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點意見可以嗎？”我問。
“當然可以。”
“以我的經驗而言，過於順利地解釋一切--道理也好理論也好--其中必有陷阱。有一個人說過，如果用一本書就能解釋，那麽還是不解釋為好。我想說的是：最好不要太急於撲到結論上去。”
“記住就是。”堇說罷掛斷電話，掛得未免唐突。
我在腦海中推出堇放回聽筒走出電話亭的情景。鍾的時針指在三時半。我去廚房喝了杯水，折回床上閉上眼睛。但睡意遲遲不來。拉開窗簾，白光光的月如懂事的孤兒一般不聲不 響地浮在夜空。看來怎麽也睡不成了。我新做了杯濃咖啡，把椅子移到窗邊坐下，吃了幾片夾有奶酪的鹹餅幹，然後一邊看書一邊等待黎明的到來。
簡單談談我自己吧。
當然，這是堇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既然通過我的眼睛來講堇這個人、講堇的故事，那麽在某種程度上說一下我是誰就是必要的了。
問題是，在準備談自己的時候，我每每陷入輕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麽”這一命題所附帶的古典式悖論拖住後腿。亦即，就純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談我的人這個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在談自己自身的時候，被談的自己勢必被作為談者的我--被我的價值觀、感覺的尺度、作為觀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種各樣的現實利害關係--所取捨所篩選所限定所分割。果真如此，被談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觀真實性呢？對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來放心不下。
但是，世間大多數人看上去對這種恐怖或不安幾乎都無動於衷，一有機會就想以驚人坦率的語句談論自己，諸如說什麽“我這人心直口快，不會拐彎抹角，傻瓜似的”、“我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這人專會洞察人心”等等。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無謂地傷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覺地再三強調於已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專會洞察人心”的人為並不難看穿的表麵奉承所輕易欺騙。如此看來，事實上我們對自己到底又了解什麽呢！
凡此種種，我越想就越不願意談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談的必要）。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盡可能多的客觀事實。我想通過知曉那種個別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樣的位置（一種分布），或者通過保持已然包含這些的自己的平衡，來盡量客觀地把握自己這一人之為人的存在。
這是十歲至二十歲期間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來的視點，說得誇張些，即世界觀。我像瓦工照著繃得緊緊的準線一塊塊砌磚那樣，將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積起來。與其說是邏輯性的，莫如說是經驗性的；與其說是思維性的，莫如說是務實性的。但將這種對事物的看法深入淺出地講給別人聽是很困難的--種種場合讓我深深領教了這一點。
或許由此之故，從思春期中期開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間劃了一條肉眼看不見的分界線。對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離，在既不接近亦不遠離的過程中觀察對手的動向。眾口一詞之事自己也不囫圇吞棗。我對於世界毫無保留的激情，僅僅傾注在書本上和音樂中。這樣--也許在所難免--我成了一個孤獨的人。
我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長大。由於太普通了，簡直不知從何說起。父親從地方上的一所國立大學理學院畢業出來，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研究所工作，愛好是打高爾夫球，周日常常去高爾夫球場。母親偏愛短歌（譯註：日本傳統詩歌（和歌）的一種體裁，五句三十一字（音節）。），時常參加聚會。每當名字出現在報紙短歌專欄，情緒便好上一段時間。喜歡打掃房間，不喜歡做菜。比我大五歲的姐姐兩樣都不喜歡，認為那是別的什麽人幹的事。所以，我在能進廚房之後，便自己做自己吃的東西。買烹飪方麵的書回來，一般東西都做得來。這樣做的孩子除我沒第二個。
出生是在杉並，小時全家搬到津田沼，在那裏長大。周圍全是同一類型的工薪家庭。姐姐學習成績出類拔萃，也是性格使然：不名列前茅誓不罷休。徒勞無益的事從來不做，連領家裏養的狗出去散步都不曾有過。東大法學院畢業，翌年取得律師資格。丈夫是經營諮詢顧問，人很能幹。在代代木公園附近一座漂亮的公寓買了四室套間，可惜房間總是亂七八糟，豬窩一樣。
