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局很快像噴濺出的血跡一樣，向四周擴散開來。湘軍開始贏得一個又一個勝利了。在朝廷正規軍綠營和八旗一敗塗地的情況下，這支民兵性質的武裝力量迅速成為長江一帶抗擊太平軍最重要的力量，成為主要戰場的主力軍。湖南人堅韌的性格，太平軍得以充分領略。很快，曾國藩的湘軍隨著戰勢的推進，走出了湖南，北上到了長江流域。在取得嶽陽戰役的勝利後，曾國藩又接連攻下鄱陽湖和洞庭湖附近的重鎮；然後，主力繼續北上，聚集在武漢附近，部署進攻武漢三鎮。曾國藩根據武漢的特點，製訂相應的策略：讓水師清理江麵，割斷武漢三鎮之間太平軍的聯繫，並且，由水師協助陸營，用炮火攻擊沿岸太平軍營壘；在陸地，數萬湘軍集中起來，全力進攻武昌；漢陽則由魁玉等湖北兵勇圍攻。在經歷一係列的戰役之後，曾國藩指揮戰爭已經變得越來越得心應手了。在他看來，軍事調度就如同對弈一樣，隻要心中有韜略，同樣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湘軍水師出巡圖
比較起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在戰場之外，作為團練大臣的曾國藩卻因為不斷遇到麻煩而深陷煩惱。龐大而腐朽的製度無法在戰爭中快速運轉，一直像一個昏聵的老人一樣，無法行動敏捷，這一點，讓曾國藩頭痛不已。這時，湘軍已經因其優於八旗、綠營的戰鬥力爭得了合法地位，曾國藩也以漢族團練大臣的身份取得了帶兵的權力，但這些都是非常時期的既成事實。曾國藩一直沒有撫督的實職，帶兵還是“名不正言不順”。這樣的尷尬局麵，使得曾國藩在與地方各級官員的協調中，不得不耗費更多的精力；甚至，還在很多關鍵時刻遭受說不清道不明的牴觸和對抗。這些，是最讓曾國藩傷腦筋的事情，如果地方的關係不能理順，接下來的局麵會非常困難。曾國藩清楚地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朝廷並不信任自己，自己在朝廷的眼中，隻是一個衝鋒陷陣的“替死鬼”。那些掌握朝廷大權的滿族貴族是最忌諱漢臣掌握實權和兵權的。當年，朝廷讓江忠源擔任安徽巡撫，胡林翼為湖北巡撫，就是不肯將地方官的大印交給曾國藩，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這些人，都是排在曾國藩之後的湘軍人物。他們受命之時，手上並沒有像曾國藩那樣擁有數萬軍隊。一個人，如果手上控製著數萬軍隊，又掌握著地方大權，在這個搖搖欲墜的朝廷看來，肯定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清陸軍戰陣圖
讓曾國藩哭笑不得的事還有：當曾國藩率領湘軍出衡陽，席捲兩湖，接連獲勝進逼武昌之時，那個喜歡風花雪月的鹹豐皇帝竟發出了這樣一道上諭：“塔齊布、曾國藩奏水陸官員大獲勝仗一折，辦理甚合機宜。塔齊布著交部從優議敘，曾國藩著賞給三品頂戴，仍著統領水陸官員，直搗武漢……”接到聖旨，曾國藩無比尷尬，數年前在京城之時，曾國藩就是顯赫一時的“二品侍郎”，而此時，卻賞給他“三品頂戴”，這樣的錯誤，真像是鹹豐皇帝在跟他私底下開玩笑！好在曾國藩一直“忍辱負重”，更多的時候，他考慮的倒並不是自己的前程，而是全力拯救危亡的“道統”。因此，對於如此“幽默”，曾國藩也懶得去計較。更多時間裏，曾國藩的湘軍就像一輛高速行駛的車輛一樣，隻是依靠慣性在運行，車輪下的摩擦力不謂不大，但這輛車已全力衝刺，塵埃飛揚中，明顯地已剎不住了。
