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第的曾國藩隻好帶著滿腹惆悵踏上了歸程。由於心情不好,曾國藩順著大運河一路遊歷。到了江蘇境內,曾國藩想起老鄉易卓梅正在睢寧縣當知縣,便去拜望。易卓梅見到了曾國藩,非常高興。曾國藩從易卓梅處借了百兩銀子後,經清江、揚州,溯長江西上而歸。過金陵時,曾國藩在夫子廟看到書肆裏有一套《二十三史》,不由為之心動。一數囊中銀兩,如買書,回家的路費就不夠了。曾國藩不由望洋興嘆,幾欲離去,卻又戀戀不捨。最後,曾國藩將自己所帶的四季衣物全典當出去,這才背著重重的一套書回到了湖南老家。由於是借錢,回家後,曾國藩一直不好意思跟父親說這件事。不久,曾麟書得知原委後,不僅沒有責怪兒子,反而很高興兒子的舉動。曾國藩更受激勵了,整日待在屋子裏,足不出戶,晨鍾暮鼓,讀遍諸子百家。


    1837年,正在家讀書的曾國藩聽說附近的瀏陽孔廟祭祀活動準備演奏古樂,這讓他非常興奮。對於周禮,曾國藩從小就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感,也非常喜愛和關注。於是,曾國藩專程趕赴瀏陽,與當地舉人賀以南一同到該廟考研古樂的源流。在瀏陽,曾國藩聽到了真正的古樂,那真是一種天籟之聲,它傳達的,是天地的渾然正氣,以及人在天地間的一種沉著和浩然。曾國藩恍然明白音樂的涵義了:德、清、圓、勻、靜,人力或可強為;而透、潤、奇、古,則屬於天定。這樣的古樂,就是屬於“天定”的範疇——它們已不是簡單地發泄日常的悲喜之心,娛人娛己,而是天、地、人精神溝通的一種工具。


    郭嵩燾


    對於古樂的溯源,讓曾國藩內心充滿了喜悅,就像洗過一個天然溫泉浴一樣,渾身上下有說不明白的舒慡。冥冥之中,曾國藩似乎也從古樂中獲取了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子變得透徹了。從瀏陽回來時經過長沙,曾國藩又通過正在省城應試的老朋友劉蓉的介紹,認識了後來的第一高參郭嵩燾,兩人一見如故。當時,曾國藩二十六歲,劉蓉二十一歲,郭嵩燾隻有十九歲。三個湖南年輕人意氣風發,縱談古今,指點江山。他們朝夕相處,一同登嶽麓山,漫步橘子州,在湘江中流擊水,時間長達一個多月。分手時,三個人疲憊而滿足。自此,三人之間,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手足之情。


    1838年,對於功名的追求,再次驅使曾國藩離開湖南,千裏迢迢趕到京城。這一年順天會試的主考官是大學士穆鄣阿,一個難得的滿族大儒;副考官為朱士彥、吳文熔、廖鴻荃。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國藩與穆鄣阿開始了他們的師生情誼。這一年本科會試的題目是皇帝親自擬定的:首題“言必信,行必果”,次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三題“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詩題賦得“泉細寒聲生夜壑”。曾國藩這一回提筆再也不覺得生澀了,他將他心裏所想的,旁徵博引,予以了表達。很快,結果下來了,曾國藩成績雖然不算太好,隻是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試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但畢竟入圍了——賜同進士出身。對於自己的成績,心高氣傲的曾國藩有點灰心喪氣,“同進士出身”,畢竟還不是真正的進士。接下來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朝考,曾國藩信心不足,在朋友們的力勸之下,隻好期期艾艾地參加了。朝考的作文是《順性命之理論》,曾國藩略略思考之後,下筆如神,闡述了人在天地之中應取的態度,頗得精髓地論證了程朱理學的一些觀點。這一次曾國藩發揮得異常出色,朝考得一等第三名。更好的事情還在後麵——道光皇帝親自讀了曾國藩的作文後,非常喜歡,將曾國藩提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檢討。從此,曾國藩開始了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曾家世世代代,曾國藩第一個被點了翰林,這樣的喜訊,讓荷葉塘這個小小的山村轟動了。曾國藩回家之後,上門祝賀的人絡繹不絕,曾家大擺宴席。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異常冷靜,在招待親朋好友的酒席散了之後,曾玉屏語重心長地囑咐曾麟書:“我們的家庭素以耕織為本,即使富貴了,也不能忘本。他雖然做了翰林,事業方長,我們家中衣食所用並不需要他關問,以免使他分心。”這一年,這位年輕的湖南進士正式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國藩,以示要做國之藩籬,就是要成為國家的棟樑。


