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很簡單：家具可能全泡壞了，嵌板可能給泡得彎曲不平，還留下水漬，地毯也報銷了，而保險公司可能不會賠償這些。
“第二，我問自己，我能做什麽來減輕災情？我先叫孩子把所有可以拿得動的家具搬到沒有水的車房裏去。我向保險公司經紀人報告，並且用電話請地毯清潔工帶吸塵器來。我動手洗了所有能用洗衣機洗的東西，象沙發椅套這一類。然後我和孩子向鄰居多借些除濕機，使地下室能加速幹燥。等到我丈夫下班回家的時候，一切都已經整理就緒了。
“我把在卡耐基課程所學的都用了，而且非常有效。我考慮了可能發生的最壞情形，想出怎樣做些補救，然後動手忙起來，做了我必須的事。我根本沒有時間憂慮。”
憂慮引發的疾病要比生理上的疾病還多。有些醫生指出，醫院裏一半以上病人的毛病都是憂慮引起的，或者因憂慮而加重了病情。但是在事情過後，我們會發現過去所憂慮的事情真是小題大作、荒謬可笑。很多憂慮隻是為了瑣碎小事，隻消幾個小時後，我們就會奇怪當時怎麽會那樣的不痛快。一項廣為人知的法律事務上的格言說：“法律不管瑣碎小事。”我們如果要心平氣和，就不該為瑣碎小事煩憂。
人不但會為小事自尋苦惱，也會為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操心。我們會為幾乎不可能得的病、幾乎不可能發生的變故、幾千件交易中才可能發生一次的問題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事情憂慮。如果我們看看我們所憂慮的事，實際上可能發生的統計數字，我們可能就不會那麽杞人憂天了。
亞瑟·羅勃茲在紐約市卡耐基班上說出他為兒子瞎操心的故事。一九六0年代和一九七0年代早期，很多美國青年背上小背包雲遊四方，他的兒子也這樣做。“他才十八歲，要去尋找自己，他決定要靠搭便車跑遍美國。我和我太太給嚇糊塗了。我們在報上看到年輕人在路上遭到攻擊的事。我們想像他攔便車的時候給大卡車撞倒，淪入吸毒、太保幫派，或受到其他壞影響。我們怕他會被關進牢裏、送到醫院，甚或是一個偏遠市鎮裏麵的陳屍所。每次電話鈴響起，我們就嚇得要死——深怕可能傳來什麽可怕的消息。
“我記起了戴爾·卡耐基的忠告：‘我們要看看記錄。我們要問問自己：根據平均率，我所憂慮的事發生的機會有多少？’“我到紐約市警察局請救，他們的記錄顯示，出走的青年中隻有極小部分遇到過麻煩。我在美聯社工作的朋友也證實離家雲遊的青年，隻有極少數鬧出新聞來。太太和我就不再過度緊張，接受了當前的情況。他在三個月以後回來了。如果我們不把卡耐基的原則應用到這個問題上，我們可能早就精神崩潰了。”
常常使我們憂慮的另一種情形是：我們期盼一件快樂的事，但是又害怕會發生另一件事來破壞這種快樂。新娘子怕結婚當天下雨，孩子們擔心會發生什麽事使他們不能去野餐，父母恐怕他們去度假的時候孩子會生病。但是發生這些情況的機率真是太微小的。
紐約州花園市卡耐基課程的最後一堂課中，史坦·艾爾曼說，他計劃坐飛機出去旅行，但是又為可能會吃點金錢虧而煩惱。
如果他早幾個月買飛機票，航空公司可以打很大的折扣，但是如果臨時要退票就要罰錢。幾個月當中，艾爾曼一直想會發生什麽事使他不得不去退票，而受到金錢上的損失。可是什麽事也沒有發生，他按時去度了假。“如果我那時候就知道戴爾·卡耐基所說的，”艾爾曼說，“我就會認識到我所擔心的事發生的機會是多麽小，我就不會白白在那段時間裏成天煩得要死。”
不能或不願意接受不能改變的情況，也是使人憂慮的一大因素。為無法改變的事憂慮，不僅令人沮喪，更有損於一個人的心智和身體的健康。卡耐基的忠告是“適應不可避免的事情”。
賓州達爾士鎮的瑪莉生·範法茂剛剛死了丈夫，留下兩個年幼的孩子，她自憐自艾。她記起丈夫曾熱烈地談到做卡耐基課程的學生和助教的情形，他常常提出卡耐基對付憂慮的一項原則：“適應不可避免的事情”。沒有什麽猶豫，範法茂太太參加了卡耐基課程，這將有助於她克服恐懼，以更大的信心和較少的憂慮麵對生活。
依麗卡·彼特絲是一名鋼琴家，她畢業於著名的朱麗亞音樂學院，以演奏鋼琴為業。在她的第一個小孩出生之後，便中風，癱瘓了好幾個月。她復原得很慢，但是已經能夠過正常的生活。但由於大腦受到了損害，她的右手手指永遠軟弱無力，不可能再以演奏鋼琴為業。
受到這樣重大的打擊，她沒有怨天尤人。她知道沒有辦法改變這一切，就把她所學的用在教授鋼琴上。今天她已經是成功的鋼琴教授，生活也很快樂。
