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信中講到的“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輒怒、遇事輒憂”這幾句話,我讀著非常焦慮。今年以來,江蘇、浙江等省攻克的城池很多,惟獨金陵城,遲至今日也沒有把握,加之軍費奇缺,不如意的事情、不順耳的言語紛至迭起。我都憂鬱成疾,何況你的勞苦甚過我百倍,你的心血久虧重過我數倍呢?從春天以來,我一直害怕你肝病發作,但在信中你每次都含糊其辭,這四句話實情全露。


    這種病不是藥物所能奏效的,必須把萬事萬物看開一些,不惱不怒,才可使病情逐漸減輕。毒蛇蜇手,壯士自斷手臂,以保全性命。我兄弟若要保得性命,也應當視惱怒如毒蛇,花極大勇氣去除它。


    肝子發作,大發雷霆時,不隻是心中不平靜,也不害怕,確實有這種情況。不隻是你年方盛年是這樣,就是我這種已漸衰老之人,也常有怒不可遏的時候。必須強迫自己控製住自己的情緒,降伏這種惡劣心情,這就是釋迦牟尼所說的“降龍伏虎”。龍是相火(欲望),虎是肝氣(怒火)。自古以來有多少英雄豪傑過不了這兩關,也不僅僅是你我兩兄弟如此。關鍵是要抑製住這兩種情感,不能使它燃得太旺。降龍以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人所說的熄滅欲望,就是降龍;所說的製怒,就是伏虎。儒學與佛教雖然主要的道理並不同,但他們在節製血氣這一點上,卻沒有什麽不同,總是不要使我們過分的欲望傷害我們的身體。


    讓曾國藩感到欣慰的是李鴻章的態度,畢竟,李鴻章是自己的弟子,是自己一手帶出來的。在關鍵問題上,李鴻章表現得極其仗義,在給曾家兄弟的信中,李鴻章一再表示自己不想搶頭功。他不斷拖延朝廷的敦促,一會聲稱部隊需要休整,一會又向朝廷進言,準備將自己的軍隊調至湖州,從南麵對金陵實施包圍。沒想到的是,李鴻章兵馬的調動激怒了由浙江對金陵進行包圍的左宗棠。左宗棠火速向朝廷報告,說李鴻章想“越境掠功”,弄得李鴻章十分尷尬。李鴻章所做的這一切,很明顯,就是要拖延時間,把最後攻克金陵的頭功讓給曾國荃。一個人,在如此巨大的誘惑中,能守得住,看得出來,李鴻章還是懂得知恩圖報的。曾國藩無奈何,隻好派人敦促曾國荃,讓他全力攻城。畢竟,時間不等人了,再拖下去,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些什麽。


    1864年7月19日,從病榻上掙紮起來的曾國荃號令攻城了,通向金陵城的地道已挖通。曾國荃幾乎是用嘶啞的嗓子下令點火,幾分鍾後,數萬斤炸藥爆發出一聲巨響,金陵城牆被炸塌了二十餘丈,黑色的硝煙沖天而起,整個金陵都能感覺到地動山搖。不僅僅城牆上的太平軍消失在轟鳴中,湘軍沖在前麵的四百多士兵也在硝煙瀰漫中粉身碎骨。數萬湘軍一齊吶喊,揮舞著刀劍像龍捲風一樣沖入城內。此時,金陵城中早已斷食很多天,殘存的太平軍已基本喪失了戰鬥力。到了晚上,金陵九門皆破,征戰了十多年的湘軍,尤其是在金陵城下堅守長達兩年之久的曾國荃的“吉”字營,在這樣的狂喜中,早已忘記了創立之初曾國藩所製訂的各種紀律,開始了大規模的燒殺搶掠……


    皇帝賞賜給曾國藩的碑


    每個人都瘋了。實際上不僅僅在城池攻陷之後,在此之前,戰爭的雙方都失去理智了,長時間的殺戮和壓力,使得殘存的人性早就煙消雲散。洪秀全在金陵被圍困的最後關頭,眼見著城池守不住了,精神徹底地崩潰。他整天嘴中念念有詞,不斷呼喚神靈,乞求上天讓地下長出食物,讓自己的天兵天將飽餐殺敵。失望之極,洪秀全飲藥自盡。死之前,洪秀全甚至命令手下用十幾層厚布,在死後將自己裹得嚴嚴實實。洪秀全在乞求什麽呢?是解脫,還是逃避?一個靠神權來確立地位的統治,比依靠道德和王權的統治,還要愚昧和落後。這樣的方式,隻能用匪夷所思來形容吧?攻下金陵城後,曾國荃帶人衝擊了天王府,命人掘開了洪秀全的墳墓,將洪秀全渾身的厚布全部扯爛,用刀斧將屍體剁得粉碎。即使是這樣,曾國荃還是不罷休,他又命人把肉泥拌進火藥,裝入炮彈,然後接連發she出去——曾國荃同樣也瘋了,洪秀全就是死,也要讓他的陰魂散去——這是一種仇恨嗎?這分明就是最後的瘋狂。


