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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曾國藩，右手胡雪岩 作者：趙月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2日胡林翼、羅澤南、彭玉麟、李孟群合兵一處，並力猛攻梅花洲，曾國藩心生一計，命水師精兵2萬餘人，盡除都陽湖口障礙，沖入湖內。翼王見狀哈哈大笑，因為湖口障礙如此容易清除，正是他的誘兵妙策，當時隻聽一陣鑼響，湖口兩側太平軍工兵齊出，飛速設卡築壘，斷了這大隊水師的歸路，使實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軍水師，在湖裏湖外，被斬為兩段。妙在他困住了湘軍水師之後，也不去攻打他們，當夜；石達開知會梅花洲的羅大綱，盡起舴艋小舟，突擊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師，黑暗中彭、李不知來船多少，心驚膽戰，被太平軍斬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9艘，小船30餘隻，李孟群、彭玉麟開船便走，一路痛遭太平軍小船襲擊，這兩員水師大將，差一點兒送了性命。
李孟群、彭玉麟率領殘餘船隻，逃到上遊，另一半水師還困在都陽湖裏，左衝右突，逃不出來，曾國藩急得徹夜不眠，繞艙彷徨，他辛苦經營多年，視為百戰百勝無上法寶的水師，被石達開略施小計，一次襲擊，損失了一半有餘。
12月25日，石達開揮師反攻破敵，半夜三更，星月無光，他使林啟林自九江，羅大綱由小池口，兩路進攻，隻用了100多隻小船，突擊湘軍水師，銜枚疾進，金鼓一鳴，待駛近湘軍水寨，火彈噴筒齊發，滿江密布火網，曾國藩麾下的戰船，紛紛起火燃燒，一隊舢板，直撲曾國藩的"坐駕船"--旗艦，黑夜之中，遠近不辨，嚇得曾國藩衣冠不整，被護衛救上小舟，倉惶逃到陸上，投奔羅澤南的大營。他"旗艦"上的管駕官，監印典吏，兩名把總，無數衛士全部被殺，水師全潰，將士四散奔逃，湘軍的文卷冊牘，糧台銀兩，盡人太平軍之手，這一戰湘軍水師100多號戰船燒得精光。曾國藩在羅澤南的營裏，目睹水師覆滅，船沉勇潰，他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為羅澤南、劉蓉竭力拉住。曾國藩自殺未遂，黯然遭到南昌，受盡天下的冷嘲熱諷、奚落訕笑，他說，這一次慘敗，是他的平生四大慚愧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慘敗，也曾使曾國藩灰心喪氣，悲觀到了極點，乃至蓬頭垢麵，不飲不食，跑到山上去寫遺囑。但是，他的自殺作為，並非悲觀失望，事情並不這樣簡單。一次次失敗，完全是由於自己指揮不當，這種羞憤也足以讓人以死相謝了。更重要的，他從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薰陶，為國捐軀、盡忠報國、捨生取義之類的思想，早巳把他的靈魂浸透了。"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是曾國藩的素質，他早已經寫了"死在沙場是善終"這樣的詩句。事實上，作為一個文人而勉為其難來帶兵，如果難以期望大成，那麽但求自己一死，不也難能可貴嗎？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其實也是一個平凡的人，也有著普通人的種種缺點和弱點，使他成為英雄的，不過是他最終能夠戰勝失敗、戰勝自我罷了。
第16節：第二章 曾國藩的磨礪之功（5）
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人，麵對別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譏諷、嘲笑、輕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漢打脫牙和血吞，咬牙立誌，徐圖自強。
有失敗才有成功，這是歷史上許多成功者所證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經過艱苦的磨鍊或一係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備成功的品質。因而，有許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難。這是最主要的奧妙就是在於失敗和逆境的土壤會創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質。而具備了成功的品質，才能成功，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了。
萬事並無一定常規，形勢隨時都有可能變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就是這個道理。由此，得勝時不可四處張揚，目中無人；逆境時也不能一蹶不振，心灰意冷。得意時思危慮敗，失意時看到希望，才是健康的人生。
不斷完善自身
曾國藩語錄：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
譯文：知道自己的過失，馬上就趕緊承認，並且毫不猶豫地加以改正，這是最困難的事情。
