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兵。故吾謂帶兵之人，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線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帶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上麵所說的四個條件，看來似乎過於求全責備，但如果缺其中的一條，便千萬不能讓他帶兵。我認為帶兵的人，必須是智勇兼備的有文韜武略的人。幾個月來，我不僅夢中在尋求，還焚香禱告，沒有一刻忘懷。大概一個人有了忠義血性，四個條件就都能夠具備。沒有忠義血性，即使表麵上看來已具備了這四個條件，最終仍是不可依賴的。帶兵的道理，勤、恕、廉、明這四個方麵，缺一不可。
※詳解
對曾國藩關於將德的論述，蔡鍔有這樣的評價：
古人論將有五德，曰：智信仁勇嚴。取義至精，責望至嚴。西人之論將，輒曰：“天才”。析而言之，則曰天所特賦之智與勇。而曾胡兩公之所同倡者，則以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尤為扼要探本之論，亦即現身之說法。 鹹同之際，粵寇蹂躪十餘省，東南半壁，淪陷殆盡，兩公均一介書生，出身詞林，一清宦，一僚吏，其於兵事一端，素未夢見，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與兵事背道而馳。乃為良心血性二者所驅使，遂使其發展於絕頂，武功爛然，澤被海內。按其功事言論，足與古今名將相頡頏，而毫無遜色。
意思是：古人認為為將須有五德，即智、信、仁、勇、嚴。說得非常精要，要求非常之高。而西方人論將，往往說“天才”， 意思是上天特別賦與的智慧和勇敢。而曾國藩、胡林翼都主張為將的人要以良心與血性為前提，可謂抓住了為將之道的根本，同時也是他們現身說法。鹹豐、同治之際，太平天國的軍隊攻陷了十多個省，東南的半壁江山，幾乎都被占領了。他們本是一介書生，都是翰林出身，一個是清宦，一個是僚吏，對於統兵打仗，他們連做夢都沒有想過。他們平時所幹的事，也與行軍打仗沒有絲毫關係。隻是有良心血性，才使他們的才幹發揮得淋漓盡致，軍功卓著，恩澤全國。他們的功勳、行事、言論，足可與古今的名將相媲美，而且毫不遜色。
這難道不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嗎？假如他們二人的良心血性，與一般人並無二致，那麽，他們最多也不過做一名顯赫的官員，或者做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隨歲月的流逝而湮滅， 如何能夠從軍隊中奮起，平定國難，建立曠世奇功呢？
第二部分：將才能戰——以能戰為第一義（1）
◆原文
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為第一義，倘圍攻半歲，一旦被賊衝突，不克抵禦或致小挫，則令望墮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功得珠。能受民為第二義，能和協上下官紳為第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為兄補救前非，亦可為吾父增光於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治軍以能戰為最重要。倘若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敵人衝突，無法抵禦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會毀於一旦。所以善戰就是探驪得珠之法。能愛民是第二方麵的重要內容，能讓上下官紳都和睦是第三方麵重要的事情。希望你兢兢業業，一天比一天謹慎，始終不懈，這樣，不但是為我補救以前的過失，也可以為先父在九泉之下爭光。精神是越用越多的，不能因為向來身體瘦弱，就過分注重保養；智慧在越是困苦的情況下就越明達，不能因為偶遭拂逆，就心情沮喪。
※詳解
從上文可見，曾國藩把“能戰”作為治軍的關鍵，可謂直截了當。我們現代人說實踐檢驗真理，作為將才來說，就是要能作戰，能取勝。而從曾氏兄弟的天京之戰中，我們發現，這兄弟倆可謂是能戰的將才。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春，曾國藩調動湘、淮軍七萬餘人，分兵十路，包圍天京。直到秋末，忠王李秀成在天王洪秀全多次嚴詔之下，率二十萬太平軍回救天京，激戰四十五日，屢攻不利，倉促撤離，李秀成被“嚴責革爵”。不久，洪秀全責令李秀成領兵渡江，西襲湖北，以達到“進北攻南”之效。但李秀成遲至次年春才率主力渡江西進，途遭湘軍阻截，於五月被迫從六安折返江南，調動湘軍不成，反遭重大損失。二年冬，李鴻章所率淮軍在“常勝軍”（即洋槍隊）支持下，自上海推進至常州城下。左宗棠部也進圍杭州。曾國荃部湘軍攻占天京外圍各要點，逐漸縮小包圍圈。三年正月，湘軍合圍天京。城內米糧日缺，洪秀全與將士以“甜露”（一種野糙製的代食品）充飢，仍打退湘軍多次進攻。