    戰爭,就是這樣以最瘋狂的方式進入高cháo,也進入尾聲。


    1864年7月27日,曾國藩由安慶乘船來到金陵。一路上,曾國藩都在回顧這十多年的戰爭生涯,那些曾經的兇險宛如皮影戲一樣在他腦海裏一一掠過。戰爭就這樣結束了?這個耗費了自己和那麽多人十數年光陰和生命的戰爭,就以這樣的方式煙消雲散了?曾國藩感到慶幸的是,作為一介書生,白手起家,居然贏得了這場對抗的勝利。這場對抗,不單單是軍事上的對抗,更是文化的對抗以至理想的對抗。從來就是書生辦大事,那是因為書生有著理想,有著不俗的誌向。如今他終於如願以償了。不是湘軍擊敗了太平天國,而是它們自己擊敗了自己——是這個政權在文化上的缺失,以及認識上的幼稚和天真,埋沒和葬送了遠大前程。曾國藩想的是,一場運動,如果廣大的知識階層站在它的對立麵,那麽,它必定會孱弱而短暫。這一場騷動,可以說是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出現,卻以錯誤的方式所造就的結果。十多年的戰爭過去了,這場戰爭,讓多少人家破人亡,也讓多少生靈塗炭——歷時十四年,死亡四千萬人口,這就是這場內亂的結果。讓曾國藩想不通的是,為什麽一個數千年推崇道德和禮教的國度,所遭受的血祭,竟然如此之多?這個古老國度一直弘揚的道德,在這樣的兵燹麵前,顯得如此蒼白,也如此無力。


    進入金陵之後,曾國藩感到身體突然之間軟遝下來,經歷如此的煉獄後,曾國藩感到憂鬱加重,身體疲憊到了極點。很快,朝廷下旨,曾國藩賞加太子太保銜,賜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幾天後,朝廷對一百二十多位在攻占金陵中有功的湘軍人員大加嘉獎:曾國荃加太子少保銜,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李臣典封一等子爵,蕭孚泗封一等男爵,二人也賞戴雙眼花翎。


    恭恭敬敬地聆聽著欽差大臣宣讀上諭,五十三歲的曾國藩百感交集,他實在是說不清自己是一種什麽樣的感受。他隻是明白,這一切都來之不易,都是天地之間的造化,而他頭頂上的紅纓,是代表不了這種天地造化的。封賞還讓他產生一陣恍惚,結果就像夢一樣,突如其來,又倏爾離去。受封儀式結束之後,最信任的幕僚趙烈文見到一身盛裝的曾國藩,開玩笑地問:我以後稱呼你,是稱呼中堂呢,還是稱呼侯爺?


    曾國藩幽默地回答說:“隻要你別稱呼我為猴子就行。”


    除了有點得意,曾國藩的內心,已經不可避免地有戲劇感和虛無感了。


    第九章 海闊天空


    在曾國藩的一生中,軍旅生涯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章,從1853年組織湘軍開始算起,直至1868年剿撚中途退出,這十六年左右的時間,在曾國藩六十多年的生命中,無論是從時間上,還是從意義上,都應該占據相當大的比重。如果把一個人的經歷當作是個人自我冶煉最重要因素的話,那麽,曾國藩長達十多年的戰爭生涯,完全可以看作他生命升華的重要條件,也可以看作曾國藩對於自己的一次生命放逐。而他在生死之隘口所走的每一步,不僅艱苦而決絕,也富有某種神示的意義。實際上不僅僅是曾國藩,對於每一個人來說,人生都具有宿命的色彩,都是那樣的撲朔迷離,不可知曉。在它的背後,有一種力量在推動——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命運,成就了一個真正的曾國藩——它不僅造就了曾國藩豐富無比的閱歷,也使得曾國藩的人格趨於完整。命運使曾國藩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在晚清那個支離破碎的年代裏,閃爍著最後的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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