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來的。他在維也納住了一年，之後來到紐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留在布拉格。白天他在宿
舍作畫，晚間在附近一家土耳其飯店打工。“捷克沒有言論自由。”他說。但他所需要的是
比言論自由更現實的東西。如德國學畫生所說，他缺乏才華。她在心中嘀咕：他原本是該留
在布拉格的啊！
捷克人在技法上局部是有可取之處的，尤其是著色，有時令人一震。筆觸也相當嫻熟。
但僅此而已。在內行人眼裏，他的畫已在此完全停止了，找不到思維的延展。同樣是停止，
但他連藝術上的“死胡同”也沒進入，隻是“夭折”罷了。
她瞥了一眼德國學畫生，他的表情在無言中所流露出來的結論也和她一樣。如此而已。
唯獨捷克人以惶惶然的眼神盯視著她的一舉一動。
道了謝準備離開捷克人房間時，她的目光忽然盯在門旁放著的一幅畫上——一幅二十英
寸電視螢屏大小的橫置油畫。與別的畫不同，這幅畫裏有什麽在喘息。不是什麽了不得的東
西，實在微弱得很，盯視之間很怕它萎縮消失。但它的確是在畫中喘息，盡管那般微乎其
微。她請捷克人把其他畫撤去一邊，空出雪白的牆壁把這幅畫立起來細看。
“這是我來紐約後最先畫的。”捷克人侷促地快速說道，“來紐約第一個夜晚，我站在
時代廣場一個路口看街看了好幾個鍾頭，然後回房間用一個晚上畫出來的。”
畫的就是坐在計程車後座的年輕男子。以照相機來說，就是在鏡頭正中稍偏一點點的位
置把男子攝了下來。男子臉側向一邊，目視窗外。長相漂亮，燕尾服，白襯衣，黑蝴蝶結，
白飾巾。有點像舞男，但不是。作為舞男他缺少什麽——一句話說來，就是缺少類似被濃縮
了的饑渴感的東西。
當然他並非沒有饑渴感。哪裏去找沒有饑渴感的年輕男人呢？隻是他身上的饑渴感表現
得實在過於抽象，在周圍人眼裏——即使在他自己眼裏——仿佛是有點特別的、處於形成過
程中的某種見解（point of view ）。就好像藍色的霧靄，知道它存在，但捕捉不到。
夜色也恰如藍色的霧靄籠罩著計程車。從車後玻璃窗可以看見夜色，看見的也隻有夜
色。藍底色融入了黑與紫。色調非常雅致。就像埃林頓“公爵”（註：duke eilington
（1899--1974），美國爵士樂鋼琴手，作曲家。）管弦樂團的音調，雅致而渾厚，渾厚得似乎
手往上一觸，五指便會統統給吮吸進去。
男子臉歪向一邊，但他什麽也沒看。縱使玻璃窗外有什麽景致出現，也絕不會在他心頭
留下任何刮痕。車持續前行。
“男子要去哪裏呢？”
“男子要回哪裏呢？”
對此，畫麵什麽也沒有回答。男子被包含在計程車這一有限的形式中。計程車則被包含
在移動這一天經地義的原則中。車在移動。去哪裏也好回哪裏也好，怎麽都無所謂，哪裏都
無所謂。那是巨幅牆壁上開的一個黑洞，既為入口，又是出口。
不妨說，男子是在看那個黑洞。他嘴唇很幹，仿佛急需一支煙。但由於某種原因，煙遠
在他手夠不到的地方。他顴骨突出，下顎尖尖，尖得如被暴力削尖了一般。那裏有一道傷痕
般細弱的陰翳，那是看不見的世界裏一場無聲的戰鬥所留下的陰翳。白色飾巾遮住了那道陰
翳的尖端。
“結果我出一百二十美元為自己買下了那幅畫。作為一幅畫的價錢，一百二十美元固然
不多，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還是被剜了一刀的。那時我正懷著孕，丈夫找不到工作。丈夫是
off—off broadway （註：美國以紐約的格林威治村為中心進行演出的前衛劇團，一般譯為
“外外百老匯”。）的演員，有事做也掙不了多少錢。生活費主要靠我來掙。”
說到這裏，她停下喝了口葡萄酒，似乎想用酒來觸發往事的回憶。
“中意那幅畫？”我試著問。
“畫並不中意。”她說，“剛才也說了，畫本身也就比外行筆下的強一點點，不好也不
壞。我中意的是畫上的年輕男子，是為了看那男子才買畫的，沒別的目的。捷克人為畫得到
承認而喜出望外，德國小夥子也有點吃驚，但他們怕是永遠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我買那幅
畫的真正意圖。”
聖誕節頌歌磁帶也至此轉完，隨著“哢嚓”一聲響，深重的沉默籠罩了我們。她在粗花
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時我二十九歲。按一般說法，我的青春快過去了。我是想當畫家才到美國來的，結