曾國荃自受任浙江巡撫以來，深感於朝廷破格擢升，想早日攻克南京，以報知遇之恩。但南京城為天國的京都所在，已達十二年之久，堅壁固守，實力不弱，雖已有大軍三十餘萬，四周圍住，快近三年，然如用強攻，就是用百萬大軍，也無從破入。 因此與部將李臣典、蕭孚泗幾個商議，明裏用大軍不停地硬攻，暗裏卻挖掘地道，直達南京中心。
曾國藩自鹹豐四年（公元1854年）以團練大臣的身份出征以來， 歷盡千辛萬苦，如今兵臨天京城下，他本應長噓一口氣，放鬆一下已繃緊的神經。可是，此時曾國藩卻不敢有絲毫的懈怠， 他所麵臨的天京城，大且固，經驗告訴他，想要在短期內攻克天京，剿滅太平天國，純屬天方夜譚。在經歷了九江、安慶攻堅戰後，曾國藩認為必須對天京實施持久戰，即在對其包圍的情況下，切斷天京糧道，待其彈盡糧絕時，進行最後的攻堅。因此，攻擊的重點就是控製水、陸運輸線。
天京城大人眾，靠陸路的肩挑人扛來送糧食，猶如杯水車薪，且不經濟。長時期以來，天京城內大宗糧食主要靠水上運輸線，以長江和內河為主。內河糧道是天京至高淳，“使蘇浙之米，能由高淳小河通金陵”。自從曾國荃駐紮雨花台以後， 彭玉麟就將內河水路完全切斷。
九洲之戰以前，在長江水道上太平軍仍然控製著九洲、下關、燕子磯一帶，因此一些外國商人為牟取暴利，不斷偷運糧食，賣給堅守天京的太平軍將士。九洲之戰以後，湘軍水師先後占領了九洲、下關，於是長江水道也為湘軍所控製。此時，曾國藩一麵高價買下外商所偷運的糧食，一麵上書朝廷，通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各國駐華公使。要求在攻克天京以前，嚴禁外國輪船停泊在天京城外，以徹底杜絕天京的一切糧源。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合圍之道，總以斷水中接濟為第一義。百餘裏之城，數十萬之賊，斷非肩挑陸運所能養活。從前有紅革船接濟，有洋船接濟，今九洲既克，二者皆可力禁，弟與厚、雪以全副精神查禁水路接濟，則克城之期，不甚遠矣。
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兵。故吾謂帶兵之人，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線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帶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上麵所說的四個條件，看來似乎過於求全責備，但如果缺其中的一條，便千萬不能讓他帶兵。我認為帶兵的人，必須是智勇兼備的有文韜武略的人。幾個月來，我不僅夢中在尋求，還焚香禱告，沒有一刻忘懷。大概一個人有了忠義血性，四個條件就都能夠具備。沒有忠義血性，即使表麵上看來已具備了這四個條件，最終仍是不可依賴的。帶兵的道理，勤、恕、廉、明這四個方麵，缺一不可。
※詳解
對曾國藩關於將德的論述，蔡鍔有這樣的評價：
古人論將有五德，曰：智信仁勇嚴。取義至精，責望至嚴。西人之論將，輒曰：“天才”。析而言之，則曰天所特賦之智與勇。而曾胡兩公之所同倡者，則以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尤為扼要探本之論，亦即現身之說法。 鹹同之際，粵寇蹂躪十餘省，東南半壁，淪陷殆盡，兩公均一介書生，出身詞林，一清宦，一僚吏，其於兵事一端，素未夢見，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與兵事背道而馳。乃為良心血性二者所驅使，遂使其發展於絕頂，武功爛然，澤被海內。按其功事言論，足與古今名將相頡頏，而毫無遜色。
意思是：古人認為為將須有五德，即智、信、仁、勇、嚴。說得非常精要，要求非常之高。而西方人論將，往往說“天才”， 意思是上天特別賦與的智慧和勇敢。而曾國藩、胡林翼都主張為將的人要以良心與血性為前提，可謂抓住了為將之道的根本，同時也是他們現身說法。鹹豐、同治之際，太平天國的軍隊攻陷了十多個省，東南的半壁江山，幾乎都被占領了。他們本是一介書生，都是翰林出身，一個是清宦，一個是僚吏，對於統兵打仗，他們連做夢都沒有想過。他們平時所幹的事，也與行軍打仗沒有絲毫關係。隻是有良心血性，才使他們的才幹發揮得淋漓盡致，軍功卓著，恩澤全國。他們的功勳、行事、言論，足可與古今的名將相媲美，而且毫不遜色。
