰，人們都是平等的，不能以分數取人，要慢慢商量解決。這倒也未嚐不可。問題是世道會因此多少變好嗎？甭想，莫不如說在變壞。我說，人恐怕並不都是平等的吧？這話聽都沒聽過。跟您說，這狹小的日本可是有一億一千萬人擠在一起，要是大家全都平等試試看，簡直地獄！
“漂亮話說起來容易。閉上眼睛裝沒看見，把問題往後一推即可。風平浪靜地讓孩子唱著螢火蟲之歌畢業就算萬事大吉。扒竊是孩子的心靈信息，別的與我無關，這當然快活自在。誰給揩屁股呢？我們！您以為我們天生歡喜於這個不成？您那神情像是在說充其量六千八百元罷了，可你從被偷者的角度想想。這裏幹活的有一百多人，為了一兩元差價，每個人都像烏眼雞似的。收款機的現金統計若有一百元對不上帳，就得加班弄個水落石出。您曉得這超市打收款機的阿姨一小時掙多少錢？為什麽就不能把這個講給學生聽？”
我默然，她默然，小孩也默然。保安主任也到底像是說累了，蜷縮在沉默之中。別的房間裏電話短促地響了一聲，有人接起。
“那麽，怎麽辦才好呢？”
我說：“用繩子把他倒吊在天花板上，直到他說出對不起——這樣可以麽？”
“那怕也不壞吧。不過您也知道，果真那麽幹，我也好您也好，飯碗就都砸了。”
“既然如此，那就隻能花時間耐住性子同他談。這是我的最終意見。”
別的部門有人門也沒敲就闖進房間，說道：“中村君，借倉庫鑰匙用一下。”“中村君”在抽屜裏找了半天，沒找到鑰匙。“沒有。”他說，“奇怪啊，一直在這裏來著。”對方說事情重要，無論如何馬上要用鑰匙。從兩人的口氣聽來，那鑰匙非同兒戲，本該在那裏才是。桌子幾個抽屜都翻個底朝上，還是沒有找到。
這時間裏我們三人一片沉默。她不時以若有所語的眼神覷我一眼。胡蘿蔔依舊麵無表情地目視地板。我不著邊際地胡思亂想。熱得要命。
討鑰匙的人隻好作罷，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可以了。”中村保安主任轉過身，以平板板的事務性語調說道，“辛苦了，這就完事了。往下完全委託給老師和母親了。不過有一點：倘若同一件事再發生一次，記住，那時可就真麻煩了。這點能理解吧？我也不願意找麻煩的，但工作畢竟是工作。”
她點頭。我也點頭。胡蘿蔔置若罔聞。我欠身站起。兩人也有氣無力地站起。
“最後一句，”保安員坐著向上看我，“這麽說我也認為不夠禮貌，恕我冒昧——一見麵就覺得您好像有什麽心事。年紀輕輕，高高大大，風度翩翩，曬得漂漂亮亮，思路井井有條，說話頭頭是道，父兄方麵也肯定喜歡。不過嘛——倒說不好——從看第一眼就有什麽讓我納悶兒，讓我琢磨不透。倒不是我個人同您有什麽，所以您別生氣。隻是一種感覺罷了，心想到底有什麽不釋然的呢。”
“作為我個人有一點想問，不介意嗎？”
“請請，都無所謂。”
“假如人人平等，您將處於什麽位置呢？”
中村保安主任狠狠地往肺裏嘆了口煙，搖搖頭，就好像把什麽強加給誰似的慢慢花時間吐出。“不知道。不過別擔心，至少不會和您處於同一位置。”
她把紅色豐田“賽力佳”停在了超市停車場。我把她叫到離開孩子些的地方，叫她先一個人回去，自己同孩子單獨談談，再送他回家。她點點頭，想要說什麽，但最終沒有說出口，一個人鑽進車，從手袋裏取出太陽鏡，發動引擎。
