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位才是可以信賴的。他把行與路作同一種解釋，就是他保證了與你同在。路的沒有盡頭，便是他遙遙地總在前麵，保佑著希望永不枯竭。他所以不能親臨俗世，在於他要在神界恪盡職守，以展開無限時空與無限的可能，在於他要把完美解釋得不落俗套、無與倫比、不至於還俗成某位強人的名號。他總不能為解救某處具體的疾苦，而置那永恆的距離失去看管。所以，北京人王啟明執意去紐約尋找天堂，真是難為他了。
十五
我尋找他已多年，因而有了一點兒體會：凡許諾實惠的，是第一位。有時取笑你，有時也可能幫你一把的是第二位。第三位則不在空間中，甚至也不在尋常的時間裏，他隻存在於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體會了殘缺去投奔完美、帶著疑問但並不一定能夠找到答案的那條路上。
因而想到，那也應該是文學的地址，詩神之所在，一切寫作行為都該仰望的方向。奧斯維辛之後人們對詩產生了懷疑，但正是那樣的懷疑吧，使人重新聽見詩的消息。那樣的懷疑之外，詩，以及一切託名文學的東西，都越來越不足信任。文學的心情一旦順暢起來，就不大明白為什麽一定要有它。說生活是最真實的，這話怎麽好象什麽也沒說呢？大家都生活在生活裏，這樣的真實如果已經夠了，文學幹嗎？說藝術源於生活，或者說文學也是生活，甚至說它們不要淩駕於生活之上，這些話都不易挑剔到近於浪費。布萊希特的“間離”說才是切中要害。藝術或文學，不要做成生活（哪怕是苦難生活）的侍從或幫腔，要像偵探，從任何流暢的秩序裏聽見磕磕絆絆的聲音，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
十六
寫《務虛筆記》的時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筆下人物的行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經露麵，某些正蟄伏於可能性中伺機而動。所以，那長篇中的人物越來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惡俱在。這不是從技巧出發。我在哪兒？一個人確切地存在於何處？除去你的所作所為，還存在於你的所思所欲之中。於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寫他人描寫的（或指責他人指責得）準確——所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處，你都可以沿著自己的理解或想像，在自己的心底找到類似的埋藏。真正的理解都難免是設身處地，善如此，惡也如此，否則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別人看得那麽透徹。作家絕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導員，作家應該貢獻自己的迷途。讀者也一樣，在迷途麵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幹淨，你以什麽與之共鳴呢？可有誰一點兒都不體會醜惡所走過的路徑嗎？
這便是人人都需要懺悔的理由。發現他人之醜惡，等於發現了自己之醜惡的可能，因為是已經需要懺悔的時刻。這似乎有點過分，但其實又適合國情。
十七
眼下很有些宗教熱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詞終於在中國擺脫了貶意，信佛、信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來嘛。但有一個現象倒要深思：與此同時，經常聽到的還是“挑戰”，向著這個向著那個，卻很少聽到“懺悔”。懺悔是要向著自己的。前些天聽一位學者說，他在考證文革時期的暴力事件時發現，出頭作證的隻有當年的被打者，卻沒有打人的人站出來說點兒什麽。隻有蒙冤的往事，卻無撫痛的懺悔，大約就隻能是怨恨不斷地克隆。缺乏懺悔意識，隻好就把慘痛的經驗歸罪給歷史，以為瀟灑，以為豁達。好像歷史是一隻垃圾箱，把些誰也不願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裝隱蔽，大家就可以清潔。
懺悔意識，其實並非隻是針對那些文革中打過人的人，輝煌的歷史倘不是幾個英雄所為，慘痛的歷史也就不由幾個歹徒承辦。或許，那些打過人的人中，已知懺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們的不敢站出來這一點已經說明了良心的沉重。倒是自以為與那段歷史的黑暗無關者，良心總是輕鬆著——“笑話，我可有什麽要懺悔？”但是，你可曾去製止過那些發生在你身邊的暴行麽？尤其值得這樣設想：要是那時以革命的名義把皮帶塞進你手裏，你敢於拒絕或敢於抗議的可能性有多大？這樣一問，理直氣壯的人肯定就會少下去，但輕鬆著的良心卻很多，仍然很多，還在多起來。