我和姐姐不同，對學校裏的學習全然提不起興致，對成績排名也不感興趣。隻是因為不願意給父母說三道四，便義務性地到校上課，完成最低限度的預習和複習。剩下時間參加足球部活動，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沒完沒了地看小說。不去補習學校，不請家庭教師。盡管這樣，學校裏的成績也並不很差，或者不如說算好的。心想若是這樣，不備戰高考估計也能考上一所較為不錯的大學。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學，我設法租了一間小宿舍開始獨立生活。其實在津田沼的家裏時，記憶中也幾乎沒同家人和和氣氣地說過話。在同一屋頂下生活的父母和姐姐是怎樣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麽，對此我幾乎不能理解。他們想必也同樣，對我是怎樣一個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麽也幾乎不能理解。說起來，連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麽。看小說倒是喜歡得非常人可比，但並不認為自己具有足以成為小說家的寫作才能。而若當編輯和批評家，自己的傾向性又過於偏激。對我來說，小說純屬滿足個人愉悅的東西，應與學習和工作區分開來，悄悄放去別處。所以，大學裏我選的專業是史學而不是文學。倒也不是一開始就對歷史有什麽特殊興趣，但實際學起來，覺得原來竟是一門令人興味盎然的學問。說雖這麽說，卻又沒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事實上指導教授也這麽建議來著）獻身史學研究。我固然喜歡看書喜歡思考，但歸根結蒂並非適於做學問的人。借用普希金詩句，那便是：
各國歷史事件--一座高聳的灰山我不想在那上麵東覓西尋
雖說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個飯碗，在不知其所止的劇烈競爭中掙紮求生，不想沿著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金字塔斜坡步步登攀。
這樣，經過採用所謂減法式程序，最後選擇當教師。學校離我住處坐電車幾站遠。那個市的教育委員會裏正好有我一個叔父，問我說當小學教師怎麽樣。因有師範課程問題，一開始當代課教員，經過短期函授教育，即可取得正式教員資格。本來我並未想當教師。但實際當起來，對這個活計便懷有了超過預想的深深的敬意和熱愛。或者不如說碰巧發現了懷有深深的敬意和熱愛的自己。
我站在講台上，麵向學生講述和教授關於世界、生命和語言的基本事實，但同時也是通過孩子們的眼睛和思維來向自己本身重新講述和教授關於世界、生命和語言的基本事實。隻消在方法上動動腦筋，即可成為新鮮而又有發掘餘地的作業。我也因之得以同班上的學生、同事以及學生家長大體保持良好關係。
“當然可以。”
“以我的經驗而言，過於順利地解釋一切--道理也好理論也好--其中必有陷阱。有一個人說過，如果用一本書就能解釋，那麽還是不解釋為好。我想說的是：最好不要太急於撲到結論上去。”
“記住就是。”堇說罷掛斷電話，掛得未免唐突。
我在腦海中推出堇放回聽筒走出電話亭的情景。鍾的時針指在三時半。我去廚房喝了杯水，折回床上閉上眼睛。但睡意遲遲不來。拉開窗簾，白光光的月如懂事的孤兒一般不聲不 響地浮在夜空。看來怎麽也睡不成了。我新做了杯濃咖啡，把椅子移到窗邊坐下，吃了幾片夾有奶酪的鹹餅幹，然後一邊看書一邊等待黎明的到來。
簡單談談我自己吧。
當然，這是堇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既然通過我的眼睛來講堇這個人、講堇的故事，那麽在某種程度上說一下我是誰就是必要的了。
問題是，在準備談自己的時候，我每每陷入輕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麽”這一命題所附帶的古典式悖論拖住後腿。亦即，就純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談我的人這個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在談自己自身的時候，被談的自己勢必被作為談者的我--被我的價值觀、感覺的尺度、作為觀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種各樣的現實利害關係--所取捨所篩選所限定所分割。果真如此，被談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觀真實性呢？對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來放心不下。
但是，世間大多數人看上去對這種恐怖或不安幾乎都無動於衷，一有機會就想以驚人坦率的語句談論自己，諸如說什麽“我這人心直口快，不會拐彎抹角，傻瓜似的”、“我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這人專會洞察人心”等等。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無謂地傷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覺地再三強調於已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專會洞察人心”的人為並不難看穿的表麵奉承所輕易欺騙。如此看來，事實上我們對自己到底又了解什麽呢！