曾國藩當初也和平常人一樣，有著自己的不良的習性，但他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一旦當他意識到其危害之後，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就通過不斷自勵，嚴格限製自己的情慾，改掉不良習慣，不斷完善自身的修養。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麽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館，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沖、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颳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徵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麽。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麽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李孟群、彭玉麟率領殘餘船隻，逃到上遊，另一半水師還困在都陽湖裏，左衝右突，逃不出來，曾國藩急得徹夜不眠，繞艙彷徨，他辛苦經營多年，視為百戰百勝無上法寶的水師，被石達開略施小計，一次襲擊，損失了一半有餘。
12月25日，石達開揮師反攻破敵，半夜三更，星月無光，他使林啟林自九江，羅大綱由小池口，兩路進攻，隻用了100多隻小船，突擊湘軍水師，銜枚疾進，金鼓一鳴，待駛近湘軍水寨，火彈噴筒齊發，滿江密布火網，曾國藩麾下的戰船，紛紛起火燃燒，一隊舢板，直撲曾國藩的"坐駕船"--旗艦，黑夜之中，遠近不辨，嚇得曾國藩衣冠不整，被護衛救上小舟，倉惶逃到陸上，投奔羅澤南的大營。他"旗艦"上的管駕官，監印典吏，兩名把總，無數衛士全部被殺，水師全潰，將士四散奔逃，湘軍的文卷冊牘，糧台銀兩，盡人太平軍之手，這一戰湘軍水師100多號戰船燒得精光。曾國藩在羅澤南的營裏，目睹水師覆滅，船沉勇潰，他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為羅澤南、劉蓉竭力拉住。曾國藩自殺未遂，黯然遭到南昌，受盡天下的冷嘲熱諷、奚落訕笑，他說，這一次慘敗，是他的平生四大慚愧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慘敗，也曾使曾國藩灰心喪氣，悲觀到了極點，乃至蓬頭垢麵，不飲不食，跑到山上去寫遺囑。但是，他的自殺作為，並非悲觀失望，事情並不這樣簡單。一次次失敗，完全是由於自己指揮不當，這種羞憤也足以讓人以死相謝了。更重要的，他從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薰陶，為國捐軀、盡忠報國、捨生取義之類的思想，早巳把他的靈魂浸透了。"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是曾國藩的素質，他早已經寫了"死在沙場是善終"這樣的詩句。事實上，作為一個文人而勉為其難來帶兵，如果難以期望大成，那麽但求自己一死，不也難能可貴嗎？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其實也是一個平凡的人，也有著普通人的種種缺點和弱點，使他成為英雄的，不過是他最終能夠戰勝失敗、戰勝自我罷了。
第16節：第二章 曾國藩的磨礪之功（5）
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人，麵對別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譏諷、嘲笑、輕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漢打脫牙和血吞，咬牙立誌，徐圖自強。
有失敗才有成功，這是歷史上許多成功者所證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經過艱苦的磨鍊或一係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備成功的品質。因而，有許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難。這是最主要的奧妙就是在於失敗和逆境的土壤會創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質。而具備了成功的品質，才能成功，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了。
萬事並無一定常規，形勢隨時都有可能變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就是這個道理。由此，得勝時不可四處張揚，目中無人；逆境時也不能一蹶不振，心灰意冷。得意時思危慮敗，失意時看到希望，才是健康的人生。
不斷完善自身
曾國藩語錄：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
譯文：知道自己的過失，馬上就趕緊承認，並且毫不猶豫地加以改正，這是最困難的事情。
曾國藩當初也和平常人一樣，有著自己的不良的習性，但他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一旦當他意識到其危害之後，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就通過不斷自勵，嚴格限製自己的情慾，改掉不良習慣，不斷完善自身的修養。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麽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館，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沖、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颳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徵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麽。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麽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