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中村，是保安主任。”他報出姓氏，但沒給名片。“那邊椅子有多餘的，請挑一把搬來。這麽熱很抱歉。空調嘛，出了故障。星期天人家不上門維修，電風扇也沒有乖乖聽話的，簡直坐以待斃。您怕也夠熱的，西裝請隻管脫下好了。事情我想沒那麽快結束，光看著我都熱得夠嗆。”
我按他說的搬來一把椅子，脫去上衣。襯衫已出汗出得貼在身上。
“不過，我總覺得，老師這工作的確令人羨慕。”說著，保安員嘴角沁出於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鏡內側的眼珠卻如物色特定對象的深海食肉動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氣誠然客氣，但僅限於表麵。尤其說到“老師”兩個字時，顯然透出輕蔑意味。
“暑假一個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禮，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來，我也在學校玩命用功弄個老師噹噹該有多妙。可到頭來，大概也是命中注定，當了個超市保安員。腦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說了：長大當老師！畢竟老師頂輕鬆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樣簡潔的藍色半袖連衣裙，頭髮在腦頂齊整整地攏起，兩耳戴著小耳環，腳上是高跟白涼鞋，膝部放著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從希臘回來還是第一次見她。她一聲不吭，用哭得有些發腫的眼睛輪流看我和保安員，從神情上不難看出已挨了好一頓訓。
我和她對視了一下，隨即看了看她兒子。本名叫仁村晉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蘿蔔”。細長臉，瘦瘦的，頭髮亂蓬蓬地打著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蘿蔔。我一般也這麽叫他。人很老實，不說多餘的話。成績算是好的，不忘做作業，值班打掃教室不要滑，不惹是生非。不過上課時極少舉手回答問題，也不出風頭，不討人嫌，也沒什麽人緣。母親對此頗有些不滿，但從教師的角度看，算是蠻不錯的孩子了。
“情況從學生母親那兒聽說了吧，電話裏。”保安員問我。
“聽說了。”我說，“扒竊。”
“正是，”說著，保安員拿起腳下的紙盒，放在桌上，推到我這邊來。盒裏有八個仍包著塑料紙的訂書器。我拿一個在手上看了看：標價八百五十元。
“訂書器八個，”我說，“全部嗎？”
“是的，全部。”
我把訂書器放回紙盒。“價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這樣想吧：當然不止是扒竊，而是犯罪行為。可為什麽這麽小題大作呢，充其量才八個訂書器嘛，何況又是小學生。是這樣想吧？”
我什麽也沒表示。
“沒關係，即使這麽想也情有可原。畢竟較之扒竊八個訂書器，更惡劣的犯罪滿世界都是。在這裏當保安員之前，我也在第一線當了很長時間警察，情況一清二楚。”
保安員直勾勾地看著我的眼睛說道。我也在注意不給他以挑戰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麵迎接他的視線。
“若是頭一回，店方也不至於因為這個程度的扒竊而一一鬧騰沒完。我們也是靠客人吃飯的，都想適可而止，不把事情鬧大。本來嘛，把他帶到這房間來，稍微嚇唬嚇唬就完了；糟糕的時候也頂多跟家裏聯繫，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學校。對這類事情盡可能息事寧人，這是我們店對待小孩扒竊的基本方針。
“問題是這孩子扒竊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學校。兩次都是我處理的，所以記得很清楚。無論說什麽問什麽，反正就是不開口。用警察的說法，就是所謂緘默。不道歉，也沒反省的樣子，很有牴觸性，態度非常惡劣。對他說再不告訴姓各就帶去找警察也不怕麽，他還是默不作聲。無奈，這次硬讓他出示汽車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細節滲入我的腦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視我的眼睛，我也沒將視線移開。
“還有一點，那就是所偷東西的內容不好，不讓人憐愛。最初是十五支自動鉛筆，金額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圓規八個，金額為八千元。就是說，總是集中偷同一種東西。不是為自己用，或純屬惡作劇，或是為了賣給學校同學。”
我想像午休時胡蘿蔔向班上學生兜售訂書器的場景。事情不可能這麽簡單。
“難以理解，”我說，“何苦在一個店裏那麽明日張膽地扒竊呢？接連幹上幾次，當然要被認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時處分也要加重。要想得手換一家商店豈非人之常情？”
“那種事問我也沒用，實際上在別的店也可能幹來著。若不然就是對我們店情有獨鍾，或是對我的長相看不順眼也未可知。我畢竟隻是店裏一個保安，複雜情況一一考慮不來，也沒拿那份薪水。想了解的話，直接詢問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樣，領來這裏都三個小時了，就是不肯開口，隻字不吐。乍看樣子蠻老實，其實十分了得。所以才勞老師大駕。好好的休息時間給我打擾了，實在抱歉。