1854年10月，曾國藩的湘軍第一次攻下武昌，攻城行動可謂摧枯拉朽，湘軍隻用了短短的四天時間，傷亡隻有兩百多人。相比之下，太平軍損失船艦兩千餘艘，喪師數千。這次戰役在帝國一片潰敗的戰局當中，無疑一抹亮色。對戰局幾近絕望的鹹豐皇帝獲悉這個消息後，欣喜若狂。一開始，鹹豐皇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為自己聽錯了，反覆問詢之後，仍是半信半疑。直至曾國藩的奏摺呈到，白紙黑字之下，鹹豐方才確信勝利。鹹豐這一回的聖旨有點“靠譜”了：下令賞給曾國藩二品頂戴，同時讓曾國藩代理湖北巡撫。聖旨送出不久，旁邊有大臣冷冷地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好似一般的平民，一介平民，能夠一呼百應，恐怕不是國家的福音吧！鹹豐聽出了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心裏一驚，趕忙追補一道聖旨：撤除曾國藩代理湖北巡撫的任命，讓曾國藩改任兵部侍郎——顯然，鹹豐還是不信任曾國藩，不信任這個手握重兵的漢族書生。
完全可以想像曾國藩收到這兩件上諭時的心情。不過此時的曾國藩在經歷了諸多的失望之後，對於朝廷的指令，已抱有平常心了。收到第一封上諭時，曾國藩並沒有過多的欣喜，他照例公事公辦回了一折，謙虛地表示自己並不想代理巡撫之職，不敢接受巡撫之印，想暫時交湖北總督保管。鹹豐在收到曾國藩的摺子後，態度嚴厲，反而怪罪曾國藩在落款時不署巡撫之名，有違旨之意。這樣的強詞奪理，讓曾國藩心中十分不快。好在曾國藩已沒有心情鬱悶了，戰局已呈危機狀態，湘軍在攻下武昌之後，太平天國立即調整了戰略部署，調集燕王秦日綱和翼王石達開部，大軍沿長江一線，開始了第二次猛烈的西征。
1854年10月底，曾國藩率領湘軍從武漢出發，這一回，曾國藩打算集中優勢兵力，全力圍攻湖北與江西交界處的田家鎮。瑟瑟秋風中，曾國藩首攻黃州，再占鄂城，然後兵分三路東下，一路掃清沿途的太平軍據點。到了長江邊上的半壁山一帶，湘軍重新聚集，全力進攻太平軍重兵屯集的田家鎮。田家鎮之役異常慘烈，後來，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摺中這樣描述：即使是戰爭結束後，江邊上仍有浮屍不斷。經過幾次拉鋸戰，湘軍在付出了重大代價之後，終於攻克了田家鎮，擊斃太平軍一萬多人，燒毀戰船四千餘艘，繳獲五百餘艘。當然，湘軍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曾國藩聽到自己軍隊的傷亡數字時，一時禁不住，在大帳之中失聲痛哭！戰爭，就是這樣冷酷無情，哪有什麽絕對的勝利呢？無非是彼此之間的互相消耗罷了。讓曾國藩更沒有想到的是，田家鎮戰役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從此之後，在兩年多時間裏，湘軍陷入了一個低穀，曾國藩與勝利漸行漸遠，以致很難有相逢的機會了。
1854年12月的一天，曾國藩照例早早地起床。自帶領湘軍的第一天起，曾國藩就養成了這樣的習慣：每天，曾國藩總是在起床後帶領一兩個親兵巡查營壘，檢閱士兵訓練；吃早飯時，曾國藩把當天要布置任務的將領和幕僚叫在一起，邊吃飯邊交代當天的工作；早飯後，曾國藩往往用一上午的時間批閱各地送來的文件，處理相關事務。稍有空閑，曾國藩總是捧起一本書，邊讀邊思考。讀書，在曾國藩看來，不僅僅是學習，更重要的，還能克服驕惰、奢靡以及浮躁的性情，讓自己隨時隨地都能沉靜下來。曾國藩不是一個隻知高談闊論的道德家，相反，他一直注重身體力行，“立德”的前提，是要“立功”；要做到“內聖”，必須推行“外王”；對於一個人來說，致力於心性修養，是為了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或者說，隻有內部準備好了，才可以“外用”，內部，是外部的基礎——這些，都是不能分開的。曾國藩畢生努力去做的，就是“內外兼修”，以冶煉內心的宏大，去迎接外部的挑戰。