果畫家沒當成。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厲害。我什麽東西也沒能用自己的手創造出來。那畫上
的男子，我總覺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卻的人生的一部分。我把畫掛在住所房間牆上，每天看
著它過日子。一看到畫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損失是何等慘重，或者是何等輕微。
“丈夫常開玩笑，說我戀上了那個男子。我總是一聲不響地盯視那幅畫，也難怪他那麽
想。但他沒有說對。我對那男子懷有的感情類似sympathy。我所說的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
共鳴，而是指兩人一起品味某種無奈。您可明白？”
我默然點頭。
“由於看計程車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覺之間他竟成了另一個我自己。他理解我的心
情，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懂得他的無奈：他被禁錮在名叫平庸的計程車中，他無法掙脫出
來，永遠，真正的永遠。平庸讓他在那裏棲身，把他囚在以平庸為背景的牢籠裏，您不覺得
可悲嗎？”她咬著嘴唇，沉默了一陣，又開口道，“總之就是這麽一件事，沒有藝術感染力
沒有衝擊力，什麽都沒有，感性也好皮膚性衝擊也好都談不上，但如果您問留在心中最久的
畫，倒有這麽一幅，隻此一幅。這樣理解可以麽？”
“有一點想問，”我說，“那幅畫現在還在嗎？”
“不在了，”她應聲回答，“燒掉了。”
“什麽時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覺得倒像最近的事，實際上快過去十年了。各種麻煩
事一個接著一個，使得我決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棄了。具體的我不太想說，請
允許我省略掉。那時我什麽都不想要了，無論什麽，包括那裏俘虜過我的所有理想、希望、
愛，以及它們的殘影，一切的一切。我從朋友那裏借來敞篷卡車，把房間裏所有東西運到空
地，澆上煤油燒了。‘計程車上的男人’也在裏邊。您不覺得那情景挺合適放感傷音樂？”
舍作畫，晚間在附近一家土耳其飯店打工。“捷克沒有言論自由。”他說。但他所需要的是
比言論自由更現實的東西。如德國學畫生所說，他缺乏才華。她在心中嘀咕：他原本是該留
在布拉格的啊！
捷克人在技法上局部是有可取之處的，尤其是著色，有時令人一震。筆觸也相當嫻熟。
但僅此而已。在內行人眼裏，他的畫已在此完全停止了，找不到思維的延展。同樣是停止，
但他連藝術上的“死胡同”也沒進入，隻是“夭折”罷了。
她瞥了一眼德國學畫生，他的表情在無言中所流露出來的結論也和她一樣。如此而已。
唯獨捷克人以惶惶然的眼神盯視著她的一舉一動。
道了謝準備離開捷克人房間時，她的目光忽然盯在門旁放著的一幅畫上——一幅二十英
寸電視螢屏大小的橫置油畫。與別的畫不同，這幅畫裏有什麽在喘息。不是什麽了不得的東
西，實在微弱得很，盯視之間很怕它萎縮消失。但它的確是在畫中喘息，盡管那般微乎其
微。她請捷克人把其他畫撤去一邊，空出雪白的牆壁把這幅畫立起來細看。
“這是我來紐約後最先畫的。”捷克人侷促地快速說道，“來紐約第一個夜晚，我站在
時代廣場一個路口看街看了好幾個鍾頭，然後回房間用一個晚上畫出來的。”
畫的就是坐在計程車後座的年輕男子。以照相機來說，就是在鏡頭正中稍偏一點點的位
置把男子攝了下來。男子臉側向一邊，目視窗外。長相漂亮，燕尾服，白襯衣，黑蝴蝶結，
白飾巾。有點像舞男，但不是。作為舞男他缺少什麽——一句話說來，就是缺少類似被濃縮
了的饑渴感的東西。
當然他並非沒有饑渴感。哪裏去找沒有饑渴感的年輕男人呢？隻是他身上的饑渴感表現
得實在過於抽象，在周圍人眼裏——即使在他自己眼裏——仿佛是有點特別的、處於形成過
程中的某種見解（point of view ）。就好像藍色的霧靄，知道它存在，但捕捉不到。
夜色也恰如藍色的霧靄籠罩著計程車。從車後玻璃窗可以看見夜色，看見的也隻有夜
色。藍底色融入了黑與紫。色調非常雅致。就像埃林頓“公爵”（註：duke eilington
（1899--1974），美國爵士樂鋼琴手，作曲家。）管弦樂團的音調，雅致而渾厚，渾厚得似乎
手往上一觸，五指便會統統給吮吸進去。
男子臉歪向一邊，但他什麽也沒看。縱使玻璃窗外有什麽景致出現，也絕不會在他心頭