一首古老的童謠說：“國王所有的馬，國王所有的人，都不能使過去再生。”我們都應揚棄不能改變的事，再以所有的力量重新開始。
艾德溫·惠特羅在夏威夷主持卡耐基課程多年，接著擔任顧問，他自己也應用了這項原則。一九七四年他生了重病，但是醫生查不出他得的是什麽病。他回到夏威夷後接受了試探性的手術，把好幾處潰瘍除去，身體變得非常虛弱，而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各種跡象顯示他似乎已經難以康復。
“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惠特羅報告說，“尼克·賴森特（卡耐基機構的一名人員）到日本去，經過夏威夷時來看我。
我當時病得很厲害，幾乎不能談話。我問他什麽時候從日本回來，他說一月二十八日會再到夏威夷。我說到時候我太太維奧娜和我要請到外麵去吃晚飯，尼克不相信。但是等他回來的時候，我們真的請他吃了一頓很好的夏威夷晚餐。
“我怎麽做到的呢？尼克走了以後，我對自己說：‘兩件事中你可以做一件：做一個衰弱的老人，坐在那裏永遠康復不起來；或者是想辦法增進健康。’那一天我就要維奧娜幫助我起來走幾步，然後每天多走幾步，最後我可以一天走一哩路，接著是兩哩路，並且還每天增加下去，有一天我走了十五哩。從那時候開始，我每天至少要走上四哩路。我現在已經完全康復，執行諮詢顧客業務，足跡走遍全世界。我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為我有恢復健康的決心。”
造成憂慮的另一個原因，是別人不感激、不欣賞我們而引起的憤恨。在賓州阿倫頓市卡耐基班上，傑克·莫拉諾告訴他的同學說，他浪費了五年的時間，每天都記恨他侄子不知感激他的事。傑克六十歲的時候，決定用送禮物而不接受禮物的方式來慶祝自己的生日。他沒有子女，於是就送給三個侄子各一百美元。侄子們非常驚喜，說了謝謝，但以後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件事，他們沒來看他，甚至於電話也不打一個，到了第二年的生日，也沒有寄上一張生日卡片來。在五年的時間裏，傑克一直念著他的侄子們不知感恩，不斷地告訴朋友這件事，甚至晚上做夢都夢到這件事，使他過得很不愉快。
“第二，我問自己，我能做什麽來減輕災情？我先叫孩子把所有可以拿得動的家具搬到沒有水的車房裏去。我向保險公司經紀人報告，並且用電話請地毯清潔工帶吸塵器來。我動手洗了所有能用洗衣機洗的東西，象沙發椅套這一類。然後我和孩子向鄰居多借些除濕機，使地下室能加速幹燥。等到我丈夫下班回家的時候，一切都已經整理就緒了。
“我把在卡耐基課程所學的都用了，而且非常有效。我考慮了可能發生的最壞情形，想出怎樣做些補救，然後動手忙起來，做了我必須的事。我根本沒有時間憂慮。”
憂慮引發的疾病要比生理上的疾病還多。有些醫生指出，醫院裏一半以上病人的毛病都是憂慮引起的，或者因憂慮而加重了病情。但是在事情過後，我們會發現過去所憂慮的事情真是小題大作、荒謬可笑。很多憂慮隻是為了瑣碎小事，隻消幾個小時後，我們就會奇怪當時怎麽會那樣的不痛快。一項廣為人知的法律事務上的格言說：“法律不管瑣碎小事。”我們如果要心平氣和，就不該為瑣碎小事煩憂。
人不但會為小事自尋苦惱，也會為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操心。我們會為幾乎不可能得的病、幾乎不可能發生的變故、幾千件交易中才可能發生一次的問題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事情憂慮。如果我們看看我們所憂慮的事，實際上可能發生的統計數字，我們可能就不會那麽杞人憂天了。
亞瑟·羅勃茲在紐約市卡耐基班上說出他為兒子瞎操心的故事。一九六0年代和一九七0年代早期，很多美國青年背上小背包雲遊四方，他的兒子也這樣做。“他才十八歲，要去尋找自己，他決定要靠搭便車跑遍美國。我和我太太給嚇糊塗了。我們在報上看到年輕人在路上遭到攻擊的事。我們想像他攔便車的時候給大卡車撞倒，淪入吸毒、太保幫派，或受到其他壞影響。我們怕他會被關進牢裏、送到醫院，甚或是一個偏遠市鎮裏麵的陳屍所。每次電話鈴響起，我們就嚇得要死——深怕可能傳來什麽可怕的消息。