湘軍水師出巡圖
比較起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在戰場之外，作為團練大臣的曾國藩卻因為不斷遇到麻煩而深陷煩惱。龐大而腐朽的製度無法在戰爭中快速運轉，一直像一個昏聵的老人一樣，無法行動敏捷，這一點，讓曾國藩頭痛不已。這時，湘軍已經因其優於八旗、綠營的戰鬥力爭得了合法地位，曾國藩也以漢族團練大臣的身份取得了帶兵的權力，但這些都是非常時期的既成事實。曾國藩一直沒有撫督的實職，帶兵還是“名不正言不順”。這樣的尷尬局麵，使得曾國藩在與地方各級官員的協調中，不得不耗費更多的精力；甚至，還在很多關鍵時刻遭受說不清道不明的牴觸和對抗。這些，是最讓曾國藩傷腦筋的事情，如果地方的關係不能理順，接下來的局麵會非常困難。曾國藩清楚地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朝廷並不信任自己，自己在朝廷的眼中，隻是一個衝鋒陷陣的“替死鬼”。那些掌握朝廷大權的滿族貴族是最忌諱漢臣掌握實權和兵權的。當年，朝廷讓江忠源擔任安徽巡撫，胡林翼為湖北巡撫，就是不肯將地方官的大印交給曾國藩，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這些人，都是排在曾國藩之後的湘軍人物。他們受命之時，手上並沒有像曾國藩那樣擁有數萬軍隊。一個人，如果手上控製著數萬軍隊，又掌握著地方大權，在這個搖搖欲墜的朝廷看來，肯定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清陸軍戰陣圖
讓曾國藩哭笑不得的事還有：當曾國藩率領湘軍出衡陽，席捲兩湖，接連獲勝進逼武昌之時，那個喜歡風花雪月的鹹豐皇帝竟發出了這樣一道上諭：“塔齊布、曾國藩奏水陸官員大獲勝仗一折，辦理甚合機宜。塔齊布著交部從優議敘，曾國藩著賞給三品頂戴，仍著統領水陸官員，直搗武漢……”接到聖旨，曾國藩無比尷尬，數年前在京城之時，曾國藩就是顯赫一時的“二品侍郎”，而此時，卻賞給他“三品頂戴”，這樣的錯誤，真像是鹹豐皇帝在跟他私底下開玩笑！好在曾國藩一直“忍辱負重”，更多的時候，他考慮的倒並不是自己的前程，而是全力拯救危亡的“道統”。因此，對於如此“幽默”，曾國藩也懶得去計較。更多時間裏，曾國藩的湘軍就像一輛高速行駛的車輛一樣，隻是依靠慣性在運行，車輪下的摩擦力不謂不大，但這輛車已全力衝刺，塵埃飛揚中，明顯地已剎不住了。
1854年10月，曾國藩的湘軍第一次攻下武昌，攻城行動可謂摧枯拉朽，湘軍隻用了短短的四天時間，傷亡隻有兩百多人。相比之下，太平軍損失船艦兩千餘艘，喪師數千。這次戰役在帝國一片潰敗的戰局當中，無疑一抹亮色。對戰局幾近絕望的鹹豐皇帝獲悉這個消息後，欣喜若狂。一開始，鹹豐皇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為自己聽錯了，反覆問詢之後，仍是半信半疑。直至曾國藩的奏摺呈到，白紙黑字之下，鹹豐方才確信勝利。鹹豐這一回的聖旨有點“靠譜”了：下令賞給曾國藩二品頂戴，同時讓曾國藩代理湖北巡撫。