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懂得運用忍字，也並非一味忍耐，軟得像泥，這種忍耐是沒有出息的表現。我們在了解曾國藩的為人處事時，常常可以發現曾國藩總是在忍與不忍之間徘徊、抉擇。
曾國藩初任幫辦團練大臣時，凡事雷厲風行，此時的他並不想去忍耐什麽，但是接下來麵臨的事實則讓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試槍，誤傷綠營中一長夫，綠營藉機吹角執旗，列隊進攻湘勇，在城牆上的守兵實彈在膛，幾乎釀成大變。曾國藩忍氣吞聲，把試槍的湘勇鞭打了一頓，才算把綠營兵的譁變平息下來。後來，綠營的永順兵與塔齊布率領的辰勇之間因賭博而發生械鬥，提督鮑起豹、長沙協副將清德縱容綠營兵於初六日夜帶著兵器，鳴鑼擊鼓，包圍參將府，搗毀塔齊布住房，並列隊進攻辰勇。又沖入巡撫she圃中的曾國藩私宅，殺傷他的隨丁，直向曾國藩衝去，隻是有屬員護駕，曾國藩才倖免於難。與曾國藩私宅僅一牆之隔的巡撫駱秉章，歷來認為曾國藩所行，異於羅繞典及諸團練大臣，心誹之，然見其所奏輒得褒答，受皇帝信任，沒有機會難為他。所以，他對綠營兵衝擊團練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聞不問，聽之任之。曾國藩連夜去叩駱秉章的門，訴說此事，駱秉章故作驚訝，說一點不知道。事後他不僅不懲治亂兵，甚至親自釋放了肇事者，使曾國藩進一步受辱於眾人之前。於是撫台衙門內外，大多說曾國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第三部分：堅忍忠誠素著 兼有膽識
鮑起豹自六月初到長沙任職後，便到處揚言曾國藩不應操練兵士，且將以軍棍施之塔將。鮑起豹“以清副將為梯附，而屏斥塔遊擊，大以其操兵為非是，言有敢復操兵者，即以軍棍從事”。鮑起豹還說：“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過勞。”他“切責塔將，而右護清將”。對於這種種非難與掣肘，曾國藩憤慨已極。當時，連駱秉章也認為曾國藩“不宜幹預兵事”。曾國藩遂在給張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說：“豈可以使清濁混淆，是非顛倒，遂以忍默者為調停耶！”他以“惡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誠”，與鮑起豹對著幹。因此，該地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體現為曾國藩與偏袒綠營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這個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發必驟。曾國藩是清楚這場矛盾衝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終也隻好一忍到底，憤走衡陽。
然而，有時候曾國藩的忍則是出於一種策略或戰略的考慮，如他在湖南練勇的時候，雖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練勇、別人統軍的主張，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馳援的時候，他卻強調困難，按兵不動。鹹豐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卻始終找出各種藉口，沒有派出一將一勇。鹹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軍西征尚未抵達時，曾國藩等就收到上諭：“長江上遊，武昌最為扼要，若稍有疏虞，則全楚震動。著駱秉章、曾國藩選派兵勇，並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鎮將，馳赴下遊。”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諭：“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為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即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合力圍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諭：“武昌省垣情形萬分危急，……著曾國藩遵前旨，趕緊督帶兵勇船炮，駛赴下遊會剿，以為武昌策應。”當時，曾國藩正在衡陽訓練他的水陸兩師。他與駱秉章商量，擬叫張丞實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點意思。正在這時，清軍江南大營猖狂反撲，天京危急，西征軍受命東援，武昌形勢緩解。其後，太平軍踞有安慶，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廬州，皖北將再次成為太平軍的重要根據地。新受安徽巡撫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呂賢基在籍辦理團練，被太平軍打死於舒城。清軍在皖北甚為空虛。鹹豐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晉奏稱：“曾國藩鄉望素孚，人皆樂為效用。請飭挑選練勇，雇覓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這正中鹹豐帝的下懷，當天就下令曾國藩統帶楚勇六千，“自洞庭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西與江忠源會合，水陸夾擊，以期收復安慶及桐、舒等城，並可牽製賊匪北竄之路。”鹹豐帝在手諭末尾加了幾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諒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按理，曾國藩受命於危難之秋，正是沙場效忠之時。