這難道不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嗎？假如他們二人的良心血性，與一般人並無二致，那麽，他們最多也不過做一名顯赫的官員，或者做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隨歲月的流逝而湮滅， 如何能夠從軍隊中奮起，平定國難，建立曠世奇功呢？
第二部分：將才能戰——以能戰為第一義（1）
◆原文
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為第一義，倘圍攻半歲，一旦被賊衝突，不克抵禦或致小挫，則令望墮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功得珠。能受民為第二義，能和協上下官紳為第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為兄補救前非，亦可為吾父增光於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治軍以能戰為最重要。倘若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敵人衝突，無法抵禦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會毀於一旦。所以善戰就是探驪得珠之法。能愛民是第二方麵的重要內容，能讓上下官紳都和睦是第三方麵重要的事情。希望你兢兢業業，一天比一天謹慎，始終不懈，這樣，不但是為我補救以前的過失，也可以為先父在九泉之下爭光。精神是越用越多的，不能因為向來身體瘦弱，就過分注重保養；智慧在越是困苦的情況下就越明達，不能因為偶遭拂逆，就心情沮喪。
※詳解
從上文可見，曾國藩把“能戰”作為治軍的關鍵，可謂直截了當。我們現代人說實踐檢驗真理，作為將才來說，就是要能作戰，能取勝。而從曾氏兄弟的天京之戰中，我們發現，這兄弟倆可謂是能戰的將才。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春，曾國藩調動湘、淮軍七萬餘人，分兵十路，包圍天京。直到秋末，忠王李秀成在天王洪秀全多次嚴詔之下，率二十萬太平軍回救天京，激戰四十五日，屢攻不利，倉促撤離，李秀成被“嚴責革爵”。不久，洪秀全責令李秀成領兵渡江，西襲湖北，以達到“進北攻南”之效。但李秀成遲至次年春才率主力渡江西進，途遭湘軍阻截，於五月被迫從六安折返江南，調動湘軍不成，反遭重大損失。二年冬，李鴻章所率淮軍在“常勝軍”（即洋槍隊）支持下，自上海推進至常州城下。左宗棠部也進圍杭州。曾國荃部湘軍攻占天京外圍各要點，逐漸縮小包圍圈。三年正月，湘軍合圍天京。城內米糧日缺，洪秀全與將士以“甜露”（一種野糙製的代食品）充飢，仍打退湘軍多次進攻。
曾國荃自受任浙江巡撫以來，深感於朝廷破格擢升，想早日攻克南京，以報知遇之恩。但南京城為天國的京都所在，已達十二年之久，堅壁固守，實力不弱，雖已有大軍三十餘萬，四周圍住，快近三年，然如用強攻，就是用百萬大軍，也無從破入。 因此與部將李臣典、蕭孚泗幾個商議，明裏用大軍不停地硬攻，暗裏卻挖掘地道，直達南京中心。
曾國藩自鹹豐四年（公元1854年）以團練大臣的身份出征以來， 歷盡千辛萬苦，如今兵臨天京城下，他本應長噓一口氣，放鬆一下已繃緊的神經。可是，此時曾國藩卻不敢有絲毫的懈怠， 他所麵臨的天京城，大且固，經驗告訴他，想要在短期內攻克天京，剿滅太平天國，純屬天方夜譚。在經歷了九江、安慶攻堅戰後，曾國藩認為必須對天京實施持久戰，即在對其包圍的情況下，切斷天京糧道，待其彈盡糧絕時，進行最後的攻堅。因此，攻擊的重點就是控製水、陸運輸線。
天京城大人眾，靠陸路的肩挑人扛來送糧食，猶如杯水車薪，且不經濟。長時期以來，天京城內大宗糧食主要靠水上運輸線，以長江和內河為主。內河糧道是天京至高淳，“使蘇浙之米，能由高淳小河通金陵”。自從曾國荃駐紮雨花台以後， 彭玉麟就將內河水路完全切斷。
九洲之戰以前，在長江水道上太平軍仍然控製著九洲、下關、燕子磯一帶，因此一些外國商人為牟取暴利，不斷偷運糧食，賣給堅守天京的太平軍將士。九洲之戰以後，湘軍水師先後占領了九洲、下關，於是長江水道也為湘軍所控製。此時，曾國藩一麵高價買下外商所偷運的糧食，一麵上書朝廷，通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各國駐華公使。要求在攻克天京以前，嚴禁外國輪船停泊在天京城外，以徹底杜絕天京的一切糧源。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合圍之道，總以斷水中接濟為第一義。百餘裏之城，數十萬之賊，斷非肩挑陸運所能養活。從前有紅革船接濟，有洋船接濟，今九洲既克，二者皆可力禁，弟與厚、雪以全副精神查禁水路接濟，則克城之期，不甚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