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要點實在過於籠統。答話可想而知，不是說看得太多了記不清楚，就是不知講了多少遍
的陳舊套話。然而每次我還是重複這一問話。一方麵是因為對以美術為職業的人如此提問自
有其合情合理之處，另一方麵也是由於我覺得可能碰巧聽到什麽奇聞逸事。
給我講標題為“計程車上的男人”那幅畫的故事的是一位四十光景的女主人。她絕對稱
不上美人，但長相嫻靜高雅，能使人心裏頓時充滿溫馨。她穿一件有長飄帶的白襯衫，下麵
是灰色粗花呢裙，腳上一雙流線型黑高跟鞋。她的腳天生有毛病，每次穿過木地板，空曠的
室內都會打楔子般地響起不協調的足音。
她在青山（註：東京的地名。）一座商廈的一樓經營一間以版畫為主的畫廊。當時牆上
掛的版畫即使在我這樣的外行人看來都很難認為是精品，但我覺得她人格中蘊含著一種類似
磁性的元素，其奇妙的作用力使得環繞她的種種事物生發出超過實際情況的耀眼光彩。
採訪大致結束時，她收起咖啡杯，從餐櫥裏拿出紅葡萄酒瓶和玻璃杯，給我和攝影師斟
上，自己也倒了一杯。她手指十分纖細，水靈靈的。裏麵房間的衣架上，大概是她自己用的
防水布雙帶風衣和開司米圍巾掛在一起。工作檯上擱著鴨形玻璃鎮紙和金黃色小剪刀。時值
十二月初，天花板上的小音箱用低音放著聖誕節頌歌。
她起身穿過房間，從哪裏拿了一盒香菸來，抽出一支用細長的金色打火機點燃，唇間吐
出細細的煙縷。隻要足音不響，根本看不出她身上有什麽地方不自然。
“最後還有一點想問，如果可以的話。”我說。
“當然可以，請——”她說，隨即莞爾一笑，“不過這種說法不有點像電視劇裏的刑警
麽？”
我笑了，攝影師也笑了。
“您以前接觸到的作品中最有衝擊力的是什麽呢？”我問。
她默然陷入沉思。良久，她在菸灰缸裏熄掉煙，看著我的臉道：“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取決於‘衝擊力’一詞的含義，也就是說要看‘衝擊力’指的什麽，是指藝術感染力呢，還
是指質樸的震撼力、爆發力？”
“我想沒有必要是藝術感染力，”我說，“我指的是皮膚性、生理性的衝擊。”
“沒有皮膚性衝擊，我們的職業就無以成立。”她邊笑邊說，“那種東西橫躺豎臥，任
憑多少都有。所缺乏的莫如說是藝術感染力。”她拿起杯，用葡萄酒沾濕嘴唇，“問題
是，”她繼續道，“任何人都不誠心尋求感染力。不這樣認為？你也摘創作，不這樣覺
得？”
“或許。”我說。
“藝術感染力的一個不便之處，就在於無法用語言把它恰當表達出來，”她接著說，
“即使表達出來，也徹底成了刻板文章，千篇一律，老生常談……像談恐龍似的。所以大家
都尋求更為單純、簡便的東西，尋求自己能介入其中的和像電視遙控器那樣能哢嚓哢嚓變換
頻道的東西。皮膚性衝擊、感性……怎麽稱呼都無所謂。”
她往兩個空杯裏倒了葡萄酒，又點上一支煙。
“話說得夠繞彎子的了。”
“非常有趣。”我說。
空調器微弱的震顫、加濕機的排氣聲和聖誕節頌歌的旋律低低地重合在一起，構成了奇
妙而單調的節奏。
“如果是既談不上藝術感染力也不屬於皮膚性衝擊那樣的東西也無妨的話，我想我是可
以講一下留在我心中的一幅畫的，或者更應該說是關於一幅畫的故事——講這個也可以
嗎？”
“當然可以。”我說。
“一九六八年的事了。”她說，“本來我是為當畫家去美國東部一所美術大學留學的，
但為了畢業後能留在紐約養活自己——或者說對自己的才華已不抱希望也未嚐不可——我做
起了類似畫品收購商那樣的生意。就是在紐約年輕畫家和無名畫家的畫室轉來轉去，看到大
約素質不錯的作品就買下來寄給東京的畫商。起初我寄的是彩照底片，東京畫商從中挑出合
意的，我在當地買下。後來有了信用，就由我自行決定買什麽，直接買下。加上我已同格林
威治村的畫家群體有了關係，或者說有了可靠的信息網，所以，例如某某搞什麽特殊名堂啦