“……不過，剛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曬得相當可觀嘛。倒是跟這件事沒有直接關係——暑假您去哪裏了？”
“沒去什麽特殊地方。”我說。
他還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臉，就好像我是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訂書器細看。隨便哪個家庭哪問辦公室都備有的極其普通的小訂書器——臻於完美境地的廉價事務用品。保安員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機在頂端點燃，側過臉吐煙。
我轉向孩子那邊，溫和地問道：“為什麽要訂書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蘿蔔靜靜地拾起臉看我，但什麽也沒說。這時我才發覺他的神色與平時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點也對不上，視線沒有縱深感。
“不會是受誰威脅才幹的？”
胡蘿蔔仍不回答，連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無從判斷。我隻好作罷。現在在這裏怎麽問恐怕都一無所獲。他已關上門，窗也封了。
“那，怎麽辦呢，老師？”保安員問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內巡視、用監控攝影機監視、發現現行扒竊分子帶到這房間來，這份薪水我拿了。至於往下怎麽辦是另一個問題。尤其對象若是小孩子，就更傷腦筋。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師？這方麵當老師的更清楚吧？或者幹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裏去？那一來作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這麽往棉花堆打拳頭，白白搭上半天時間。”
說實在話，此刻我腦袋正另有所思。超市這大煞風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個希臘小島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蹤。
所以竟好一會沒弄懂保安員想要對我說什麽。
“跟他父親也說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講明白扒竊是一種犯罪，再不會給您添麻煩了。”她用缺乏起伏的聲調說。
我按他說的搬來一把椅子，脫去上衣。襯衫已出汗出得貼在身上。
“不過，我總覺得，老師這工作的確令人羨慕。”說著，保安員嘴角沁出於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鏡內側的眼珠卻如物色特定對象的深海食肉動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氣誠然客氣，但僅限於表麵。尤其說到“老師”兩個字時，顯然透出輕蔑意味。
“暑假一個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禮，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來，我也在學校玩命用功弄個老師噹噹該有多妙。可到頭來，大概也是命中注定，當了個超市保安員。腦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說了：長大當老師！畢竟老師頂輕鬆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樣簡潔的藍色半袖連衣裙，頭髮在腦頂齊整整地攏起，兩耳戴著小耳環，腳上是高跟白涼鞋，膝部放著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從希臘回來還是第一次見她。她一聲不吭，用哭得有些發腫的眼睛輪流看我和保安員，從神情上不難看出已挨了好一頓訓。
我和她對視了一下，隨即看了看她兒子。本名叫仁村晉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蘿蔔”。細長臉，瘦瘦的，頭髮亂蓬蓬地打著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蘿蔔。我一般也這麽叫他。人很老實，不說多餘的話。成績算是好的，不忘做作業，值班打掃教室不要滑，不惹是生非。不過上課時極少舉手回答問題，也不出風頭，不討人嫌，也沒什麽人緣。母親對此頗有些不滿，但從教師的角度看，算是蠻不錯的孩子了。
“情況從學生母親那兒聽說了吧，電話裏。”保安員問我。
“聽說了。”我說，“扒竊。”
“正是，”說著，保安員拿起腳下的紙盒，放在桌上，推到我這邊來。盒裏有八個仍包著塑料紙的訂書器。我拿一個在手上看了看：標價八百五十元。
“訂書器八個，”我說，“全部嗎？”
“是的，全部。”
我把訂書器放回紙盒。“價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這樣想吧：當然不止是扒竊，而是犯罪行為。可為什麽這麽小題大作呢，充其量才八個訂書器嘛，何況又是小學生。是這樣想吧？”
