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解
孝為百行之首，所以曾國藩的家訓中，絕對不會少了這一條，他稱孝為“家庭之祥瑞”，這確實是不錯的，在一個子女不孝的家庭中，是不可能和睦吉祥的。
在中國歷史上，流傳著許多關於孝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春秋時，陳留有位少年叫孫元覺，從小孝順父母，聰睿機智，尊敬長輩。可是他父親卻極不孝順，恨不得孫元覺的爺爺早點過世。
一天，父親忽然把病弱的祖父裝在筐裏，要把他扔進深山。元覺跪著請求，父親不理，推車進山。他將老人扔在地上，轉身要走，元覺卻拾起筐說：“我要帶回家，到你老了，也要用它送你到這裏。”
父親大驚：“你怎麽說出這種話？”元覺說：“父親怎樣教育兒子，兒子就怎樣做。”父親悔悟了，忙把老人接回家，從此十分孝敬他。
漢文帝時，齊國太倉令（管理糧食倉庫的職官）淳於意清政廉明，為人稱道。他生有5女，常以無兒為憾。文帝十三年，淳於意因有失職守被處重刑。淳於意在被押解長安前抱怨：隻生女兒不生兒子，在遇到大事時實在沒有什麽好處！他的小女兒淳於緹縈，對其父遭遇不滿。於是隨父來到長安，給文帝上了一書：“我的父親淳於意作為齊地太倉令，齊地人民都說他辦事公允、廉潔。現在因為犯事而被處重刑，我以為人死不能復生，重刑之下即使僥倖活下來也不能再過平常生活，雖然想要改過自新但也沒路可走。所以我願意為父贖罪，身入官府，作為奴婢，使得父親能有悔過自新的機會。”書達文帝，文帝為其精神所感動，下詔免去刑罰，並下令免去全國肉體之刑。
晉代的李密幼年喪父，母親何氏改嫁，是祖母劉氏將他撫養成人的。李密對祖母十分孝敬，祖母有病時，他都晝夜守護，親嚐湯藥，並利用照顧祖母的空閑時間，刻苦讀書。
李密曾在蜀漢做過小官，蜀亡後，因其才能出眾被晉武帝任命為太子洗馬。他上書晉武帝說：“我自幼是孤兒，是祖母劉氏將我撫養成人的。現在她年老多病，經常臥床不起，離不開我的照顧。可您卻叫我做官，我實在是左右為難。好在本朝提倡以孝治天下，對老人十分優待，現在我的祖母已經96歲了，可以說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如果我去做官就無人為她送終。我今年才44歲，報效國家的時間還長，但孝敬祖母的時間卻不多了。‘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晉武帝看了他的上書後，很受感動，答應了他的要求。這樣，李密一直等到為祖母送終以後，才外出作官。
作為朝廷官員，常常會碰到忠孝不能兩全的尷尬局麵，針對這一情況，該如何處置呢？曾國藩是主張孝大於忠的，如他堅決反對墨從戎，即守孝期間參與軍事生活。如鹹豐元年，當他在京城聽說江忠源墨從戎時，他曾振振有詞，力加阻止。江忠源字常孺，號岷樵，湖南新寧人，道光十七年舉人。道光二十七年曾在家鄉辦團練，鎮壓瑤民起義。接著，歷任浙江省秀水、麗水知縣。大學士賽尚阿至廣西圍殲太平軍之前，在左景橋上書言事，其中有一條提及江忠源善帶兵，疏調他至軍前效力。曾國藩聞此事，欲行阻止，而賽公已經出發了”。此時江忠源正在家守製，得諭旨，即與其弟江忠浚募鄉勇五百人，奔赴在廣西的副都統烏蘭泰帳下。曾國藩立即寫信給正在粵中為大軍籌糧餉的友人嚴正基說：“岷樵讀禮山中，誼為鄉裏禦寇，然墨從戎，則非所宜。弟比有書，告其不必遠出。君子愛人以德，似應如此。閣下以為然焉否也？”他以“愛人以德”的姿態，動員友人來勸阻江忠源。他還直接給江忠源寫信說：“粵西盜賊方熾，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團練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謀勇，招之從軍，則苫塊之餘，不宜輕往。期關大節，計之宜豫。”不久，再次寫信給江忠源說：“吾子在憂戚之中，宜託疾以辭，庶上不違君命，下不廢喪禮。”又說：“頃聞吾弟被命即行，雖軍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國朝惟以施之武弁，而語文員則皆聽其盡製，無奪情之召。”他還為江忠源出主意說：“所可幸者，聞尚在烏公幕府，未嚐署一官，領一職，猶為無害於義。將來功成之後，凡有保奏議敘，一概辭去，且預將此意稟明烏公轉達賽公，再三懇告；如不保敘，則仍效力行間，終始其事；如不允從，則託疾歸去。”“若略得獎敘，則似為利而出，大節一虧，終身不得為完人矣。”在曾國藩看來，最好不要墨從戎，去了也隻效力不當官，隻有這樣，才叫忠孝兩全。他再次警告說：“君子大節，當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也。”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孝——獨孝友則立獲吉慶（3）