聖旨送出不久，旁邊有大臣冷冷地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好似一般的平民，一介平民，能夠一呼百應，恐怕不是國家的福音吧！鹹豐聽出了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心裏一驚，趕忙追補一道聖旨：撤除曾國藩代理湖北巡撫的任命，讓曾國藩改任兵部侍郎——顯然，鹹豐還是不信任曾國藩，不信任這個手握重兵的漢族書生。
完全可以想像曾國藩收到這兩件上諭時的心情。不過此時的曾國藩在經歷了諸多的失望之後，對於朝廷的指令，已抱有平常心了。收到第一封上諭時，曾國藩並沒有過多的欣喜，他照例公事公辦回了一折，謙虛地表示自己並不想代理巡撫之職，不敢接受巡撫之印，想暫時交湖北總督保管。鹹豐在收到曾國藩的摺子後，態度嚴厲，反而怪罪曾國藩在落款時不署巡撫之名，有違旨之意。這樣的強詞奪理，讓曾國藩心中十分不快。好在曾國藩已沒有心情鬱悶了，戰局已呈危機狀態，湘軍在攻下武昌之後，太平天國立即調整了戰略部署，調集燕王秦日綱和翼王石達開部，大軍沿長江一線，開始了第二次猛烈的西征。
1854年10月底，曾國藩率領湘軍從武漢出發，這一回，曾國藩打算集中優勢兵力，全力圍攻湖北與江西交界處的田家鎮。瑟瑟秋風中，曾國藩首攻黃州，再占鄂城，然後兵分三路東下，一路掃清沿途的太平軍據點。到了長江邊上的半壁山一帶，湘軍重新聚集，全力進攻太平軍重兵屯集的田家鎮。田家鎮之役異常慘烈，後來，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摺中這樣描述：即使是戰爭結束後，江邊上仍有浮屍不斷。經過幾次拉鋸戰，湘軍在付出了重大代價之後，終於攻克了田家鎮，擊斃太平軍一萬多人，燒毀戰船四千餘艘，繳獲五百餘艘。當然，湘軍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曾國藩聽到自己軍隊的傷亡數字時，一時禁不住，在大帳之中失聲痛哭！戰爭，就是這樣冷酷無情，哪有什麽絕對的勝利呢？無非是彼此之間的互相消耗罷了。讓曾國藩更沒有想到的是，田家鎮戰役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從此之後，在兩年多時間裏，湘軍陷入了一個低穀，曾國藩與勝利漸行漸遠，以致很難有相逢的機會了。
1854年12月的一天，曾國藩照例早早地起床。自帶領湘軍的第一天起，曾國藩就養成了這樣的習慣：每天，曾國藩總是在起床後帶領一兩個親兵巡查營壘，檢閱士兵訓練；吃早飯時，曾國藩把當天要布置任務的將領和幕僚叫在一起，邊吃飯邊交代當天的工作；早飯後，曾國藩往往用一上午的時間批閱各地送來的文件，處理相關事務。稍有空閑，曾國藩總是捧起一本書，邊讀邊思考。讀書，在曾國藩看來，不僅僅是學習，更重要的，還能克服驕惰、奢靡以及浮躁的性情，讓自己隨時隨地都能沉靜下來。曾國藩不是一個隻知高談闊論的道德家，相反，他一直注重身體力行，“立德”的前提，是要“立功”；要做到“內聖”，必須推行“外王”；對於一個人來說，致力於心性修養，是為了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或者說，隻有內部準備好了，才可以“外用”，內部，是外部的基礎——這些，都是不能分開的。曾國藩畢生努力去做的，就是“內外兼修”，以冶煉內心的宏大，去迎接外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