留下任何刮痕。車持續前行。
“男子要去哪裏呢？”
“男子要回哪裏呢？”
對此，畫麵什麽也沒有回答。男子被包含在計程車這一有限的形式中。計程車則被包含
在移動這一天經地義的原則中。車在移動。去哪裏也好回哪裏也好，怎麽都無所謂，哪裏都
無所謂。那是巨幅牆壁上開的一個黑洞，既為入口，又是出口。
不妨說，男子是在看那個黑洞。他嘴唇很幹，仿佛急需一支煙。但由於某種原因，煙遠
在他手夠不到的地方。他顴骨突出，下顎尖尖，尖得如被暴力削尖了一般。那裏有一道傷痕
般細弱的陰翳，那是看不見的世界裏一場無聲的戰鬥所留下的陰翳。白色飾巾遮住了那道陰
翳的尖端。
“結果我出一百二十美元為自己買下了那幅畫。作為一幅畫的價錢，一百二十美元固然
不多，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還是被剜了一刀的。那時我正懷著孕，丈夫找不到工作。丈夫是
off—off broadway （註：美國以紐約的格林威治村為中心進行演出的前衛劇團，一般譯為
“外外百老匯”。）的演員，有事做也掙不了多少錢。生活費主要靠我來掙。”
說到這裏，她停下喝了口葡萄酒，似乎想用酒來觸發往事的回憶。
“中意那幅畫？”我試著問。
“畫並不中意。”她說，“剛才也說了，畫本身也就比外行筆下的強一點點，不好也不
壞。我中意的是畫上的年輕男子，是為了看那男子才買畫的，沒別的目的。捷克人為畫得到
承認而喜出望外，德國小夥子也有點吃驚，但他們怕是永遠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我買那幅
畫的真正意圖。”
聖誕節頌歌磁帶也至此轉完，隨著“哢嚓”一聲響，深重的沉默籠罩了我們。她在粗花
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時我二十九歲。按一般說法，我的青春快過去了。我是想當畫家才到美國來的，結
果畫家沒當成。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厲害。我什麽東西也沒能用自己的手創造出來。那畫上
的男子，我總覺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卻的人生的一部分。我把畫掛在住所房間牆上，每天看
著它過日子。一看到畫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損失是何等慘重，或者是何等輕微。
“丈夫常開玩笑，說我戀上了那個男子。我總是一聲不響地盯視那幅畫，也難怪他那麽
想。但他沒有說對。我對那男子懷有的感情類似sympathy。我所說的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
共鳴，而是指兩人一起品味某種無奈。您可明白？”
我默然點頭。
“由於看計程車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覺之間他竟成了另一個我自己。他理解我的心
情，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懂得他的無奈：他被禁錮在名叫平庸的計程車中，他無法掙脫出
來，永遠，真正的永遠。平庸讓他在那裏棲身，把他囚在以平庸為背景的牢籠裏，您不覺得
可悲嗎？”她咬著嘴唇，沉默了一陣，又開口道，“總之就是這麽一件事，沒有藝術感染力
沒有衝擊力，什麽都沒有，感性也好皮膚性衝擊也好都談不上，但如果您問留在心中最久的
畫，倒有這麽一幅，隻此一幅。這樣理解可以麽？”
“有一點想問，”我說，“那幅畫現在還在嗎？”
“不在了，”她應聲回答，“燒掉了。”
“什麽時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覺得倒像最近的事，實際上快過去十年了。各種麻煩
事一個接著一個，使得我決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棄了。具體的我不太想說，請
允許我省略掉。那時我什麽都不想要了，無論什麽，包括那裏俘虜過我的所有理想、希望、
愛，以及它們的殘影，一切的一切。我從朋友那裏借來敞篷卡車，把房間裏所有東西運到空
地，澆上煤油燒了。‘計程車上的男人’也在裏邊。您不覺得那情景挺合適放感傷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