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此突如其來的變化，曾國藩如墜煙雲。他先是悲傷，隨後，就是失望。曾國藩沒有想到他的決策會引起如此激烈的反應，更何況，意見還處於向朝廷請示階段，並沒有真正地付諸實施。現在，曾國藩覺得此事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他的預料。那些朝廷的遺老遺少們，可以毫不吃力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可以堂而皇之地說著大話以及fèng隙很大的官話，但結果呢，所有的責任都不在他們身上，背負這一切的，隻有自己瀕臨腐朽的身軀。作為當事者，曾國藩當然力求一個結果，這個結果，不僅僅是本方能夠接受，對方同樣也要接受。但在如此國力之下，奢望根本無法得到保證。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決，吃虧的隻能是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曾國藩決定豁出去了，不管怎樣，盡人事，聽天命，他要全力避免這場戰爭的爆發，哪怕是委曲求全，也不能讓這場戰爭打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一直與李鴻章保持著熱線聯繫。在曾國藩看來，李鴻章對於外事相對熟悉，有經驗；而且膽大心細，有謀略，有手段。曾國藩多次去信給李鴻章，向他諮詢處理的方法。李鴻章告訴曾國藩，“洋人論勢不論理”，對於法國人，退讓得緩慢進行，不能退得太快。再一點就是，如果法國人鐵心要打仗的話，也不要怕，法國畢竟是歐洲列強當中比較弱的，而且歐洲各國矛盾眾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針對羅淑亞所提的要單方麵懲治“天津教案主犯”的問題，李鴻章的意見是，不妨由中外大員一起審訊那些“罪犯”，如羅淑亞交不出證據，自然不太好定罪。然後，就可以將法國人拖住。李鴻章的意見，讓困境中的曾國藩如獲至寶。這時候的曾國藩也想不出什麽好計策了，他沒有照會法國人，隻是盡量地等待觀望，他開始考慮拖延的辦法了。
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那一段時間裏，曾國藩很多天都無法合眼。壓力的倍增，使晚年的曾國藩明顯感到力不從心。並且，由於連日的操勞，曾國藩的高血壓病又犯了，嘔吐不止，茶飯不進。更可怕的是，因為長時間休息不好，曾國藩又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症，經常神經過敏，想得太多。趙烈文說他是用心太多招致心力不夠，所以無法入眠。曾國藩故作輕鬆地說：睡不著覺更好，我的生命就比別人多一倍時間。盡管在表麵上故作輕鬆，但曾國藩還是知道自己力不從心。7月24日，曾國藩以身體不支為由，奏請朝廷另派大臣來天津協助查辦教案。朝廷指示江蘇巡撫丁日昌趕到天津，協助曾國藩辦案。由於丁日昌一時趕不到，朝廷隻得讓工部尚書毛昶熙先去天津。8月1日，毛昶熙來到天津，會辦教案，隨行者還有侍講吳元炳、員外郎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四人。
丁日昌
8月2日，一個好消息傳來，早在7月19日，在歐洲爆發了普魯士和法國之間的戰爭。曾國藩非常高興。如果一切屬實的話，那麽，法國將無力跟中國開戰，天津教案的對峙局麵必定會解除。當天，曾國藩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法國公使第二次照會，欲殺府縣。餘堅執不允，渠無如何，頃於初九日回京，將與總署商辦。聞布（普）國與法國構兵打仗（自註：此信甚確），渠內憂方急，亦無暇與我求戰，或可輕輕解此災厄。”這時候的曾國藩已經黔驢技窮了，他隻乞求上天有眼，在此關鍵時期，助自己一臂之力。
8月10日，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來到天津。很明顯，赫德此行的身份是法國與中國談判的調停人。曾國藩會見了赫德，同樣跟赫德說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話，他讓赫德傳話給法國人，說：“中外修好，必以百姓相安為要。津郡為入京要衝，各國皆有駐京公使，洋人絡繹往來，若辦理太過，令津民冤憤不平，實非永遠相安之道。”他還指出：法國人要求中國官員抵命一事，萬難允許，隻能查辦有關兇手。赫德當即表示願意向羅淑亞轉達曾國藩的意見。8月16日，曾國藩再次接見了赫德，這一次的話題還是跟上次一樣，赫德向曾國藩轉達了當前的壓力，法、俄等國再一次表示不肯罷休。與此同時，朝廷的壓力也在增大，因為抓捕兇手的進展緩慢，英法等國大為不滿。英國公使威妥瑪去了北京，直闖總理衙門，向朝廷遞交照會一件，並在總理衙門大發雷霆。總理衙門認為，天津教案遲遲未解決，責任主要在於曾國藩。緊接著，朝廷又降旨，對於曾國藩辦事的拖拉，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尤其對曾國藩批準當事人張光藻、劉傑請假，一個去了順德，一個去了密雲，十分不滿。這時候的曾國藩再一次想退了，曾國藩萌生了由李鴻章來代替自己的想法。