到鹹豐二年十月，曾國藩在家守製，猶寫信給友人劉蓉說：“岷樵去年墨從戎，國藩曾以書責之，謂其大節已虧。”
但是，曾國藩自己不久即碰上尷尬局麵，一是母死，朝廷又命他出來辦團練；二是在辦團練期間父死。麵對這種忠孝無法兩全的局麵，他採取了一個特殊的姿態：出來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職。但是曾國藩的本意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鹹豐四年八月十九日，湘軍會師之後，曾國藩向鹹豐帝上了一個恭謝天恩折，說自己丁憂在籍，墨從戎，“常負疚於神明”，不敢仰邀議敘，仍荷溫綸寵錫，慚悚交增。“嗣後湖南一軍或者克復城池，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何項議敘，微臣概不接受。”
在曾國藩上謝恩折後僅4天，即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湘軍登上了武昌城頭，太平軍守城將領黃再興、石鳳魁於先天夜裏已帶領精壯倉惶逃往武昌下遊的田家鎮去了。此時，楊霈的軍隊尚在漢陽以北，但他搶先向朝廷報捷。鹹豐帝看了他的奏報，批道：“曾國藩等攻剿武漢情形尚未奏到。塔齊布陸路官兵，此時諒已與曾國藩水陸合為一軍，著俟楊霈抵省後，商榷挑選精兵，水陸進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鹹豐帝對當時情況不明，指令也模糊不清。待湘軍攻占武昌十二天後，即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鹹豐帝才看到曾國藩的《官軍水陸大捷，武昌、漢陽兩城同日克復折》，他興奮之極，批道：“覽奏欣慰。”並立即嘉獎攻克武昌、漢陽有功人員，其中“曾國藩著賞給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並加恩賞戴花翎”。在這以前，朝廷任命團練大員為巡撫，已有先例，這就是詔授楚勇頭目江忠源為安徽巡撫。九月十二日（11月2日）鹹豐帝又批道：“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將兢業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
但是，在九月初五日的廷寄中，鹹豐帝卻埋下了一個伏筆：“曾國藩雖係署任巡撫，而剿賊之事重於地方。”聰明絕頂的曾國藩接到署湖北巡撫的任命後，立即於九月十三日（10月3日）上折，陳述了一通署湖北巡撫“於公事毫無所益”、“於私心萬難自安”的道理，說自己將率後幫水師即日啟行，轉瞬出鄂入皖，“鄂垣善後事宜，既不能一為兼顧”，因此懇請另“簡派賢員接任湖北巡撫，以重疆寄”。他在同一天給諸弟的信中說：“兄意母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職。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似全為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地下？何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又說：“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其名震一時，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與雖美而遠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他一點也不掩蓋自己的“好名”，然而他卻想到，一旦成名，將得罪於名教，受譏於鄉黨，見嫉於友僚，因而深痛“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忠孝兩全，真是難啊。
