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若能去忿欲以養體，存倔強以勵誌，則日進無疆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肝氣發作時，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懼，確實是這種感覺。不隻是年輕時是這樣，即使我漸漸老了，也經常有怒不可遏的時候。但是要努力控製自己，降服自己的心，這就是佛教所謂的降龍伏虎。龍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氣。多少英雄豪傑都過不了這兩關，關鍵是要稍稍控製，不要讓肝火過分熾烈。降住龍用來養水，伏虎用來養火。古代聖人所說的窒慾，就是降龍；所說的懲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論不一樣，但節製血氣，卻沒有什麽不同，總是不要讓自己的欲望殘害自己的身體壽命。
至於“倔強”這兩個字，卻不能缺少。功業文章，都需要有這兩個字貫穿於其中，不然軟弱無力，一事無成。孟子所說的至剛，孔子所說的貞固，就是從這兩個字上下功夫。咱們兄弟都更多地繼承了母親的品德，它的好處也正是倔強。如果能除去憤怒和欲望而使身體強壯，保持倔強來激勵誌氣，那麽就可以不斷進步了。
※詳解
曾國藩提倡自強、倔強，這都是大丈夫立世所必不可缺的。值得引人注意的，則是曾國藩在此自強、倔強的基礎上提出了明強的概念。明強的意思，不外乎既要自強，又不能盲目自強；既要超過別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條件和場合。在這裏，曾國藩以歷史上的人物為例，提出要堅持孟子的集義而強、曾子的從自我反省中崛起，反對李斯、曹操、董卓、楊素那樣的強，因為他們的強都用於謀一己私利上，所以沒有好下場。
唐代的順宗在當太子時，亦好作壯語，恍然以天下為任。太子有盛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順利當上皇帝的一個先決條件。但太子勝過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舉動，所以又常會遭父皇的猜忌而廢黜。聰明的太子因此必須不能表現出太強的才幹，造成太響的名氣。順宗作太子時，一日曾對僚屬說：“我要竭盡全力，向父皇進言革除弊政的計劃！”但慕王叔文卻告誡他：“作為太子，首先要盡孝道，多向父皇請安、問起居飲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國事，況且改革一事又屬當前敏感問題，你若過分熱心，別人會以為你邀名邀利招攬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於你，你將何以自明？”太子聽得如雷貫耳，於是立刻閉嘴啞言。德宗晚年荒yin而又專製，太子始終不聲不響，直至熬到繼位，方有了唐後期著名的順宗改革。
這種含才不露、不顯身手的風格，就是明強，也就是知道如何對待自己的特長，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最好的歷史人物大概應推範蠡了。範蠡在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就激流勇退，放棄了上將軍之大名和“分國而有之”的大利，退隱於齊，改名換姓，耕於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後居然“致產十萬”，受齊人之尊。範蠡雖居相安榮，但又以為“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閑行以去，止於陶”，從事耕畜，經營商賈，又致貨累矩萬，直至老死於陶。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範蠡三徙”。範蠡之所以辭官退隱，就是考慮到不要讓尊名大利給自己帶來身家性命之憂。事實上他的考慮是有道理的。與他共扶勾踐的文種就因不聽範蠡的規勸接受了越國的尊榮大名，結果死在勾踐手下。說到底，像順宗、範蠡這樣處理名位的方式，都是為了形式上放棄之後，更永久地保有它。
第二部分：明強擔當大事 全在明強二字（3）
曾國藩飽讀史書，對歷史上這種因顯示才能而招來殺身之禍的例子早已了熟於胸，尤其是身處官場，又值亂世，各種激烈的矛盾衝突隨時會把自己捲入漩渦。因此，曾國藩無論是在官場，還是在帶兵之際，都時時提醒自己要小心謹慎，不讓自己處在太顯眼的位置。
在天京攻破前夕，曾國荃貪功冒進，曾國藩對此憂心如焚，不斷寄信給曾國荃，要他審時度勢，適可而止，當時的這一段歷史集中體現了曾國藩心中的明強思想。
曾國荃部獲得無為州、運槽鎮之捷後，距金陵僅二百裏，但由於節節分兵守安慶、樅陽、廬江等處，兵力頓顯單薄。鹹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曾國藩奏請準曾國荃回湘募勇六千人，準備再大幹一場。曾國藩在安慶寫信至湘鄉說：“沅弟不特不能幅巾歸農，且恐將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為之計。”所以望他“迅速回營，不可再在家中留戀”。鹹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於李秀成進攻上海甚急，諭令曾國荃統帶老勇八千名赴滬。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國荃為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正月二十三日，又“飛催曾國荃將所募湘勇留防安慶，克日督帶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擇要堵剿”。二月初三，又將曾國荃補授江蘇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接到這些廷寄，曾國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師赴援上海的。但是曾國荃執意不肯去，因為他眼睛盯著的是攻下金陵的功業，心中想著的是充斥金陵的財貨。曾國藩無法，隻得聽之任之了。