赫德
8月21日，丁日昌趕至天津。同一天，劉傑也押赴天津。丁日昌是李鴻章一手提攜的淮係洋務幹將，性格和辦事方麵，都頗有李鴻章的慡利風格。丁日昌一到天津，便大張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繕育嬰堂，同時命令道府縣鎮將五衙門，四日內各拿獲四人，違者摘頂；同時密傳縣衙八班捕快，以重賞限期拿犯，逾期者嚴辦。丁日昌的這些舉動遭到了天津輿論的反對，丁日昌也不理會，繼續大刀闊斧地推行。很快，有人攻擊他是“丁鬼子”、“丁小人”；又有人四處張貼小字報，揭發他在江蘇任上貪汙受賄的事情。丁日昌一笑了之。丁日昌在拜見曾國藩時，專門為曾國藩請了兩個洋人大夫，給曾國藩治療頭暈和眼疾。丁日昌勸慰曾國藩，天塌下來都不要管，一切都由他丁日昌頂著。8月28日，丁日昌的鐵腕政策起到了作用，各衙門共拿獲三十七人。到了9月中旬，總共抓獲八十餘人。因距法方要求三個月內緝出兇犯的期限迫近，丁日昌成立了專門的發審局，與曾國藩一起抓緊連夜審訊。對於丁日昌，曾國藩本來印象一直不太好，在兩江總督的位置上，曾國藩一再聽到有關他問題的傳言。但這一回，曾國藩領略到了丁日昌的果敢和麻利，這還真是個人才呢！敢作敢為，獨當一麵。曾國藩這才明白李鴻章欣賞丁日昌的道理。也許，在亂世中，就應該有這樣的無理和果斷吧，很多事情都是賭博，也許，還真的應該快刀斬亂麻似的賭一賭呢。
8月底，是送張光藻和劉傑進京的日子。雖然曾國藩知道周家勛、張光藻和劉傑主要是充當“替罪羊”，他們的審判，也就是做個姿態給洋人看。但是他們的命運究竟怎麽樣，曾國藩也無法斷定。一直臥病在床的曾國藩思前顧後，決定籌一點款子給這幾個人的家屬，杯水車薪，聊以表達自己的一點心意吧。這麽多年來，一直克勤克儉的曾國藩幾乎沒有什麽家產，思前想後，決定從自己僅有的兩萬兩銀子的養廉費當中拿出七千兩來，救濟這三家。轉念又一想，三家平分，一家隻有兩千多兩，也太少了。於是，曾國藩安排趙烈文去直隸總督府募捐。趙烈文去了一趟，很快回來了，這一行，一共籌募了一萬三千兩，全是直隸總督府的幕僚們湊的，沒有驚動地方官，更沒有驚動百姓。曾國藩讓趙烈文把這兩萬兩銀子分送給三家後，稍稍覺得安心了一點。年紀越大，心腸越軟，這樣的慈悲心，連曾國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
值得一提的是，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一直與李鴻章保持著熱線聯繫。在曾國藩看來，李鴻章對於外事相對熟悉，有經驗；而且膽大心細，有謀略，有手段。曾國藩多次去信給李鴻章，向他諮詢處理的方法。李鴻章告訴曾國藩，“洋人論勢不論理”，對於法國人，退讓得緩慢進行，不能退得太快。再一點就是，如果法國人鐵心要打仗的話，也不要怕，法國畢竟是歐洲列強當中比較弱的，而且歐洲各國矛盾眾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針對羅淑亞所提的要單方麵懲治“天津教案主犯”的問題，李鴻章的意見是，不妨由中外大員一起審訊那些“罪犯”，如羅淑亞交不出證據，自然不太好定罪。然後，就可以將法國人拖住。李鴻章的意見，讓困境中的曾國藩如獲至寶。這時候的曾國藩也想不出什麽好計策了，他沒有照會法國人，隻是盡量地等待觀望，他開始考慮拖延的辦法了。
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那一段時間裏，曾國藩很多天都無法合眼。壓力的倍增，使晚年的曾國藩明顯感到力不從心。並且，由於連日的操勞，曾國藩的高血壓病又犯了，嘔吐不止，茶飯不進。更可怕的是，因為長時間休息不好，曾國藩又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症，經常神經過敏，想得太多。趙烈文說他是用心太多招致心力不夠，所以無法入眠。曾國藩故作輕鬆地說：睡不著覺更好，我的生命就比別人多一倍時間。盡管在表麵上故作輕鬆，但曾國藩還是知道自己力不從心。7月24日，曾國藩以身體不支為由，奏請朝廷另派大臣來天津協助查辦教案。朝廷指示江蘇巡撫丁日昌趕到天津，協助曾國藩辦案。由於丁日昌一時趕不到，朝廷隻得讓工部尚書毛昶熙先去天津。8月1日，毛昶熙來到天津，會辦教案，隨行者還有侍講吳元炳、員外郎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四人。
