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八月廿日為曾國荃41歲生日。曾國藩從八月廿五日至九月初三日在安慶特地寫了13首壽詩，並把它寫成手卷，贈送曾國荃。他寫信給曾國荃，說他寫這些詩，“一則以紀澤壽文不甚愜意。一則以近來接各賀信，皆稱吾弟為古今僅見”。他坦率地說：“若非弟之九年苦戰，吾何能享此大名？故略陳眾人所頌者，以為祝壽也。”又說：他寫這13首七絕，是欲“使兒曹歌以侑觴。蓋欲使後世知沅甫立功之苦，興家之不易，常思敬慎以守之”。故全詩極力為曾國荃評功擺好，說他“一劍須臾龍變化，準能終古老泥蟠”，稱頌他於鹹豐八年十五日攻占吉安，是“書生初試大功時”；稱頌他鹹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攻占安慶，“上感三光下百神”；稱頌他攻占金陵，是“昆陽一捷天下悅”、“正賦周宣六月篇”。此時，曾國荃肝氣尚旺，抑鬱未平，所以思慮深沉的曾國藩，在第一首中劈頭便說：
九載艱難下百城，漫天箕口復縱橫。
今朝一酌黃花酒，始與阿連慶更生。
九年中使國荃疲於奔命的“艱難”，固然在於與太平軍的刀來槍往，更在於對付統治階級內部的“漫天箕口”。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曾國藩寫信告訴老九說：“近來外侮紛至迭乘，餘日夜戰兢恐懼，若有大禍即臨眉睫者。”金陵之戰既已得手，曾國藩暫時渡過了這些“艱難”與“大禍”，而這竟使曾國藩稱為“更生”！回首往事，簡直令人再度戰戰兢兢。然而曾氏兄弟當前仍然“左列鍾銘右謗書”，譽和毀同時並生，不得不令人相信：“人間隨處有乘除。”最後，曾國藩終歸道出了自己寫這些壽詩以勸諭老九的本意：“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已壽斯民復壽身，指衣歸釣五湖春”，讓曾國荃懂得功成身退的“長生訣”。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1）
◆原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敗，往往不如鄉裏耕讀人家之耐久。所以致敗之由大約不出數端。家敗之道有四，曰：禮儀全廢者敗；兄弟欺詐者敗；婦女yin亂者敗；子弟傲慢者敗。身敗之道有四，曰：驕盈淩物者敗；昏惰任下者敗；貪刻兼至者敗；反覆無信者敗。未有八者全無一失而無故傾覆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衰敗，往往還不如鄉裏耕讀人家家運持久。造成衰敗的原因，大約不出這樣幾個方麵。家庭衰敗的原因有四：徹底廢棄禮儀之家衰敗，兄弟相互欺詐之家衰敗，婦女yin盪穢亂之家衰敗，子弟驕傲輕慢別人之家衰敗。一個人衰敗的原因也有四方麵：驕傲自滿、欺淩別人的人衰敗；昏暗懶惰、輕信下人的人衰敗；貪婪刻薄的人衰敗；反覆無常、不講信義的人衰敗。從來沒有見過沒有這些弊病而無故敗家覆身的事情。
※詳解
在另一處，曾國藩這樣論述“居家四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yin者敗， 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
其意思與上文差不多，隻是具體內容略有出入：婦女yin亂改成了婦女奢yin，兄弟欺詐改成了兄弟不和，子弟傲慢改成了子弟驕怠，禮義全廢改成了侮師慢客。
從上述曾國藩關於居家之道的論述可以看出，曾國藩對家教是極為重視的，而至於兒孫，經過他的教誨引導，亦大多琢玉成器。兒子紀澤，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1881年在與沙皇俄國的交涉中，收回了新疆特克斯流域大片領土；另一個兒子紀鴻，淡於功名，精研數學，有代數著作數種。家風所及，孫輩和曾孫輩也頗多學者名士，學有所成。曾國藩的家教，歷來被世人重視，因為，即使時過境遷，他的許多言論和方法仍大可借鑑。
在此，我們把他的兒子曾紀澤的故事具體述說出來，人們由此可見曾國藩的家教是如何獲得成功的。
鹹豐三年（公元1853年）春，紀澤隨母回荷葉，先後於黃金堂、大夫第課讀，業師為鄧寅皆。這期間，曾國藩家信甚多，以督兒女發奮讀書，所言甚細。紀澤年幼患過病，記性不太好，但悟性較強，曾國藩要求塾師“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讀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誦也”。曾國藩更重視教育後代如何做人。他告誡紀澤：“總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規定紀澤由新宅黃金堂到老宅白玉堂，“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練習筋骸”。曾國藩還教育紀澤等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規定兒輩“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
曾紀澤嚴遵庭訓，循父所示，在家課讀經史，苦攻詩文，練字習畫，在鹹豐八年（公元1858年）的鄉試中，原湘鄉縣中三名，即曾紀澤、傅澤鴻、黃麓溪。曾國藩獲悉大喜，寫信致弟：“湖南鄉試榜發，吾邑得中者三人。傅澤鴻不知即鄧師之徒否？黃南坡之世兄、麓溪之世兄皆中。麓溪年甫四十，而子18歲已登科，可謂早矣！”