曾國荃在湖南停留了幾個月，帶著新募的七營湘勇，於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安慶大營。他滿腹陽剛之氣，大談“事求可，功求成”，而且“不免代天主張”。這種急功近利的俗念，引起了曾國藩的擔憂，所以曾國藩“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遊心虛靜之域”，極力想從“無為”這個方麵來開導他稍釋名利思想。
二月二十四日，曾國荃乘船離開安慶。於三月二十日進占巢縣、含山，二十二日進占和州。與此同時，多隆阿部於四月十五日攻占廬州，彭玉麟部攻占蕪湖、東梁山。五月初一，曾國荃率師萬餘人克復秣陵關，初二日奪得大勝關、三汊河，初三日連克頭關、江心洲，薄倉洲，在彭玉麟水師的掩護下，進駐雨花台。對於曾國荃的這次進軍，曾國藩“既以為慰，又以為懼”。
曾國藩為什麽憂懼？一是他想起了前車之鑑，向榮、和春駐江南大營，先後領兵七萬人，屯守八年，最後潰敗，而曾國荃當時僅二萬人。二是認為曾國荃打亂了自己的部署。曾國藩當時設想，攻取金陵，仍然須採取攻奪太湖與安慶的辦法，圍城打援。他計劃“於太平、採石南路進一支”，由曾國荃擔任；“於句容、淳化東路進一支”，由鮑超擔任；“浦口、九洲西路隔江進一支”，由多隆阿擔任；“鎮江北路”進一支，由李續宜擔任。在其餘三路都還沒有來得及按計劃到達金陵附近時，惟獨曾國荃不顧及友軍的配合，貿然進軍。曾國藩聞訊後，於初七日給曾國荃寫信說：“句容東路縱無兵來，隔江一支則斷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軍至九洲，而孤軍獨進，餘深為焦慮。又上遊南陵空虛，季弟不留兵守之，於寧國、蕪湖均有妨礙。”第二天，又給曾貞幹寫信說：“沅弟進兵，究嫌太速，餘深以為慮。一則北岸多軍未到，二則後麵句容一路無兵，恐援賊來抄官軍之尾。”因此，他希望兩位弟弟“穩慎圖之”，“以待多軍之至”。當時，“曾國荃軍合水師不滿二萬，孤軍深入，諸將帥皆以為不可”，“人人代為危慮”。曾國藩轉告他說：“外間則議弟處新營太多，兵不可靠，幾於眾口一詞”。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肝氣發作時，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懼，確實是這種感覺。不隻是年輕時是這樣，即使我漸漸老了，也經常有怒不可遏的時候。但是要努力控製自己，降服自己的心，這就是佛教所謂的降龍伏虎。龍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氣。多少英雄豪傑都過不了這兩關，關鍵是要稍稍控製，不要讓肝火過分熾烈。降住龍用來養水，伏虎用來養火。古代聖人所說的窒慾，就是降龍；所說的懲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論不一樣，但節製血氣，卻沒有什麽不同，總是不要讓自己的欲望殘害自己的身體壽命。
至於“倔強”這兩個字，卻不能缺少。功業文章，都需要有這兩個字貫穿於其中，不然軟弱無力，一事無成。孟子所說的至剛，孔子所說的貞固，就是從這兩個字上下功夫。咱們兄弟都更多地繼承了母親的品德，它的好處也正是倔強。如果能除去憤怒和欲望而使身體強壯，保持倔強來激勵誌氣，那麽就可以不斷進步了。
※詳解
曾國藩提倡自強、倔強，這都是大丈夫立世所必不可缺的。值得引人注意的，則是曾國藩在此自強、倔強的基礎上提出了明強的概念。明強的意思，不外乎既要自強，又不能盲目自強；既要超過別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條件和場合。在這裏，曾國藩以歷史上的人物為例，提出要堅持孟子的集義而強、曾子的從自我反省中崛起，反對李斯、曹操、董卓、楊素那樣的強，因為他們的強都用於謀一己私利上，所以沒有好下場。
唐代的順宗在當太子時，亦好作壯語，恍然以天下為任。太子有盛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順利當上皇帝的一個先決條件。但太子勝過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舉動，所以又常會遭父皇的猜忌而廢黜。聰明的太子因此必須不能表現出太強的才幹，造成太響的名氣。順宗作太子時，一日曾對僚屬說：“我要竭盡全力，向父皇進言革除弊政的計劃！”但慕王叔文卻告誡他：“作為太子，首先要盡孝道，多向父皇請安、問起居飲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國事，況且改革一事又屬當前敏感問題，你若過分熱心，別人會以為你邀名邀利招攬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於你，你將何以自明？”太子聽得如雷貫耳，於是立刻閉嘴啞言。德宗晚年荒yin而又專製，太子始終不聲不響，直至熬到繼位，方有了唐後期著名的順宗改革。