十八
記得文革剛開始時，我曾和一群同學到清華園裏去破過四舊，一路上春風浩蕩落日輝煌。少年們滿懷豪情，記不清是到了誰家了，總之是一位“反動學術權威”吧，到了人家的客廳裏砸碎幾隻花瓶，又去人家的臥室裏割破了幾雙尖皮鞋，然後便想不出再要怎樣表現一腔忠勇。幸虧那時知識太少，否則就可能親手毀滅一批文物，可見知識也並不擔保善良。正當我們發現了那家主人的髮型有階級異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時，樓門外傳來了更為革命的吶喊：“非紅五類不許參加我們的行動！”這樣，幾個同學留下來繼續革命，另幾個怏怏離去。我在離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風憂怨，少年們默然無語，開始注意到命運的全麵臉色。
待暴力升級到拳腳與棍棒時，這幾個不紅不黑的少年已經明確自己的地位，隻作旁觀了。我不敢反對，也想不好該不該反對，但知不能去反對，反對的效果必如牛反對拖犁和馬反對拉車一般。我心裏兼著恐懼、迷茫、沮喪，或者還有一些同情。恐懼與同情在於：有個被打的同學不過是因為隱瞞了出身，而我一直擔心著自己的出身是否應該再往前推一輩，那樣的話，我就正犯著同樣的罪行。迷茫呢，說起來要複雜些：原來大家不都是相處得好好的麽，怎麽就至於非這樣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說打人不對，可敵人打我們就行，我們就該文質彬彬？偉大的教導可不是這樣說的。其三，其實可笑——想想吧，什麽是“我們”？我可是“我們”？我可在“我們”之列？我確實感覺到了那兒埋藏著一個怪圈。
十九
幾年以後我去陝北插隊。在山裏放牛，青天黃土，崖陡溝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間就看清了那個把戲：我不是“我們”，我又不想是“他們”，算來我隻能是“你們”。“你們”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還不至於就去挨。“你們”是一種候補狀態，有希望成為“我們”，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變成“他們”。這很關鍵，把越多的人放在這樣的候補位置上，“我們”就越具權勢，“他們”就越遭孤立，“你們”就越要乖乖的。
這邏輯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膽寒：“你們”若不靠攏“我們”，就是在接近“他們”；“你們”要是不能成為“我們”，“你們”還能總是“你們”？這邏輯貫徹到那副著名的對聯裏去時，黑色幽默便有了現實的中國版本。記得我站在高喊著那副對聯的人群中間，手欲舉而又怯，聲欲放卻忽收，於是手就舉到一半，聲音發得含含糊糊。“你們”要想是“我們”，“你們”就得承認“你們”是混蛋，但是但是，“你們”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們”？哪個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實是終身製。
十五
我尋找他已多年，因而有了一點兒體會：凡許諾實惠的，是第一位。有時取笑你，有時也可能幫你一把的是第二位。第三位則不在空間中，甚至也不在尋常的時間裏，他隻存在於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體會了殘缺去投奔完美、帶著疑問但並不一定能夠找到答案的那條路上。
因而想到，那也應該是文學的地址，詩神之所在，一切寫作行為都該仰望的方向。奧斯維辛之後人們對詩產生了懷疑，但正是那樣的懷疑吧，使人重新聽見詩的消息。那樣的懷疑之外，詩，以及一切託名文學的東西，都越來越不足信任。文學的心情一旦順暢起來，就不大明白為什麽一定要有它。說生活是最真實的，這話怎麽好象什麽也沒說呢？大家都生活在生活裏，這樣的真實如果已經夠了，文學幹嗎？說藝術源於生活，或者說文學也是生活，甚至說它們不要淩駕於生活之上，這些話都不易挑剔到近於浪費。布萊希特的“間離”說才是切中要害。藝術或文學，不要做成生活（哪怕是苦難生活）的侍從或幫腔，要像偵探，從任何流暢的秩序裏聽見磕磕絆絆的聲音，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
十六