某某手頭拮據啦之類的消息全都能傳入我耳中。一九六八年的格林威治村可小瞧不得。那時
的事可知道？”
“是大學生了。”我說。
“那麽是知道的。”她一個人點點頭，“那裏無所不有，真的無所不有，從最高檔的到
最低檔的，從頂呱呱的真品到百分之百的冒牌……對於我這樣的人來說，那一時期的格林威
治村簡直是座寶山。隻要眼力夠用，絕對可以碰上別的時期別的地方很難見到的一流畫家和
嶄新的力作。事實上當時我寄給東京的好多作品現在都已價值不菲，假如為自己留下其中幾
幅的話，如今我也該是有幾個錢的人了。可當時真的沒錢……遺憾吶！”她手心朝上地展開
放在膝部的雙手，很好看地笑笑。“不過隻有一幅，的確隻有一幅畫我破例為自己買了下
來。畫的名字叫‘計程車上的男人’。遺憾的是這幅畫藝術上並不出色，手法也一般，而又
找不到粗糙中蘊含著才華的萌芽。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個無名的流亡畫家，早已經在無名
中銷聲匿跡了，當然談不上賣高價……嗯，您不覺得奇怪？為別人選的都是值錢畫，為自己
選的卻分文不值，而且隻一幅。肯定這樣想吧？”
我適當地應答一下，等待下文。
“去那個畫家的宿舍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個下午。雨剛停，紐約簡直整個成了一座
烤爐。畫家姓名已忘了。您也知道，東歐人的名字很難記，除非改成美國式的。把他介紹給
我的是一個學畫的德國學生，他和我住同一棟公寓。一天他敲我房門時這樣跟我說：‘喂，
敏子，我朋友中有一個非常缺錢的畫家，可以的話，明天順路去看看畫好麽？’‘ok。’我
說，‘不過他可有才華？’‘不怎麽有，’他說，‘可他是個好人。’這麽著，我們就去了
捷克人的宿舍。當時的格林威治村有那麽一種氣氛，怎麽說好呢，就像大家一點點往一起湊
似的。”
她在捷克人髒亂至極的房間裏大約看了二十幅畫。捷克人二十七歲，三年前偷越國境逃
的陳舊套話。然而每次我還是重複這一問話。一方麵是因為對以美術為職業的人如此提問自
有其合情合理之處，另一方麵也是由於我覺得可能碰巧聽到什麽奇聞逸事。
給我講標題為“計程車上的男人”那幅畫的故事的是一位四十光景的女主人。她絕對稱
不上美人，但長相嫻靜高雅，能使人心裏頓時充滿溫馨。她穿一件有長飄帶的白襯衫，下麵
是灰色粗花呢裙，腳上一雙流線型黑高跟鞋。她的腳天生有毛病，每次穿過木地板，空曠的
室內都會打楔子般地響起不協調的足音。
她在青山（註：東京的地名。）一座商廈的一樓經營一間以版畫為主的畫廊。當時牆上
掛的版畫即使在我這樣的外行人看來都很難認為是精品，但我覺得她人格中蘊含著一種類似
磁性的元素，其奇妙的作用力使得環繞她的種種事物生發出超過實際情況的耀眼光彩。
採訪大致結束時，她收起咖啡杯，從餐櫥裏拿出紅葡萄酒瓶和玻璃杯，給我和攝影師斟
上，自己也倒了一杯。她手指十分纖細，水靈靈的。裏麵房間的衣架上，大概是她自己用的
防水布雙帶風衣和開司米圍巾掛在一起。工作檯上擱著鴨形玻璃鎮紙和金黃色小剪刀。時值
十二月初，天花板上的小音箱用低音放著聖誕節頌歌。
她起身穿過房間，從哪裏拿了一盒香菸來，抽出一支用細長的金色打火機點燃，唇間吐
出細細的煙縷。隻要足音不響，根本看不出她身上有什麽地方不自然。
“最後還有一點想問，如果可以的話。”我說。
“當然可以，請——”她說，隨即莞爾一笑，“不過這種說法不有點像電視劇裏的刑警
麽？”
我笑了，攝影師也笑了。
“您以前接觸到的作品中最有衝擊力的是什麽呢？”我問。
她默然陷入沉思。良久，她在菸灰缸裏熄掉煙，看著我的臉道：“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取決於‘衝擊力’一詞的含義，也就是說要看‘衝擊力’指的什麽，是指藝術感染力呢，還
是指質樸的震撼力、爆發力？”