她離去後，我把胡蘿蔔領進眼前一家明亮的飲食店。在空調環境中舒了口氣，為自己點了冰紅茶，為孩子要來冰淇淋。我解開領扣，扯下領帶揣進衣袋。胡蘿蔔依然陷在沉默中，表情和眼神也同在超市保安室時沒什麽兩樣，看樣子仍未從長時間的恍惚狀態中掙脫出來。指頭細細的小手整齊地放在膝頭，扭臉看著地板。我喝著冰紅茶，胡蘿蔔根本沒碰冰淇淋。冰淇琳很快溶化在碟子裏，但胡蘿蔔似乎沒注意到。我們相對而坐。像關係欠佳的夫妻一般久久沉默不語。女侍每次有事來我們桌前時都現出緊張的神情。
我深吸一口氣，將思緒拉回現實：八個訂書器，九月一個星期日午後。
我說：“在同孩子談話之前，什麽都不好說。這孩子以前從未招惹是非，腦袋也不笨。至於他為什麽如此無謂地扒竊，現在還無法判斷。往下花時間找他好好談談。談的過程中我想肯定可以發現起因或線索。給您添麻煩了，實在非常抱歉。”
“我說，我是不好理解，”對方在鏡片後眯起眼睛，“這孩子——仁村晉一——是您教的學生吧？就是說天天都在教室見麵吧？是這樣的吧？”
“是的。”
“四年級了，在您班上待一年四個月了，不錯吧？”
“不錯。從三年級教上來的。”
“班上一共多少學生？”
“三十五人。”
“那麽，是很可以照料到的唆。可是，完全沒有料到這孩子會捅出漏子，連跡象都沒覺察到，是吧？”
“是的。”
“可是慢著，這小子可是半年時間裏就扒竊了三次喲！而且總是單獨幹。不是有人逼他非幹不可，不是出於需要，不是一時心血來cháo，不是為了錢——聽他母親說零花錢綽綽有餘。那麽就是說是主觀故意犯罪，為了偷而偷。也就是說，這孩子顯然是有‘問題’的。對吧？而這東西多少總會有一點跡象吧？”
“從教師角度來說，習慣性扒竊這一行為，尤其在是孩子的情況下，較之犯罪性，很多時候更來自精神上的微妙扭曲。當然，假如我再細心些觀察，有的情況也許就看出來了，這點我表示反省。問題是，這種扭曲表麵上是十分難以推測的，或者說並非將行為本身作為行為單獨提出來而給予相應懲罰就能馬上解決的，必須找出根本原因加以糾正，否則事後還會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兒童採取扒竊這一形式發送某種信息的情況並不少見。即使效率不高，也隻能慢慢麵談來解決。”
保安員掐掉煙，半張開嘴，像觀察什麽珍稀動物似的久久盯視我的臉。他放在桌麵上的手指甚是粗大，儼然長有黑毛的十個肥胖的活物，看得我有些透不過氣。
“您剛才講的，就是人們在上大學教育學之類時所聽到的？”
“不盡然。因是心理學常識，哪本書上都有。”
“哪本書上都有。”他麵無表情地重複我的話，然後拿起毛巾擦粗脖子上的汗。
“這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到底是什麽呢，這？我說老師，作為警察我可是從早到晚都跟不是微妙地扭曲之人打交道來著。世上這樣的人橫躺豎臥，拿掃帚掃都掃不過來。若是花長時間細細聽這些人的話，認真琢磨話裏到底有什麽信息，我身上就算有一打腦漿也怕不夠用。”
他喟嘆一聲，把裝有訂書器的盒子又放回桌下。
“大家嘴上說的都合情合理：孩子的心靈是純潔的，不能體罰，人們都是平等的，不能以分數取人，要慢慢商量解決。這倒也未嚐不可。問題是世道會因此多少變好嗎？甭想，莫不如說在變壞。我說，人恐怕並不都是平等的吧？這話聽都沒聽過。跟您說，這狹小的日本可是有一億一千萬人擠在一起，要是大家全都平等試試看，簡直地獄！