孝為百行之首，所以曾國藩的家訓中，絕對不會少了這一條，他稱孝為“家庭之祥瑞”，這確實是不錯的，在一個子女不孝的家庭中，是不可能和睦吉祥的。
在中國歷史上，流傳著許多關於孝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春秋時，陳留有位少年叫孫元覺，從小孝順父母，聰睿機智，尊敬長輩。可是他父親卻極不孝順，恨不得孫元覺的爺爺早點過世。
一天，父親忽然把病弱的祖父裝在筐裏，要把他扔進深山。元覺跪著請求，父親不理，推車進山。他將老人扔在地上，轉身要走，元覺卻拾起筐說：“我要帶回家，到你老了，也要用它送你到這裏。”
父親大驚：“你怎麽說出這種話？”元覺說：“父親怎樣教育兒子，兒子就怎樣做。”父親悔悟了，忙把老人接回家，從此十分孝敬他。
漢文帝時，齊國太倉令（管理糧食倉庫的職官）淳於意清政廉明，為人稱道。他生有5女，常以無兒為憾。文帝十三年，淳於意因有失職守被處重刑。淳於意在被押解長安前抱怨：隻生女兒不生兒子，在遇到大事時實在沒有什麽好處！他的小女兒淳於緹縈，對其父遭遇不滿。於是隨父來到長安，給文帝上了一書：“我的父親淳於意作為齊地太倉令，齊地人民都說他辦事公允、廉潔。現在因為犯事而被處重刑，我以為人死不能復生，重刑之下即使僥倖活下來也不能再過平常生活，雖然想要改過自新但也沒路可走。所以我願意為父贖罪，身入官府，作為奴婢，使得父親能有悔過自新的機會。”書達文帝，文帝為其精神所感動，下詔免去刑罰，並下令免去全國肉體之刑。
晉代的李密幼年喪父，母親何氏改嫁，是祖母劉氏將他撫養成人的。李密對祖母十分孝敬，祖母有病時，他都晝夜守護，親嚐湯藥，並利用照顧祖母的空閑時間，刻苦讀書。
李密曾在蜀漢做過小官，蜀亡後，因其才能出眾被晉武帝任命為太子洗馬。他上書晉武帝說：“我自幼是孤兒，是祖母劉氏將我撫養成人的。現在她年老多病，經常臥床不起，離不開我的照顧。可您卻叫我做官，我實在是左右為難。好在本朝提倡以孝治天下，對老人十分優待，現在我的祖母已經96歲了，可以說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如果我去做官就無人為她送終。我今年才44歲，報效國家的時間還長，但孝敬祖母的時間卻不多了。‘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晉武帝看了他的上書後，很受感動，答應了他的要求。這樣，李密一直等到為祖母送終以後，才外出作官。
作為朝廷官員，常常會碰到忠孝不能兩全的尷尬局麵，針對這一情況，該如何處置呢？曾國藩是主張孝大於忠的，如他堅決反對墨從戎，即守孝期間參與軍事生活。如鹹豐元年，當他在京城聽說江忠源墨從戎時，他曾振振有詞，力加阻止。江忠源字常孺，號岷樵，湖南新寧人，道光十七年舉人。道光二十七年曾在家鄉辦團練，鎮壓瑤民起義。接著，歷任浙江省秀水、麗水知縣。大學士賽尚阿至廣西圍殲太平軍之前，在左景橋上書言事，其中有一條提及江忠源善帶兵，疏調他至軍前效力。曾國藩聞此事，欲行阻止，而賽公已經出發了”。此時江忠源正在家守製，得諭旨，即與其弟江忠浚募鄉勇五百人，奔赴在廣西的副都統烏蘭泰帳下。曾國藩立即寫信給正在粵中為大軍籌糧餉的友人嚴正基說：“岷樵讀禮山中，誼為鄉裏禦寇，然墨從戎，則非所宜。弟比有書，告其不必遠出。君子愛人以德，似應如此。閣下以為然焉否也？”他以“愛人以德”的姿態，動員友人來勸阻江忠源。他還直接給江忠源寫信說：“粵西盜賊方熾，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團練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謀勇，招之從軍，則苫塊之餘，不宜輕往。期關大節，計之宜豫。”不久，再次寫信給江忠源說：“吾子在憂戚之中，宜託疾以辭，庶上不違君命，下不廢喪禮。”又說：“頃聞吾弟被命即行，雖軍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國朝惟以施之武弁，而語文員則皆聽其盡製，無奪情之召。”他還為江忠源出主意說：“所可幸者，聞尚在烏公幕府，未嚐署一官，領一職，猶為無害於義。將來功成之後，凡有保奏議敘，一概辭去，且預將此意稟明烏公轉達賽公，再三懇告；如不保敘，則仍效力行間，終始其事；如不允從，則託疾歸去。”“若略得獎敘，則似為利而出，大節一虧，終身不得為完人矣。”在曾國藩看來，最好不要墨從戎，去了也隻效力不當官，隻有這樣，才叫忠孝兩全。他再次警告說：“君子大節，當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也。”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孝——獨孝友則立獲吉慶（3）