“我想沒有必要是藝術感染力，”我說，“我指的是皮膚性、生理性的衝擊。”
“沒有皮膚性衝擊，我們的職業就無以成立。”她邊笑邊說，“那種東西橫躺豎臥，任
憑多少都有。所缺乏的莫如說是藝術感染力。”她拿起杯，用葡萄酒沾濕嘴唇，“問題
是，”她繼續道，“任何人都不誠心尋求感染力。不這樣認為？你也摘創作，不這樣覺
得？”
“或許。”我說。
“藝術感染力的一個不便之處，就在於無法用語言把它恰當表達出來，”她接著說，
“即使表達出來，也徹底成了刻板文章，千篇一律，老生常談……像談恐龍似的。所以大家
都尋求更為單純、簡便的東西，尋求自己能介入其中的和像電視遙控器那樣能哢嚓哢嚓變換
頻道的東西。皮膚性衝擊、感性……怎麽稱呼都無所謂。”
她往兩個空杯裏倒了葡萄酒，又點上一支煙。
“話說得夠繞彎子的了。”
“非常有趣。”我說。
空調器微弱的震顫、加濕機的排氣聲和聖誕節頌歌的旋律低低地重合在一起，構成了奇
妙而單調的節奏。
“如果是既談不上藝術感染力也不屬於皮膚性衝擊那樣的東西也無妨的話，我想我是可
以講一下留在我心中的一幅畫的，或者更應該說是關於一幅畫的故事——講這個也可以
嗎？”
“當然可以。”我說。
“一九六八年的事了。”她說，“本來我是為當畫家去美國東部一所美術大學留學的，
但為了畢業後能留在紐約養活自己——或者說對自己的才華已不抱希望也未嚐不可——我做
起了類似畫品收購商那樣的生意。就是在紐約年輕畫家和無名畫家的畫室轉來轉去，看到大
約素質不錯的作品就買下來寄給東京的畫商。起初我寄的是彩照底片，東京畫商從中挑出合
意的，我在當地買下。後來有了信用，就由我自行決定買什麽，直接買下。加上我已同格林
威治村的畫家群體有了關係，或者說有了可靠的信息網，所以，例如某某搞什麽特殊名堂啦
某某手頭拮據啦之類的消息全都能傳入我耳中。一九六八年的格林威治村可小瞧不得。那時
的事可知道？”
“是大學生了。”我說。
“那麽是知道的。”她一個人點點頭，“那裏無所不有，真的無所不有，從最高檔的到
最低檔的，從頂呱呱的真品到百分之百的冒牌……對於我這樣的人來說，那一時期的格林威
治村簡直是座寶山。隻要眼力夠用，絕對可以碰上別的時期別的地方很難見到的一流畫家和
嶄新的力作。事實上當時我寄給東京的好多作品現在都已價值不菲，假如為自己留下其中幾
幅的話，如今我也該是有幾個錢的人了。可當時真的沒錢……遺憾吶！”她手心朝上地展開
放在膝部的雙手，很好看地笑笑。“不過隻有一幅，的確隻有一幅畫我破例為自己買了下
來。畫的名字叫‘計程車上的男人’。遺憾的是這幅畫藝術上並不出色，手法也一般，而又
找不到粗糙中蘊含著才華的萌芽。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個無名的流亡畫家，早已經在無名
中銷聲匿跡了，當然談不上賣高價……嗯，您不覺得奇怪？為別人選的都是值錢畫，為自己
選的卻分文不值，而且隻一幅。肯定這樣想吧？”
我適當地應答一下，等待下文。
“去那個畫家的宿舍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個下午。雨剛停，紐約簡直整個成了一座
烤爐。畫家姓名已忘了。您也知道，東歐人的名字很難記，除非改成美國式的。把他介紹給
我的是一個學畫的德國學生，他和我住同一棟公寓。一天他敲我房門時這樣跟我說：‘喂，
敏子，我朋友中有一個非常缺錢的畫家，可以的話，明天順路去看看畫好麽？’‘ok。’我
說，‘不過他可有才華？’‘不怎麽有，’他說，‘可他是個好人。’這麽著，我們就去了
捷克人的宿舍。當時的格林威治村有那麽一種氣氛，怎麽說好呢，就像大家一點點往一起湊
似的。”
她在捷克人髒亂至極的房間裏大約看了二十幅畫。捷克人二十七歲，三年前偷越國境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