豈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復奏中說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語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頂踵，急圖報稱於萬一”的陳詞以後，又數了許多困難，“統計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辦就”，必須待廣東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並在奏摺中大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為剿之策。鹹豐帝看了這份奏章，火了，嚴厲地斥責道：“現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這段長長的批語，既有褒獎，也有譴責，既有期望，也有懷疑。曾國藩之所以如此遲遲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麵的實際困難，也與他的座師被崇倫參劾，不得不出守黃州時給他的信有關。信中說：“吾意堅守，待君東下，自是正辦。今為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君所練水陸各軍，必俟稍有把握，而後可以出而應敵，不可以吾故，率爾東下。東南大局，恃君一人，務以持重為意，恐此後無有繼者。吾與君相處，固不同也。”曾國藩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覆信說：“吾兩次諭言，不可糙率一出。皆極確當。”他不率爾東下，顯然是遵循了座師的教誨。此時，曾國藩雖已上幹天怒，但他仍“以持重為意”。對“趕緊赴援”的諭旨置之不顧，隻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陳述各種各樣的困難，開脫自己遲緩不援的過失。鹹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廬州兵敗自盡，曾國藩的親家、侯補知府陳源兗及知縣鄒漢勛等同時死事。雖然曾國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與太平軍為敵的這些人的命運，但是，於鄂皖危急之時，曾國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義上實在難辭其咎。
第三部分：堅忍將在勇在 將死勇死
羽毛不豐滿者不足以高飛。曾國藩確“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相比”；他羽毛不豐，也確難遠援鄂皖。所以他寧擔抗旨之罪，寧負見危不救之名，竭力積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陽扯起了招軍旗，又廣徠所謂“智渾沉勇之士，文經武緯之才”，加意訓練。同時，興造戰船，籌集炮位，截留餉銀，提用槽米，行動果敢迅速。但他幾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羅、王的湘勇也不聽他的節製，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爐灶，艱苦經營。
曾國藩初任幫辦團練大臣時，凡事雷厲風行，此時的他並不想去忍耐什麽，但是接下來麵臨的事實則讓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試槍，誤傷綠營中一長夫，綠營藉機吹角執旗，列隊進攻湘勇，在城牆上的守兵實彈在膛，幾乎釀成大變。曾國藩忍氣吞聲，把試槍的湘勇鞭打了一頓，才算把綠營兵的譁變平息下來。後來，綠營的永順兵與塔齊布率領的辰勇之間因賭博而發生械鬥，提督鮑起豹、長沙協副將清德縱容綠營兵於初六日夜帶著兵器，鳴鑼擊鼓，包圍參將府，搗毀塔齊布住房，並列隊進攻辰勇。又沖入巡撫she圃中的曾國藩私宅，殺傷他的隨丁，直向曾國藩衝去，隻是有屬員護駕，曾國藩才倖免於難。與曾國藩私宅僅一牆之隔的巡撫駱秉章，歷來認為曾國藩所行，異於羅繞典及諸團練大臣，心誹之，然見其所奏輒得褒答，受皇帝信任，沒有機會難為他。所以，他對綠營兵衝擊團練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聞不問，聽之任之。曾國藩連夜去叩駱秉章的門，訴說此事，駱秉章故作驚訝，說一點不知道。事後他不僅不懲治亂兵，甚至親自釋放了肇事者，使曾國藩進一步受辱於眾人之前。於是撫台衙門內外，大多說曾國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第三部分：堅忍忠誠素著 兼有膽識
鮑起豹自六月初到長沙任職後，便到處揚言曾國藩不應操練兵士，且將以軍棍施之塔將。鮑起豹“以清副將為梯附，而屏斥塔遊擊，大以其操兵為非是，言有敢復操兵者，即以軍棍從事”。鮑起豹還說：“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過勞。”他“切責塔將，而右護清將”。對於這種種非難與掣肘，曾國藩憤慨已極。當時，連駱秉章也認為曾國藩“不宜幹預兵事”。曾國藩遂在給張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說：“豈可以使清濁混淆，是非顛倒，遂以忍默者為調停耶！”他以“惡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誠”，與鮑起豹對著幹。因此，該地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體現為曾國藩與偏袒綠營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這個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發必驟。曾國藩是清楚這場矛盾衝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終也隻好一忍到底，憤走衡陽。