這種含才不露、不顯身手的風格，就是明強，也就是知道如何對待自己的特長，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最好的歷史人物大概應推範蠡了。範蠡在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就激流勇退，放棄了上將軍之大名和“分國而有之”的大利，退隱於齊，改名換姓，耕於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後居然“致產十萬”，受齊人之尊。範蠡雖居相安榮，但又以為“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閑行以去，止於陶”，從事耕畜，經營商賈，又致貨累矩萬，直至老死於陶。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範蠡三徙”。範蠡之所以辭官退隱，就是考慮到不要讓尊名大利給自己帶來身家性命之憂。事實上他的考慮是有道理的。與他共扶勾踐的文種就因不聽範蠡的規勸接受了越國的尊榮大名，結果死在勾踐手下。說到底，像順宗、範蠡這樣處理名位的方式，都是為了形式上放棄之後，更永久地保有它。
第二部分：明強擔當大事 全在明強二字（3）
曾國藩飽讀史書，對歷史上這種因顯示才能而招來殺身之禍的例子早已了熟於胸，尤其是身處官場，又值亂世，各種激烈的矛盾衝突隨時會把自己捲入漩渦。因此，曾國藩無論是在官場，還是在帶兵之際，都時時提醒自己要小心謹慎，不讓自己處在太顯眼的位置。
在天京攻破前夕，曾國荃貪功冒進，曾國藩對此憂心如焚，不斷寄信給曾國荃，要他審時度勢，適可而止，當時的這一段歷史集中體現了曾國藩心中的明強思想。
曾國荃部獲得無為州、運槽鎮之捷後，距金陵僅二百裏，但由於節節分兵守安慶、樅陽、廬江等處，兵力頓顯單薄。鹹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曾國藩奏請準曾國荃回湘募勇六千人，準備再大幹一場。曾國藩在安慶寫信至湘鄉說：“沅弟不特不能幅巾歸農，且恐將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為之計。”所以望他“迅速回營，不可再在家中留戀”。鹹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於李秀成進攻上海甚急，諭令曾國荃統帶老勇八千名赴滬。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國荃為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正月二十三日，又“飛催曾國荃將所募湘勇留防安慶，克日督帶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擇要堵剿”。二月初三，又將曾國荃補授江蘇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接到這些廷寄，曾國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師赴援上海的。但是曾國荃執意不肯去，因為他眼睛盯著的是攻下金陵的功業，心中想著的是充斥金陵的財貨。曾國藩無法，隻得聽之任之了。
曾國荃在湖南停留了幾個月，帶著新募的七營湘勇，於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安慶大營。他滿腹陽剛之氣，大談“事求可，功求成”，而且“不免代天主張”。這種急功近利的俗念，引起了曾國藩的擔憂，所以曾國藩“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遊心虛靜之域”，極力想從“無為”這個方麵來開導他稍釋名利思想。
二月二十四日，曾國荃乘船離開安慶。於三月二十日進占巢縣、含山，二十二日進占和州。與此同時，多隆阿部於四月十五日攻占廬州，彭玉麟部攻占蕪湖、東梁山。五月初一，曾國荃率師萬餘人克復秣陵關，初二日奪得大勝關、三汊河，初三日連克頭關、江心洲，薄倉洲，在彭玉麟水師的掩護下，進駐雨花台。對於曾國荃的這次進軍，曾國藩“既以為慰，又以為懼”。
曾國藩為什麽憂懼？一是他想起了前車之鑑，向榮、和春駐江南大營，先後領兵七萬人，屯守八年，最後潰敗，而曾國荃當時僅二萬人。二是認為曾國荃打亂了自己的部署。曾國藩當時設想，攻取金陵，仍然須採取攻奪太湖與安慶的辦法，圍城打援。他計劃“於太平、採石南路進一支”，由曾國荃擔任；“於句容、淳化東路進一支”，由鮑超擔任；“浦口、九洲西路隔江進一支”，由多隆阿擔任；“鎮江北路”進一支，由李續宜擔任。在其餘三路都還沒有來得及按計劃到達金陵附近時，惟獨曾國荃不顧及友軍的配合，貿然進軍。曾國藩聞訊後，於初七日給曾國荃寫信說：“句容東路縱無兵來，隔江一支則斷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軍至九洲，而孤軍獨進，餘深為焦慮。又上遊南陵空虛，季弟不留兵守之，於寧國、蕪湖均有妨礙。”第二天，又給曾貞幹寫信說：“沅弟進兵，究嫌太速，餘深以為慮。一則北岸多軍未到，二則後麵句容一路無兵，恐援賊來抄官軍之尾。”因此，他希望兩位弟弟“穩慎圖之”，“以待多軍之至”。當時，“曾國荃軍合水師不滿二萬，孤軍深入，諸將帥皆以為不可”，“人人代為危慮”。曾國藩轉告他說：“外間則議弟處新營太多，兵不可靠，幾於眾口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