到鹹豐二年十月，曾國藩在家守製，猶寫信給友人劉蓉說：“岷樵去年墨從戎，國藩曾以書責之，謂其大節已虧。”
但是，曾國藩自己不久即碰上尷尬局麵，一是母死，朝廷又命他出來辦團練；二是在辦團練期間父死。麵對這種忠孝無法兩全的局麵，他採取了一個特殊的姿態：出來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職。但是曾國藩的本意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鹹豐四年八月十九日，湘軍會師之後，曾國藩向鹹豐帝上了一個恭謝天恩折，說自己丁憂在籍，墨從戎，“常負疚於神明”，不敢仰邀議敘，仍荷溫綸寵錫，慚悚交增。“嗣後湖南一軍或者克復城池，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何項議敘，微臣概不接受。”
在曾國藩上謝恩折後僅4天，即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湘軍登上了武昌城頭，太平軍守城將領黃再興、石鳳魁於先天夜裏已帶領精壯倉惶逃往武昌下遊的田家鎮去了。此時，楊霈的軍隊尚在漢陽以北，但他搶先向朝廷報捷。鹹豐帝看了他的奏報，批道：“曾國藩等攻剿武漢情形尚未奏到。塔齊布陸路官兵，此時諒已與曾國藩水陸合為一軍，著俟楊霈抵省後，商榷挑選精兵，水陸進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鹹豐帝對當時情況不明，指令也模糊不清。待湘軍攻占武昌十二天後，即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鹹豐帝才看到曾國藩的《官軍水陸大捷，武昌、漢陽兩城同日克復折》，他興奮之極，批道：“覽奏欣慰。”並立即嘉獎攻克武昌、漢陽有功人員，其中“曾國藩著賞給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並加恩賞戴花翎”。在這以前，朝廷任命團練大員為巡撫，已有先例，這就是詔授楚勇頭目江忠源為安徽巡撫。九月十二日（11月2日）鹹豐帝又批道：“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將兢業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
但是，在九月初五日的廷寄中，鹹豐帝卻埋下了一個伏筆：“曾國藩雖係署任巡撫，而剿賊之事重於地方。”聰明絕頂的曾國藩接到署湖北巡撫的任命後，立即於九月十三日（10月3日）上折，陳述了一通署湖北巡撫“於公事毫無所益”、“於私心萬難自安”的道理，說自己將率後幫水師即日啟行，轉瞬出鄂入皖，“鄂垣善後事宜，既不能一為兼顧”，因此懇請另“簡派賢員接任湖北巡撫，以重疆寄”。他在同一天給諸弟的信中說：“兄意母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職。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似全為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地下？何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又說：“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其名震一時，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與雖美而遠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他一點也不掩蓋自己的“好名”，然而他卻想到，一旦成名，將得罪於名教，受譏於鄉黨，見嫉於友僚，因而深痛“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忠孝兩全，真是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