然而，有時候曾國藩的忍則是出於一種策略或戰略的考慮，如他在湖南練勇的時候，雖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練勇、別人統軍的主張，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馳援的時候，他卻強調困難，按兵不動。鹹豐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卻始終找出各種藉口，沒有派出一將一勇。鹹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軍西征尚未抵達時，曾國藩等就收到上諭：“長江上遊，武昌最為扼要，若稍有疏虞，則全楚震動。著駱秉章、曾國藩選派兵勇，並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鎮將，馳赴下遊。”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諭：“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為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即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合力圍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諭：“武昌省垣情形萬分危急，……著曾國藩遵前旨，趕緊督帶兵勇船炮，駛赴下遊會剿，以為武昌策應。”當時，曾國藩正在衡陽訓練他的水陸兩師。他與駱秉章商量，擬叫張丞實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點意思。正在這時，清軍江南大營猖狂反撲，天京危急，西征軍受命東援，武昌形勢緩解。其後，太平軍踞有安慶，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廬州，皖北將再次成為太平軍的重要根據地。新受安徽巡撫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呂賢基在籍辦理團練，被太平軍打死於舒城。清軍在皖北甚為空虛。鹹豐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晉奏稱：“曾國藩鄉望素孚，人皆樂為效用。請飭挑選練勇，雇覓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這正中鹹豐帝的下懷，當天就下令曾國藩統帶楚勇六千，“自洞庭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西與江忠源會合，水陸夾擊，以期收復安慶及桐、舒等城，並可牽製賊匪北竄之路。”鹹豐帝在手諭末尾加了幾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諒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按理，曾國藩受命於危難之秋，正是沙場效忠之時。豈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復奏中說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語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頂踵，急圖報稱於萬一”的陳詞以後，又數了許多困難，“統計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辦就”，必須待廣東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並在奏摺中大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為剿之策。鹹豐帝看了這份奏章，火了，嚴厲地斥責道：“現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這段長長的批語，既有褒獎，也有譴責，既有期望，也有懷疑。曾國藩之所以如此遲遲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麵的實際困難，也與他的座師被崇倫參劾，不得不出守黃州時給他的信有關。信中說：“吾意堅守，待君東下，自是正辦。今為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君所練水陸各軍，必俟稍有把握，而後可以出而應敵，不可以吾故，率爾東下。東南大局，恃君一人，務以持重為意，恐此後無有繼者。吾與君相處，固不同也。”曾國藩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覆信說：“吾兩次諭言，不可糙率一出。皆極確當。”他不率爾東下，顯然是遵循了座師的教誨。此時，曾國藩雖已上幹天怒，但他仍“以持重為意”。對“趕緊赴援”的諭旨置之不顧，隻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陳述各種各樣的困難，開脫自己遲緩不援的過失。鹹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廬州兵敗自盡，曾國藩的親家、侯補知府陳源兗及知縣鄒漢勛等同時死事。雖然曾國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與太平軍為敵的這些人的命運，但是，於鄂皖危急之時，曾國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義上實在難辭其咎。
第三部分：堅忍將在勇在 將死勇死
羽毛不豐滿者不足以高飛。曾國藩確“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相比”；他羽毛不豐，也確難遠援鄂皖。所以他寧擔抗旨之罪，寧負見危不救之名，竭力積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陽扯起了招軍旗，又廣徠所謂“智渾沉勇之士，文經武緯之才”，加意訓練。同時，興造戰船，籌集炮位，截留餉銀，提用槽米，行動果敢迅速。但他幾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羅、王的湘勇也不聽他的節製，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爐灶，艱苦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