鹹豐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十六日，曾紀澤在黃金堂續娶劉氏。劉係曾國藩好友劉蓉之女，生於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初九日，由彭玉麟（雪琴）、唐義渠為媒，於上年七月初九定庚。曾國藩對兒女的婚事，歷來要求甚嚴。前鹹豐六年（公元1856年）三月二十一日，曾紀澤與賀氏成婚時，他即規定：“招贅之日，七日即回湘鄉，尚不為久。諸事總須節省，新婦入門之日，請客亦不宜多。”並手書諸弟：“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績以事fèng紉，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職之最要者也。”
曾國藩常示兒治家之法。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閏三月初四《諭紀澤》：“昔吾祖星岡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裏”，“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餘近寫家信，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國藩的家訓對兒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治四年（公元1885年）秋，曾紀澤為修葺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據其長孫女曾寶蘇回憶：“我們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據說是惠敏公根據《議書》功臣表中關於《烈侯記》有‘富厚如之’一語，故以‘富厚’為堂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九月，富厚堂建成，紀澤偕母親及弟妹住進新屋。新屋前大門後還有三重大門，曾紀澤將中門進中廳取名“八本堂”，親自把曾國藩所諭“八本”用隸書寫在正牆上，以迪後人。是年，湘鄉倡修縣誌，各界人士薦舉曾紀澤纂修。曾國藩知道這一事情後，立即修書告誡紀澤：“爾學未成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為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藉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爾篆韻鈔畢，宜從古文上用功。餘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為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尤不可也。或請本縣及外縣之高手為撰修，而爾為協修。”
九載艱難下百城，漫天箕口復縱橫。
今朝一酌黃花酒，始與阿連慶更生。
九年中使國荃疲於奔命的“艱難”，固然在於與太平軍的刀來槍往，更在於對付統治階級內部的“漫天箕口”。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曾國藩寫信告訴老九說：“近來外侮紛至迭乘，餘日夜戰兢恐懼，若有大禍即臨眉睫者。”金陵之戰既已得手，曾國藩暫時渡過了這些“艱難”與“大禍”，而這竟使曾國藩稱為“更生”！回首往事，簡直令人再度戰戰兢兢。然而曾氏兄弟當前仍然“左列鍾銘右謗書”，譽和毀同時並生，不得不令人相信：“人間隨處有乘除。”最後，曾國藩終歸道出了自己寫這些壽詩以勸諭老九的本意：“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已壽斯民復壽身，指衣歸釣五湖春”，讓曾國荃懂得功成身退的“長生訣”。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1）
◆原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敗，往往不如鄉裏耕讀人家之耐久。所以致敗之由大約不出數端。家敗之道有四，曰：禮儀全廢者敗；兄弟欺詐者敗；婦女yin亂者敗；子弟傲慢者敗。身敗之道有四，曰：驕盈淩物者敗；昏惰任下者敗；貪刻兼至者敗；反覆無信者敗。未有八者全無一失而無故傾覆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衰敗，往往還不如鄉裏耕讀人家家運持久。造成衰敗的原因，大約不出這樣幾個方麵。家庭衰敗的原因有四：徹底廢棄禮儀之家衰敗，兄弟相互欺詐之家衰敗，婦女yin盪穢亂之家衰敗，子弟驕傲輕慢別人之家衰敗。一個人衰敗的原因也有四方麵：驕傲自滿、欺淩別人的人衰敗；昏暗懶惰、輕信下人的人衰敗；貪婪刻薄的人衰敗；反覆無常、不講信義的人衰敗。從來沒有見過沒有這些弊病而無故敗家覆身的事情。
※詳解
在另一處，曾國藩這樣論述“居家四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yin者敗， 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