凡此種種，我越想就越不願意談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談的必要）。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盡可能多的客觀事實。我想通過知曉那種個別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樣的位置（一種分布），或者通過保持已然包含這些的自己的平衡，來盡量客觀地把握自己這一人之為人的存在。
這是十歲至二十歲期間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來的視點，說得誇張些，即世界觀。我像瓦工照著繃得緊緊的準線一塊塊砌磚那樣，將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積起來。與其說是邏輯性的，莫如說是經驗性的；與其說是思維性的，莫如說是務實性的。但將這種對事物的看法深入淺出地講給別人聽是很困難的--種種場合讓我深深領教了這一點。
或許由此之故，從思春期中期開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間劃了一條肉眼看不見的分界線。對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離，在既不接近亦不遠離的過程中觀察對手的動向。眾口一詞之事自己也不囫圇吞棗。我對於世界毫無保留的激情，僅僅傾注在書本上和音樂中。這樣--也許在所難免--我成了一個孤獨的人。
我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長大。由於太普通了，簡直不知從何說起。父親從地方上的一所國立大學理學院畢業出來，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研究所工作，愛好是打高爾夫球，周日常常去高爾夫球場。母親偏愛短歌（譯註：日本傳統詩歌（和歌）的一種體裁，五句三十一字（音節）。），時常參加聚會。每當名字出現在報紙短歌專欄，情緒便好上一段時間。喜歡打掃房間，不喜歡做菜。比我大五歲的姐姐兩樣都不喜歡，認為那是別的什麽人幹的事。所以，我在能進廚房之後，便自己做自己吃的東西。買烹飪方麵的書回來，一般東西都做得來。這樣做的孩子除我沒第二個。
出生是在杉並，小時全家搬到津田沼，在那裏長大。周圍全是同一類型的工薪家庭。姐姐學習成績出類拔萃，也是性格使然：不名列前茅誓不罷休。徒勞無益的事從來不做，連領家裏養的狗出去散步都不曾有過。東大法學院畢業，翌年取得律師資格。丈夫是經營諮詢顧問，人很能幹。在代代木公園附近一座漂亮的公寓買了四室套間，可惜房間總是亂七八糟，豬窩一樣。
我和姐姐不同，對學校裏的學習全然提不起興致，對成績排名也不感興趣。隻是因為不願意給父母說三道四，便義務性地到校上課，完成最低限度的預習和複習。剩下時間參加足球部活動，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沒完沒了地看小說。不去補習學校，不請家庭教師。盡管這樣，學校裏的成績也並不很差，或者不如說算好的。心想若是這樣，不備戰高考估計也能考上一所較為不錯的大學。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學，我設法租了一間小宿舍開始獨立生活。其實在津田沼的家裏時，記憶中也幾乎沒同家人和和氣氣地說過話。在同一屋頂下生活的父母和姐姐是怎樣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麽，對此我幾乎不能理解。他們想必也同樣，對我是怎樣一個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麽也幾乎不能理解。說起來，連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麽。看小說倒是喜歡得非常人可比，但並不認為自己具有足以成為小說家的寫作才能。而若當編輯和批評家，自己的傾向性又過於偏激。對我來說，小說純屬滿足個人愉悅的東西，應與學習和工作區分開來，悄悄放去別處。所以，大學裏我選的專業是史學而不是文學。倒也不是一開始就對歷史有什麽特殊興趣，但實際學起來，覺得原來竟是一門令人興味盎然的學問。說雖這麽說，卻又沒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事實上指導教授也這麽建議來著）獻身史學研究。我固然喜歡看書喜歡思考，但歸根結蒂並非適於做學問的人。借用普希金詩句，那便是：
各國歷史事件--一座高聳的灰山我不想在那上麵東覓西尋
雖說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個飯碗，在不知其所止的劇烈競爭中掙紮求生，不想沿著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金字塔斜坡步步登攀。
這樣，經過採用所謂減法式程序，最後選擇當教師。學校離我住處坐電車幾站遠。那個市的教育委員會裏正好有我一個叔父，問我說當小學教師怎麽樣。因有師範課程問題，一開始當代課教員，經過短期函授教育，即可取得正式教員資格。本來我並未想當教師。但實際當起來，對這個活計便懷有了超過預想的深深的敬意和熱愛。或者不如說碰巧發現了懷有深深的敬意和熱愛的自己。
我站在講台上，麵向學生講述和教授關於世界、生命和語言的基本事實，但同時也是通過孩子們的眼睛和思維來向自己本身重新講述和教授關於世界、生命和語言的基本事實。隻消在方法上動動腦筋，即可成為新鮮而又有發掘餘地的作業。我也因之得以同班上的學生、同事以及學生家長大體保持良好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