“漂亮話說起來容易。閉上眼睛裝沒看見，把問題往後一推即可。風平浪靜地讓孩子唱著螢火蟲之歌畢業就算萬事大吉。扒竊是孩子的心靈信息，別的與我無關，這當然快活自在。誰給揩屁股呢？我們！您以為我們天生歡喜於這個不成？您那神情像是在說充其量六千八百元罷了，可你從被偷者的角度想想。這裏幹活的有一百多人，為了一兩元差價，每個人都像烏眼雞似的。收款機的現金統計若有一百元對不上帳，就得加班弄個水落石出。您曉得這超市打收款機的阿姨一小時掙多少錢？為什麽就不能把這個講給學生聽？”
我默然，她默然，小孩也默然。保安主任也到底像是說累了，蜷縮在沉默之中。別的房間裏電話短促地響了一聲，有人接起。
“那麽，怎麽辦才好呢？”
我說：“用繩子把他倒吊在天花板上，直到他說出對不起——這樣可以麽？”
“那怕也不壞吧。不過您也知道，果真那麽幹，我也好您也好，飯碗就都砸了。”
“既然如此，那就隻能花時間耐住性子同他談。這是我的最終意見。”
別的部門有人門也沒敲就闖進房間，說道：“中村君，借倉庫鑰匙用一下。”“中村君”在抽屜裏找了半天，沒找到鑰匙。“沒有。”他說，“奇怪啊，一直在這裏來著。”對方說事情重要，無論如何馬上要用鑰匙。從兩人的口氣聽來，那鑰匙非同兒戲，本該在那裏才是。桌子幾個抽屜都翻個底朝上，還是沒有找到。
這時間裏我們三人一片沉默。她不時以若有所語的眼神覷我一眼。胡蘿蔔依舊麵無表情地目視地板。我不著邊際地胡思亂想。熱得要命。
討鑰匙的人隻好作罷，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可以了。”中村保安主任轉過身，以平板板的事務性語調說道，“辛苦了，這就完事了。往下完全委託給老師和母親了。不過有一點：倘若同一件事再發生一次，記住，那時可就真麻煩了。這點能理解吧？我也不願意找麻煩的，但工作畢竟是工作。”
她點頭。我也點頭。胡蘿蔔置若罔聞。我欠身站起。兩人也有氣無力地站起。
“最後一句，”保安員坐著向上看我，“這麽說我也認為不夠禮貌，恕我冒昧——一見麵就覺得您好像有什麽心事。年紀輕輕，高高大大，風度翩翩，曬得漂漂亮亮，思路井井有條，說話頭頭是道，父兄方麵也肯定喜歡。不過嘛——倒說不好——從看第一眼就有什麽讓我納悶兒，讓我琢磨不透。倒不是我個人同您有什麽，所以您別生氣。隻是一種感覺罷了，心想到底有什麽不釋然的呢。”
“作為我個人有一點想問，不介意嗎？”
“請請，都無所謂。”
“假如人人平等，您將處於什麽位置呢？”
中村保安主任狠狠地往肺裏嘆了口煙，搖搖頭，就好像把什麽強加給誰似的慢慢花時間吐出。“不知道。不過別擔心，至少不會和您處於同一位置。”
她把紅色豐田“賽力佳”停在了超市停車場。我把她叫到離開孩子些的地方，叫她先一個人回去，自己同孩子單獨談談，再送他回家。她點點頭，想要說什麽，但最終沒有說出口，一個人鑽進車，從手袋裏取出太陽鏡，發動引擎。
她離去後，我把胡蘿蔔領進眼前一家明亮的飲食店。在空調環境中舒了口氣，為自己點了冰紅茶，為孩子要來冰淇淋。我解開領扣，扯下領帶揣進衣袋。胡蘿蔔依然陷在沉默中，表情和眼神也同在超市保安室時沒什麽兩樣，看樣子仍未從長時間的恍惚狀態中掙脫出來。指頭細細的小手整齊地放在膝頭，扭臉看著地板。我喝著冰紅茶，胡蘿蔔根本沒碰冰淇淋。冰淇琳很快溶化在碟子裏，但胡蘿蔔似乎沒注意到。我們相對而坐。像關係欠佳的夫妻一般久久沉默不語。女侍每次有事來我們桌前時都現出緊張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