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對此,《後漢書·徐稚傳》有記載,王勃《滕王閣序》“徐孺下陳蕃之榻”說的就是這件事。


    [34]請參看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


    [35]隋唐五代都沒有“桌子”一詞,見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的考證。


    [36]請參看朱瑞熙等《宋遼西夏金社會生活史》。


    [37]請參看(西漢)賈誼《新書·容經》。


    [38]請參看林乃燊《中國古代飲食文化》。


    [39]見(南宋)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三。


    [40]見(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補遺》卷六。


    [41]關於蔡京之死,見(南宋)王明清《揮麈後錄》。


    [42]見(南宋)孫奕《履齋示兒編》。


    [43]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四,同時請參看林乃燊《中國古代飲食文化》。


    [44]見吳自牧《夢粱錄》卷一六《酒肆》。


    [45]請參看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


    刺青者


    宋人酷愛刺青。


    刺青就是文身。這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習俗,我們也不例外。實際上,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也就是說,有文身的人,才有“文”這個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藝、文化、文明等等一係列概念的誕生。


    這可真是意味深長。[46]


    可惜人人身上刺青,卻是在原始社會。這一點,世界各民族概莫能外。因此,正如本中華史《從春秋到戰國》一卷所說,文身在華夏民族眼裏是野蠻人的習俗,為先進文化和正人君子所不齒。隻是到了宋,這種習俗才死灰復燃,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甚至成為英雄好漢的標誌。


    比如“九紋龍史進”。


    “九紋龍史進”是梁山好漢中排位第二十三的“天微星”,“九紋龍”的諢名即來自其身上所刺的九條青龍。上圖為明代畫家陳洪綬所繪“水滸葉子”中的史進形象。第二排所列為甲骨文中的“文”字,也是紋身人的形象。甲骨文字形據《甲骨文編》。


    史進當然是小說人物。但,施耐庵的《水滸傳》顯然比羅貫中和毛宗崗父子的《三國演義》靠譜。何況文身一事在宋代可謂史不絕書,甚至還有各種專業名稱,比如刺青又叫刺繡,文身又叫錦體,文身師叫針筆匠,等等。


    最誇張的,是“花腿”。


    花腿就是從臀部開始,雙腿刺青直到足部。當時開封的習俗,是每逢佳節便要遊行。跟在ji女隊伍後麵的,多半是紈絝子弟。為這些輕薄少年牽馬的,便是花腿。可見花腿其實是闊少和衙內的馬仔。隻不過,宋人並不可能裸著身體招搖過市,他們那布滿刺青的臀部和雙腿又給誰看呢?


    更奇葩的是一個名叫葛清的荊州人,全身上下二十多處刺青全都是白居易的詩和畫,號稱“白舍人行詩圖”。看來此人是白居易的鐵桿粉絲,刺青隻是為了刻骨銘心,因為能夠欣賞到那些“詩畫”的人也實在是為數不多。[47]


    除了刺青,還有刺字。


    刺字的一般是軍人,最有名的當然是嶽飛。他的背上刺有“盡忠報國”四個大字,相傳是他母親所刺。可惜此事查無實據,就連宋代的野史都沒有記載。也有人說所刺是“精忠報國”或“赤心救國”,刺字的人是他的部將。[48]


    不過,刺字明誌的不止嶽飛。南宋初年,抗金名將王彥的部下,臉上就刺有“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個字,號稱八字軍。意向相反的則有仁宗時期的反政府軍,他們臉上刺的是“義軍破趙得勝”,宣示著推翻趙宋的決心。[49]


    這就非同一般,值得推敲。


    眾所周知,在臉上刺字,原本是一種刑罰,叫黥(讀如情),也叫墨,目的是對人犯進行身份歧視和心理摧殘,因此在西漢被文帝廢除。此後,它成為一種私刑,主要用於逃亡的奴隸。北宋卻製定了刺配法。但凡被判處流刑的,臉上都會刻有“刺配某州牢城”字樣,比如宋江和林沖。


    刺字的還有軍人。


    囚犯刺字在麵頰,軍人在額頭,或者額頭刺番號,手背刺姓名。這其實是把他們視為犯人,產生的社會影響將在


    第四章闡述。總之,軍人自願在臉上刺字,是表示了一種必死的決心;嶽飛在背上刺字,則證明了他的忠貞不貳。[50]


    那麽,刺青呢?


    大約隻能解釋為“扮酷”了。事實上,喜歡刺青的或者是血性男兒,比如史進;或者是英俊少年,比如燕青。施耐庵甚至這樣讚美燕青的文身:雪練也似白肉,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著軟翠。難怪泰山比武之時,他甫一脫衣便是萬眾喝彩;後來見了李師師,也把那名ji迷得神魂顛倒,忍不住用纖纖玉手在他身上輕輕撫摸。[51]


    這是一種審美的態度。


    審美的對象,是人體。


    對人體美的欣賞從魏晉時期就開始了。隻不過,魏晉崇本色,隋唐重時尚,兩宋愛刺青。魏晉的追求,是玉樹臨風楚楚動人;隋唐的講究,是“畫眉深淺入時無”。兩宋則兼而有之:要求“雪練也似的白肉”“刺一身遍體花繡”。前者是魏晉之遺風,後者是隋唐之變異,二者融合為刺青。[52]


    一半魏晉風度,一半盛唐氣象,即為兩宋之美。


    因此,宋人也愛大自然。


    這是士大夫的審美。他們是不文身的,宗室的刺青更為朝廷所明令禁止。畢竟,文身並不符合儒家的禮教傳統。史進的父親就曾這樣吐槽:母親說他不得,慪氣死了,老漢隻得隨他性子。很有些自責“教子無方”的意思。[53]


    於是,無法也無意欣賞刺青的士大夫,便將審美的目光投向了田園和山水。這一方向是魏晉名士開闢的,但主要表現於詩。無論陶淵明的“雞鳴桑樹顛”,還是謝靈運的“池塘生春糙”,都堪稱清水芙蓉,冠絕一時。[54]


    繪畫方麵卻乏善可陳。當時的所謂山水,主要是作為人物和事件的背景而存在,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水平和成就都很低。唐代畫家的關注點,也仍在人和物,比如周昉之仕女圖,韓幹之牛馬畫,閻立本之帝王像。隻有五代後梁的荊浩,才可以說開了中國山水畫之先河。[55]


    範寬《溪山行旅圖》是宋代山水代表作之一,絹本設色,縱206.3厘米,橫103.3厘米。畫麵氣勢恢宏,飛瀑直下,林間可見旅人。


    但,蔚為大觀,是在宋。


    宋的山水畫無疑是一個高峰。無論關同之峭拔,李成之曠遠,範寬之雄傑,都鼎峙百代,超越千古。據說,三家都學荊浩,都具有寫實性,因為荊浩是寫生的。董源也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這才栩栩如生。[56]


    問題是,宋代山水畫很真實嗎?


    也許吧!表麵上看,關同畫的就是河朔,李成畫的就是齊魯,範寬畫的就是關陝,董源畫的就是江南。問題是,中國畫從來就不滿足於外在的形似,更追求內在的氣韻。因此他們筆下的山水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一種移入情感見其大意的想像的真實,心理的真實,甚至幻覺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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