我什麽也沒表示。
“沒關係，即使這麽想也情有可原。畢竟較之扒竊八個訂書器，更惡劣的犯罪滿世界都是。在這裏當保安員之前，我也在第一線當了很長時間警察，情況一清二楚。”
保安員直勾勾地看著我的眼睛說道。我也在注意不給他以挑戰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麵迎接他的視線。
“若是頭一回，店方也不至於因為這個程度的扒竊而一一鬧騰沒完。我們也是靠客人吃飯的，都想適可而止，不把事情鬧大。本來嘛，把他帶到這房間來，稍微嚇唬嚇唬就完了；糟糕的時候也頂多跟家裏聯繫，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學校。對這類事情盡可能息事寧人，這是我們店對待小孩扒竊的基本方針。
“問題是這孩子扒竊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學校。兩次都是我處理的，所以記得很清楚。無論說什麽問什麽，反正就是不開口。用警察的說法，就是所謂緘默。不道歉，也沒反省的樣子，很有牴觸性，態度非常惡劣。對他說再不告訴姓各就帶去找警察也不怕麽，他還是默不作聲。無奈，這次硬讓他出示汽車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細節滲入我的腦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視我的眼睛，我也沒將視線移開。
“還有一點，那就是所偷東西的內容不好，不讓人憐愛。最初是十五支自動鉛筆，金額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圓規八個，金額為八千元。就是說，總是集中偷同一種東西。不是為自己用，或純屬惡作劇，或是為了賣給學校同學。”
我想像午休時胡蘿蔔向班上學生兜售訂書器的場景。事情不可能這麽簡單。
“難以理解，”我說，“何苦在一個店裏那麽明日張膽地扒竊呢？接連幹上幾次，當然要被認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時處分也要加重。要想得手換一家商店豈非人之常情？”
“那種事問我也沒用，實際上在別的店也可能幹來著。若不然就是對我們店情有獨鍾，或是對我的長相看不順眼也未可知。我畢竟隻是店裏一個保安，複雜情況一一考慮不來，也沒拿那份薪水。想了解的話，直接詢問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樣，領來這裏都三個小時了，就是不肯開口，隻字不吐。乍看樣子蠻老實，其實十分了得。所以才勞老師大駕。好好的休息時間給我打擾了，實在抱歉。
“……不過，剛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曬得相當可觀嘛。倒是跟這件事沒有直接關係——暑假您去哪裏了？”
“沒去什麽特殊地方。”我說。
他還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臉，就好像我是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訂書器細看。隨便哪個家庭哪問辦公室都備有的極其普通的小訂書器——臻於完美境地的廉價事務用品。保安員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機在頂端點燃，側過臉吐煙。
我轉向孩子那邊，溫和地問道：“為什麽要訂書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蘿蔔靜靜地拾起臉看我，但什麽也沒說。這時我才發覺他的神色與平時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點也對不上，視線沒有縱深感。
“不會是受誰威脅才幹的？”
胡蘿蔔仍不回答，連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無從判斷。我隻好作罷。現在在這裏怎麽問恐怕都一無所獲。他已關上門，窗也封了。
“那，怎麽辦呢，老師？”保安員問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內巡視、用監控攝影機監視、發現現行扒竊分子帶到這房間來，這份薪水我拿了。至於往下怎麽辦是另一個問題。尤其對象若是小孩子，就更傷腦筋。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師？這方麵當老師的更清楚吧？或者幹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裏去？那一來作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這麽往棉花堆打拳頭，白白搭上半天時間。”
說實在話，此刻我腦袋正另有所思。超市這大煞風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個希臘小島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蹤。
所以竟好一會沒弄懂保安員想要對我說什麽。
“跟他父親也說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講明白扒竊是一種犯罪，再不會給您添麻煩了。”她用缺乏起伏的聲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