丁日昌
8月2日，一個好消息傳來，早在7月19日，在歐洲爆發了普魯士和法國之間的戰爭。曾國藩非常高興。如果一切屬實的話，那麽，法國將無力跟中國開戰，天津教案的對峙局麵必定會解除。當天，曾國藩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法國公使第二次照會，欲殺府縣。餘堅執不允，渠無如何，頃於初九日回京，將與總署商辦。聞布（普）國與法國構兵打仗（自註：此信甚確），渠內憂方急，亦無暇與我求戰，或可輕輕解此災厄。”這時候的曾國藩已經黔驢技窮了，他隻乞求上天有眼，在此關鍵時期，助自己一臂之力。
8月10日，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來到天津。很明顯，赫德此行的身份是法國與中國談判的調停人。曾國藩會見了赫德，同樣跟赫德說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話，他讓赫德傳話給法國人，說：“中外修好，必以百姓相安為要。津郡為入京要衝，各國皆有駐京公使，洋人絡繹往來，若辦理太過，令津民冤憤不平，實非永遠相安之道。”他還指出：法國人要求中國官員抵命一事，萬難允許，隻能查辦有關兇手。赫德當即表示願意向羅淑亞轉達曾國藩的意見。8月16日，曾國藩再次接見了赫德，這一次的話題還是跟上次一樣，赫德向曾國藩轉達了當前的壓力，法、俄等國再一次表示不肯罷休。與此同時，朝廷的壓力也在增大，因為抓捕兇手的進展緩慢，英法等國大為不滿。英國公使威妥瑪去了北京，直闖總理衙門，向朝廷遞交照會一件，並在總理衙門大發雷霆。總理衙門認為，天津教案遲遲未解決，責任主要在於曾國藩。緊接著，朝廷又降旨，對於曾國藩辦事的拖拉，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尤其對曾國藩批準當事人張光藻、劉傑請假，一個去了順德，一個去了密雲，十分不滿。這時候的曾國藩再一次想退了，曾國藩萌生了由李鴻章來代替自己的想法。
赫德
8月21日，丁日昌趕至天津。同一天，劉傑也押赴天津。丁日昌是李鴻章一手提攜的淮係洋務幹將，性格和辦事方麵，都頗有李鴻章的慡利風格。丁日昌一到天津，便大張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繕育嬰堂，同時命令道府縣鎮將五衙門，四日內各拿獲四人，違者摘頂；同時密傳縣衙八班捕快，以重賞限期拿犯，逾期者嚴辦。丁日昌的這些舉動遭到了天津輿論的反對，丁日昌也不理會，繼續大刀闊斧地推行。很快，有人攻擊他是“丁鬼子”、“丁小人”；又有人四處張貼小字報，揭發他在江蘇任上貪汙受賄的事情。丁日昌一笑了之。丁日昌在拜見曾國藩時，專門為曾國藩請了兩個洋人大夫，給曾國藩治療頭暈和眼疾。丁日昌勸慰曾國藩，天塌下來都不要管，一切都由他丁日昌頂著。8月28日，丁日昌的鐵腕政策起到了作用，各衙門共拿獲三十七人。到了9月中旬，總共抓獲八十餘人。因距法方要求三個月內緝出兇犯的期限迫近，丁日昌成立了專門的發審局，與曾國藩一起抓緊連夜審訊。對於丁日昌，曾國藩本來印象一直不太好，在兩江總督的位置上，曾國藩一再聽到有關他問題的傳言。但這一回，曾國藩領略到了丁日昌的果敢和麻利，這還真是個人才呢！敢作敢為，獨當一麵。曾國藩這才明白李鴻章欣賞丁日昌的道理。也許，在亂世中，就應該有這樣的無理和果斷吧，很多事情都是賭博，也許，還真的應該快刀斬亂麻似的賭一賭呢。
8月底，是送張光藻和劉傑進京的日子。雖然曾國藩知道周家勛、張光藻和劉傑主要是充當“替罪羊”，他們的審判，也就是做個姿態給洋人看。但是他們的命運究竟怎麽樣，曾國藩也無法斷定。一直臥病在床的曾國藩思前顧後，決定籌一點款子給這幾個人的家屬，杯水車薪，聊以表達自己的一點心意吧。這麽多年來，一直克勤克儉的曾國藩幾乎沒有什麽家產，思前想後，決定從自己僅有的兩萬兩銀子的養廉費當中拿出七千兩來，救濟這三家。轉念又一想，三家平分，一家隻有兩千多兩，也太少了。於是，曾國藩安排趙烈文去直隸總督府募捐。趙烈文去了一趟，很快回來了，這一行，一共籌募了一萬三千兩，全是直隸總督府的幕僚們湊的，沒有驚動地方官，更沒有驚動百姓。曾國藩讓趙烈文把這兩萬兩銀子分送給三家後，稍稍覺得安心了一點。年紀越大，心腸越軟，這樣的慈悲心，連曾國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