“我記起了戴爾·卡耐基的忠告：‘我們要看看記錄。我們要問問自己：根據平均率，我所憂慮的事發生的機會有多少？’“我到紐約市警察局請救，他們的記錄顯示，出走的青年中隻有極小部分遇到過麻煩。我在美聯社工作的朋友也證實離家雲遊的青年，隻有極少數鬧出新聞來。太太和我就不再過度緊張，接受了當前的情況。他在三個月以後回來了。如果我們不把卡耐基的原則應用到這個問題上，我們可能早就精神崩潰了。”
常常使我們憂慮的另一種情形是：我們期盼一件快樂的事，但是又害怕會發生另一件事來破壞這種快樂。新娘子怕結婚當天下雨，孩子們擔心會發生什麽事使他們不能去野餐，父母恐怕他們去度假的時候孩子會生病。但是發生這些情況的機率真是太微小的。
紐約州花園市卡耐基課程的最後一堂課中，史坦·艾爾曼說，他計劃坐飛機出去旅行，但是又為可能會吃點金錢虧而煩惱。
如果他早幾個月買飛機票，航空公司可以打很大的折扣，但是如果臨時要退票就要罰錢。幾個月當中，艾爾曼一直想會發生什麽事使他不得不去退票，而受到金錢上的損失。可是什麽事也沒有發生，他按時去度了假。“如果我那時候就知道戴爾·卡耐基所說的，”艾爾曼說，“我就會認識到我所擔心的事發生的機會是多麽小，我就不會白白在那段時間裏成天煩得要死。”
不能或不願意接受不能改變的情況，也是使人憂慮的一大因素。為無法改變的事憂慮，不僅令人沮喪，更有損於一個人的心智和身體的健康。卡耐基的忠告是“適應不可避免的事情”。
賓州達爾士鎮的瑪莉生·範法茂剛剛死了丈夫，留下兩個年幼的孩子，她自憐自艾。她記起丈夫曾熱烈地談到做卡耐基課程的學生和助教的情形，他常常提出卡耐基對付憂慮的一項原則：“適應不可避免的事情”。沒有什麽猶豫，範法茂太太參加了卡耐基課程，這將有助於她克服恐懼，以更大的信心和較少的憂慮麵對生活。
依麗卡·彼特絲是一名鋼琴家，她畢業於著名的朱麗亞音樂學院，以演奏鋼琴為業。在她的第一個小孩出生之後，便中風，癱瘓了好幾個月。她復原得很慢，但是已經能夠過正常的生活。但由於大腦受到了損害，她的右手手指永遠軟弱無力，不可能再以演奏鋼琴為業。
受到這樣重大的打擊，她沒有怨天尤人。她知道沒有辦法改變這一切，就把她所學的用在教授鋼琴上。今天她已經是成功的鋼琴教授，生活也很快樂。
一首古老的童謠說：“國王所有的馬，國王所有的人，都不能使過去再生。”我們都應揚棄不能改變的事，再以所有的力量重新開始。
艾德溫·惠特羅在夏威夷主持卡耐基課程多年，接著擔任顧問，他自己也應用了這項原則。一九七四年他生了重病，但是醫生查不出他得的是什麽病。他回到夏威夷後接受了試探性的手術，把好幾處潰瘍除去，身體變得非常虛弱，而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各種跡象顯示他似乎已經難以康復。
“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惠特羅報告說，“尼克·賴森特（卡耐基機構的一名人員）到日本去，經過夏威夷時來看我。
我當時病得很厲害，幾乎不能談話。我問他什麽時候從日本回來，他說一月二十八日會再到夏威夷。我說到時候我太太維奧娜和我要請到外麵去吃晚飯，尼克不相信。但是等他回來的時候，我們真的請他吃了一頓很好的夏威夷晚餐。
“我怎麽做到的呢？尼克走了以後，我對自己說：‘兩件事中你可以做一件：做一個衰弱的老人，坐在那裏永遠康復不起來；或者是想辦法增進健康。’那一天我就要維奧娜幫助我起來走幾步，然後每天多走幾步，最後我可以一天走一哩路，接著是兩哩路，並且還每天增加下去，有一天我走了十五哩。從那時候開始，我每天至少要走上四哩路。我現在已經完全康復，執行諮詢顧客業務，足跡走遍全世界。我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為我有恢復健康的決心。”
造成憂慮的另一個原因，是別人不感激、不欣賞我們而引起的憤恨。在賓州阿倫頓市卡耐基班上，傑克·莫拉諾告訴他的同學說，他浪費了五年的時間，每天都記恨他侄子不知感激他的事。傑克六十歲的時候，決定用送禮物而不接受禮物的方式來慶祝自己的生日。他沒有子女，於是就送給三個侄子各一百美元。侄子們非常驚喜，說了謝謝，但以後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件事，他們沒來看他，甚至於電話也不打一個，到了第二年的生日，也沒有寄上一張生日卡片來。在五年的時間裏，傑克一直念著他的侄子們不知感恩，不斷地告訴朋友這件事，甚至晚上做夢都夢到這件事，使他過得很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