    從1840年起,曾國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擔任閑散的文職。在這段時間,曾國藩充分利用京城的便利,讀書思考,廣交師友。並且,利用朝廷安排的出差機會,遊歷了很多名山勝水:在長江,曾國藩遊覽了三峽,當船隻直下江陵之時,曾國藩回味古人的詠嘆,不由壯懷激越。讀萬卷書走萬裏路使得曾國藩周身通透,也養育了他的浩然之氣。由於在京城一開始是單身,1841年夏天,對於生活一直不太講究的曾國藩暑熱難當,病倒在京城果子巷萬順客店。這時候,恰巧郭嵩燾來北京應試,見此情況,便與歐陽兆熊一起,悉心照顧曾國藩。郭嵩燾與歐陽兆熊還請來了吳廷棟為曾國藩治病,使曾國藩轉危為安。重病之後不久,曾國藩將家眷以及自己的弟弟曾國潢、曾國荃和曾國華陸續帶到身邊,開始了平穩的京官生活。每天,曾國藩在處理公務、讀書作文的同時,悉心輔導弟弟們讀書,讓他們勵誌走科舉之路。


    那段時間,正是鴉片戰爭爆發的日子。奇怪的是,當時的京城,並沒有後來歷史中描述得那樣惶恐不安。看起來,所有的日子都跟過去一樣,沒有絲毫的變化。京城的一切,仍在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運轉。雖然曾國藩陸續聽到了一些消息,得知英國兵陷定海,道光命大學士琦善前往廣東查辦;英吉利攻破沙角炮台,直逼虎門……但那時候,書生氣十足的曾國藩並沒有感到驚慌失措,與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樣,曾國藩對於這場事件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估計得並不充分,在他們看來,偌大的帝國經歷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國家,就像泥淖裏的泥鰍一樣,也掀不起什麽浪花來。曾國藩並沒有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他畢生忠誠和服務的帝國將因此土崩瓦解,而畢生所追求的文化傳統也因此動搖。


    鴉片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正是曾國藩研究宋明理學如癡如醉之時。1841年8月的一天,曾國藩來到了京城琉璃廠。在琉璃廠,曾國藩無事閑逛書攤。當他看到了一套全本的《朱子全書》時,心念大動。這個時候,三十歲的曾國藩已然有了對天地人之間的疑問,也有了關於人生的初步感悟;那種對於世界的探秘意識也悄悄地潛入他的內心。曾國藩雖然一直熟讀四書,對其中很多章節滾瓜爛熟,但那種方式的讀書,都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對於其中的奧義,卻是生吞活剝一知半解。哲學從來就不是學習的,而是通過感悟悄悄地潛入的。這樣的說法,適合每一個讀書之人。程朱理學在很多方麵涉及到對天地人的探尋,有著諸多哲學上的思辨,這些都讓曾國藩很感興趣。他很想了解宋明理學的精髓所在,也想真切探尋一下朱子的思想脈絡:一個布衣書生如何釋疑解惑,又是如何練就與天齊、與地同,凜凜不可撼的浩然之氣呢?——曾國藩趕忙掏出銀兩,將這套書買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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