其意思與上文差不多，隻是具體內容略有出入：婦女yin亂改成了婦女奢yin，兄弟欺詐改成了兄弟不和，子弟傲慢改成了子弟驕怠，禮義全廢改成了侮師慢客。
從上述曾國藩關於居家之道的論述可以看出，曾國藩對家教是極為重視的，而至於兒孫，經過他的教誨引導，亦大多琢玉成器。兒子紀澤，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1881年在與沙皇俄國的交涉中，收回了新疆特克斯流域大片領土；另一個兒子紀鴻，淡於功名，精研數學，有代數著作數種。家風所及，孫輩和曾孫輩也頗多學者名士，學有所成。曾國藩的家教，歷來被世人重視，因為，即使時過境遷，他的許多言論和方法仍大可借鑑。
在此，我們把他的兒子曾紀澤的故事具體述說出來，人們由此可見曾國藩的家教是如何獲得成功的。
鹹豐三年（公元1853年）春，紀澤隨母回荷葉，先後於黃金堂、大夫第課讀，業師為鄧寅皆。這期間，曾國藩家信甚多，以督兒女發奮讀書，所言甚細。紀澤年幼患過病，記性不太好，但悟性較強，曾國藩要求塾師“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讀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誦也”。曾國藩更重視教育後代如何做人。他告誡紀澤：“總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規定紀澤由新宅黃金堂到老宅白玉堂，“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練習筋骸”。曾國藩還教育紀澤等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規定兒輩“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
曾紀澤嚴遵庭訓，循父所示，在家課讀經史，苦攻詩文，練字習畫，在鹹豐八年（公元1858年）的鄉試中，原湘鄉縣中三名，即曾紀澤、傅澤鴻、黃麓溪。曾國藩獲悉大喜，寫信致弟：“湖南鄉試榜發，吾邑得中者三人。傅澤鴻不知即鄧師之徒否？黃南坡之世兄、麓溪之世兄皆中。麓溪年甫四十，而子18歲已登科，可謂早矣！”
鹹豐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十六日，曾紀澤在黃金堂續娶劉氏。劉係曾國藩好友劉蓉之女，生於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初九日，由彭玉麟（雪琴）、唐義渠為媒，於上年七月初九定庚。曾國藩對兒女的婚事，歷來要求甚嚴。前鹹豐六年（公元1856年）三月二十一日，曾紀澤與賀氏成婚時，他即規定：“招贅之日，七日即回湘鄉，尚不為久。諸事總須節省，新婦入門之日，請客亦不宜多。”並手書諸弟：“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績以事fèng紉，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職之最要者也。”
曾國藩常示兒治家之法。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閏三月初四《諭紀澤》：“昔吾祖星岡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裏”，“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餘近寫家信，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國藩的家訓對兒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治四年（公元1885年）秋，曾紀澤為修葺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據其長孫女曾寶蘇回憶：“我們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據說是惠敏公根據《議書》功臣表中關於《烈侯記》有‘富厚如之’一語，故以‘富厚’為堂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九月，富厚堂建成，紀澤偕母親及弟妹住進新屋。新屋前大門後還有三重大門，曾紀澤將中門進中廳取名“八本堂”，親自把曾國藩所諭“八本”用隸書寫在正牆上，以迪後人。是年，湘鄉倡修縣誌，各界人士薦舉曾紀澤纂修。曾國藩知道這一事情後，立即修書告誡紀澤：“爾學未成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為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藉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爾篆韻鈔畢，宜從古文上用功。餘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為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尤不可也。或請本縣及外縣之高手為撰修，而爾為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