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還說,他一生的理想無非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我對這句話有了真正刻骨的理解是在2006年的“感動中國”的評選中。2006年年末,在許多評選材料裏,我看到了這樣一個人:她是一位農村阿姨,從嫁到這個村子開始,就義務撫養村裏所有的孤寡老人。就這樣,她日復一日地在這些老人家中奔走。她自己的四個孩子在耳濡目染下,從小就覺得村裏的孤寡老人就是自己的爺爺奶奶,媽媽忙不過來的時候,他們就會去幫忙給老人們洗腳、剪指甲。這樣一直持續了三四十年。當時我給她寫的推介詞是:“如果富人做這樣的事叫做慈善,那窮人做這樣的事,她就是聖賢。”看到她的故事時,我明白了什麽是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雖然她一生並未走出過農村,但她就是一位活著的聖賢。最後“感動中國”頒獎的時候,每一位獲獎者都會得到一句贈言。這位農村婦女得到的是這樣四個字——“溫暖世道”。


    中國儒學的核心思想就是和諧,講究的是天與人的和諧、個人與社會的和諧,講究的是每個人“天下己任”、全社會“和而不同”。


    健康的文化生態,一定是多元的、富於建設性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實際上積澱在中國人的血液中、骨髓中,它是一種生活習慣、一種倫理判斷。一位農村大媽,她可能目不識丁,但她知道孔夫子。她知道孔子的態度和觀點,知道逢年過節大家要互致問候,也知道教育子女要為人誠信。也就是說,仁義禮智信一直為中國普通百姓所追崇。百姓熟悉的“忠厚持家久,詩書繼世長”等,很多都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孔子是個普遍的代稱,他代表了中華文化源頭,中國人樸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孔子,在這個年代是一個文化指稱。孔子代表的是中華整體文化在心靈上的喚醒和復歸。中華文化中不僅僅有儒家思想,也包括大量的道家思想,這就是我在講完《論語》後主動提出講《莊子》的原因。我認為如果隻有“儒”而沒有“道”的話,我們的文化建構是不圓滿的。


    儒家給了我們土地,讓我們能夠站在地上行走,去實踐,去以身踐道,它鼓勵社會人格的自我實現。但是如果沒有天空的話,我們就沒有思考,不能飛翔,沒有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隻有土地沒有天空,我們會變成過分沉溺的現實主義者,而失去理想色彩,生命自覺無法建立,就容易再一次進入集體無意識。


    中國人說的人格理想就是盤古的理想,所謂“神於天,聖於地”,神聖兩極,人就在天地間。道德和秩序是同等重要的。很多東西是和諧的統一,也就是說,兩個坐標是能夠相互製衡的。用儒家的最高理想來描述人格,而儒家所謂人一生的歷練,從十五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要到達七十歲才可以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是個人道德指標,就是按照自己心靈指引的方向去實現個人;不逾矩,是外在的製度指標,是遵循外在的一切社會要求,這兩者能夠合二為一,這是一個很高的理想。用莊子的話就更簡單了,五個字,叫“外化內不化”。外化,就是順應製度;內不化,就是堅持人格道德。中國的儒與道,殊途同歸,以不同的表述描述了一種和諧狀態,就是個人與社會永遠不要過分誇大衝突,而更應該強調一種和諧。


    學問有一個很高的境界,就是“通透”二字——通達透徹,能夠滲入生命,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而中國人格一直是在儒道相濟的理念裏學會成長的,這就是林語堂先生所說的:“中國人,每一個中國人在其社會理想上都是儒家,在其自然理想上都是道家。”這麽一想,儒與道不簡簡單單擁有一種嚴謹的學理意義,它也是我們每一個樸素心靈可以分享的一種文化權利。


    解讀經典,每一個人用自己的心去完成這樣一番體悟,我想,不是一個年頭,一段經歷,一個文憑可以回答得了的。也許這一生中永遠在成長,永遠在感悟,我今天談的是今天的感悟,20年後,30年後,還有那個時候的感悟,21世紀是個多元選擇的時代,人心容易迷惑,大家要追尋簡單的真理,國學開始復興。《論語》講的就是“人人心中有,口中無”的東西。另外,我們正好趕上大眾傳播時代,現在有《百家講壇》這些途徑,讓一些有研究的學者,真正用自己的感受去體悟、去激活象牙塔裏的東西,通過大眾傳播這個平台,還原到每個人心裏去。媒介時代是外在原因,跟多元時代人心呼喚的內在原因,碰在一起,內外相合生成這種現象。作為一名傳媒學者,我的學問一刻沒有間斷過。而向大眾講《論語》、《莊子》,也是我的使命。《百家講壇》的定位是麵對初中文化水平的觀眾,要求15歲的中學生都能喜歡,要老少鹹宜、雅俗共賞。為了炫耀學問,去和大家講版本考據,是對大眾的不負責任。麵對什麽人要說什麽話,大眾傳媒首先要尊重大眾。


    我的成功不是思想、學問的勝利,而是傳播策略的勝利。在大眾傳播的平台上,我信奉“道不遠人”,也就是真理離人心不遠,要找到身邊的小故事去詮釋經典。《論語》簡單樸素,流傳千古,我的傳播策略,就是要在故事情節中,讓大家感悟道理,讓老百姓活在經典之中,從內心完成喚醒,而不是外在灌輸式的接受。


    第11章 易中天品武漢


    非常高興回到我生活多年的武漢和大家見麵來談一下城市文化與城市性格的問題。重點談武漢,也談其他城市。為什麽要談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這個問題呢?因為一個城市的個性,一個城市的文化影響著這個城市以及這個地區的發展。我們都知道小平同誌提出了一個口號,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以前我們講發展的時候總認為發展主要是一個經濟問題,但是現在我們開始意識到發展和文化之間的關係。有一個城市曾經給出過一個題目就是《文化與發展》。我說這個題目要是放在二十多年前,我可能認為文化和發展是沒有關係的。


    我是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讀研究生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流行一種服裝叫喇叭褲,這個喇叭褲有的人可能知道,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喇叭褲的特點是什麽呢?就是臀部和大腿包得很緊,褲腿很大,像一個喇叭。喇叭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問題青年的標準服裝。那個時候的問題青年的標準是上身穿t恤衫,下身穿喇叭褲,手上拿著收錄機,收錄機裏麵放著鄧麗君的歌曲招搖過市。80年代初,這種服飾開始流向校園,我們大學生也開始穿喇叭褲,於是校方有點緊張,我們新時期的大學生怎麽能穿得跟街上的流子哥哥一樣。但是學校做得非常地人性,沒有開批判會,沒有開報告會,而是在校園貼一個標語:喇叭褲能吹響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號角嗎?然後我們的同學在下麵貼一個小標語:請問什麽褲子吹得響?


    結論是什麽褲子都吹不響。那時文化和發展是沒有關係的,這是我當時的想法。但是十年以後我的想法變了,十年以後到198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我們要搞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十年各地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發展得最快的是哪兒呢?是廣東。廣東是什麽地方呢?廣東就是最先穿喇叭褲的地方。當時的喇叭褲t恤衫,聽收錄機,鄧麗君的音樂都從廣州的高第街批發出來的。所以改革開放頭十年以後,我發現最先發展,最先富起來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褲的地方。後來有人總結了一條經驗,發現有一個規律,說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因為改革開放頭十年,中央的政策是對地方尤其是對東南沿海地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結果是廣東發展起來,福建滯後,上海也滯後,1988年我到上海出差,買一包飛馬牌香菸還要票,廣東那個時候是什麽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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