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這個《隆中對》，注意從客觀實際出發，分析當時各割據勢力之間的力量對比，為劉備提出了比較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和策略。
劉備得到諸葛亮的幫助，對他以後勢力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而有趣的是，歷史上的伯樂們為了得到千裏馬，不是光靠誠心就能成功的，有時還需略施小計。
而曾國藩在求才時，則是什麽手段都用。他根據不同對象，或結以交情，或待之以誠，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他都曾這樣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被他求得的。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的“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以布告遠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本部堂久歷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並進入幕府，成為曾國藩進行洋務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隸總督任內，為廣加延訪，以改當地士風，曾國藩除專擬《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並廣為散布外，還將人才“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即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薦的。為了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時言行不慎或處事不當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國藩力克用人唯親之弊。同時，自強自勵，“刻刻自惕”，“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藉此微誠，少補於拙”。從其一生的實踐看，他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曾國藩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見，求才之誠，罕有其匹。事實證明，其招攬與聚集人才的辦法是正確的和有效的。
他還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餘”。
第一部分：人才求才——求才當如鷹隼擊物（3）
曾國藩說，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
蚨，即青蚨，是一種小動物。“生子必依糙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錢，或先用母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雉之有媒”，是說獵人馴養的家雉能招到野雉。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曾國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離、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時須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結伴而來，接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餘”之效。曾國藩求才如渴，每與人通信、交談，輒懇求對方推薦人才。故曾國藩幕中經人推薦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誠、陳艾都是吳廷棟推薦的。吳汝綸是安徽人，是方宗誠推薦入幕的。淩煥是劉星房推薦的。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李興銳是帥遠魯與李竹浯二人推薦。李善蘭大約是郭嵩燾推薦入幕的。李善蘭推薦張文虎入幕。容閎則是李善蘭、張斯桂、趙烈文三人推薦的。向師棣是嚴仙舫推薦的。
曾國藩在長沙求學期間，與郭嵩燾、劉蓉深交。任京官時，又廣交友朋，以文會友。他曾追隨理學名家唐鏡海、倭仁學習，而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吳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後來都成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動來與曾國藩結交。他記載道：“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畬、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我皆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湘軍的重要將領江忠源及文士吳敏樹也是這時曾國藩在京城結識的。他在禮部複試時，因欣賞“花落春仍在”的詩句而提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閱卷時看中了陳士傑。後來，他們對曾國藩的事業都有過很大的幫助，特別是陳士傑，曾國藩交遊的目的很明確：“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誌”。
曾國藩對人才的廣泛搜羅和耐心陶鑄，是能夠成就他的“事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李鴻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稱譽他“持己所學，陶鑄群倫。雍培浸灌，為國得人……知人之鑑，並世無倫。萬眾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踣此狂醜”。曾國藩確有謀國之忠與知人之明。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 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鑑，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 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清史稿》評論曾國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覯也”。
曾國藩為國得人，集中體現在他的幕府濟濟多士。
曾國藩因“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他於鹹豐二年初出辦團練後，即開始物色人才，羅致幕府。隨後隨著戰事的日益發展，湘軍的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漸積漸多。幕僚容閎追述湘軍安慶大營的情況時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及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無不畢集”。幕僚薛福成在《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寫道：曾國藩“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李鼎芳的《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中的“幕府人物總表”則開列了八十九人。
曾國藩用人，也注意五湖四海，聲明“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貫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入幕。其人員分布，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 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理文書、刑名、錢糧軍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出謀劃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而且，“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 塗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派官吏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汝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贊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這些，鮮明地體現著曾國藩對幕府製度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
劉備得到諸葛亮的幫助，對他以後勢力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而有趣的是，歷史上的伯樂們為了得到千裏馬，不是光靠誠心就能成功的，有時還需略施小計。
而曾國藩在求才時，則是什麽手段都用。他根據不同對象，或結以交情，或待之以誠，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他都曾這樣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被他求得的。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的“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以布告遠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本部堂久歷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並進入幕府，成為曾國藩進行洋務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隸總督任內，為廣加延訪，以改當地士風，曾國藩除專擬《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並廣為散布外，還將人才“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即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薦的。為了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時言行不慎或處事不當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國藩力克用人唯親之弊。同時，自強自勵，“刻刻自惕”，“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藉此微誠，少補於拙”。從其一生的實踐看，他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曾國藩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見，求才之誠，罕有其匹。事實證明，其招攬與聚集人才的辦法是正確的和有效的。
他還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餘”。
第一部分：人才求才——求才當如鷹隼擊物（3）
曾國藩說，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
蚨，即青蚨，是一種小動物。“生子必依糙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錢，或先用母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雉之有媒”，是說獵人馴養的家雉能招到野雉。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曾國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離、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時須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結伴而來，接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餘”之效。曾國藩求才如渴，每與人通信、交談，輒懇求對方推薦人才。故曾國藩幕中經人推薦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誠、陳艾都是吳廷棟推薦的。吳汝綸是安徽人，是方宗誠推薦入幕的。淩煥是劉星房推薦的。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李興銳是帥遠魯與李竹浯二人推薦。李善蘭大約是郭嵩燾推薦入幕的。李善蘭推薦張文虎入幕。容閎則是李善蘭、張斯桂、趙烈文三人推薦的。向師棣是嚴仙舫推薦的。
曾國藩在長沙求學期間，與郭嵩燾、劉蓉深交。任京官時，又廣交友朋，以文會友。他曾追隨理學名家唐鏡海、倭仁學習，而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吳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後來都成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動來與曾國藩結交。他記載道：“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畬、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我皆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湘軍的重要將領江忠源及文士吳敏樹也是這時曾國藩在京城結識的。他在禮部複試時，因欣賞“花落春仍在”的詩句而提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閱卷時看中了陳士傑。後來，他們對曾國藩的事業都有過很大的幫助，特別是陳士傑，曾國藩交遊的目的很明確：“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誌”。
曾國藩對人才的廣泛搜羅和耐心陶鑄，是能夠成就他的“事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李鴻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稱譽他“持己所學，陶鑄群倫。雍培浸灌，為國得人……知人之鑑，並世無倫。萬眾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踣此狂醜”。曾國藩確有謀國之忠與知人之明。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 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鑑，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 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清史稿》評論曾國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覯也”。
曾國藩為國得人，集中體現在他的幕府濟濟多士。
曾國藩因“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他於鹹豐二年初出辦團練後，即開始物色人才，羅致幕府。隨後隨著戰事的日益發展，湘軍的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漸積漸多。幕僚容閎追述湘軍安慶大營的情況時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及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無不畢集”。幕僚薛福成在《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寫道：曾國藩“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李鼎芳的《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中的“幕府人物總表”則開列了八十九人。
曾國藩用人，也注意五湖四海，聲明“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貫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入幕。其人員分布，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 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理文書、刑名、錢糧軍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出謀劃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而且，“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 塗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派官吏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汝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贊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這些，鮮明地體現著曾國藩對幕府製度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