寫《務虛筆記》的時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筆下人物的行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經露麵，某些正蟄伏於可能性中伺機而動。所以，那長篇中的人物越來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惡俱在。這不是從技巧出發。我在哪兒？一個人確切地存在於何處？除去你的所作所為，還存在於你的所思所欲之中。於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寫他人描寫的（或指責他人指責得）準確——所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處，你都可以沿著自己的理解或想像，在自己的心底找到類似的埋藏。真正的理解都難免是設身處地，善如此，惡也如此，否則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別人看得那麽透徹。作家絕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導員，作家應該貢獻自己的迷途。讀者也一樣，在迷途麵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幹淨，你以什麽與之共鳴呢？可有誰一點兒都不體會醜惡所走過的路徑嗎？
這便是人人都需要懺悔的理由。發現他人之醜惡，等於發現了自己之醜惡的可能，因為是已經需要懺悔的時刻。這似乎有點過分，但其實又適合國情。
十七
眼下很有些宗教熱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詞終於在中國擺脫了貶意，信佛、信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來嘛。但有一個現象倒要深思：與此同時，經常聽到的還是“挑戰”，向著這個向著那個，卻很少聽到“懺悔”。懺悔是要向著自己的。前些天聽一位學者說，他在考證文革時期的暴力事件時發現，出頭作證的隻有當年的被打者，卻沒有打人的人站出來說點兒什麽。隻有蒙冤的往事，卻無撫痛的懺悔，大約就隻能是怨恨不斷地克隆。缺乏懺悔意識，隻好就把慘痛的經驗歸罪給歷史，以為瀟灑，以為豁達。好像歷史是一隻垃圾箱，把些誰也不願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裝隱蔽，大家就可以清潔。
懺悔意識，其實並非隻是針對那些文革中打過人的人，輝煌的歷史倘不是幾個英雄所為，慘痛的歷史也就不由幾個歹徒承辦。或許，那些打過人的人中，已知懺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們的不敢站出來這一點已經說明了良心的沉重。倒是自以為與那段歷史的黑暗無關者，良心總是輕鬆著——“笑話，我可有什麽要懺悔？”但是，你可曾去製止過那些發生在你身邊的暴行麽？尤其值得這樣設想：要是那時以革命的名義把皮帶塞進你手裏，你敢於拒絕或敢於抗議的可能性有多大？這樣一問，理直氣壯的人肯定就會少下去，但輕鬆著的良心卻很多，仍然很多，還在多起來。
十八
記得文革剛開始時，我曾和一群同學到清華園裏去破過四舊，一路上春風浩蕩落日輝煌。少年們滿懷豪情，記不清是到了誰家了，總之是一位“反動學術權威”吧，到了人家的客廳裏砸碎幾隻花瓶，又去人家的臥室裏割破了幾雙尖皮鞋，然後便想不出再要怎樣表現一腔忠勇。幸虧那時知識太少，否則就可能親手毀滅一批文物，可見知識也並不擔保善良。正當我們發現了那家主人的髮型有階級異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時，樓門外傳來了更為革命的吶喊：“非紅五類不許參加我們的行動！”這樣，幾個同學留下來繼續革命，另幾個怏怏離去。我在離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風憂怨，少年們默然無語，開始注意到命運的全麵臉色。
待暴力升級到拳腳與棍棒時，這幾個不紅不黑的少年已經明確自己的地位，隻作旁觀了。我不敢反對，也想不好該不該反對，但知不能去反對，反對的效果必如牛反對拖犁和馬反對拉車一般。我心裏兼著恐懼、迷茫、沮喪，或者還有一些同情。恐懼與同情在於：有個被打的同學不過是因為隱瞞了出身，而我一直擔心著自己的出身是否應該再往前推一輩，那樣的話，我就正犯著同樣的罪行。迷茫呢，說起來要複雜些：原來大家不都是相處得好好的麽，怎麽就至於非這樣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說打人不對，可敵人打我們就行，我們就該文質彬彬？偉大的教導可不是這樣說的。其三，其實可笑——想想吧，什麽是“我們”？我可是“我們”？我可在“我們”之列？我確實感覺到了那兒埋藏著一個怪圈。
十九
幾年以後我去陝北插隊。在山裏放牛，青天黃土，崖陡溝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間就看清了那個把戲：我不是“我們”，我又不想是“他們”，算來我隻能是“你們”。“你們”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還不至於就去挨。“你們”是一種候補狀態，有希望成為“我們”，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變成“他們”。這很關鍵，把越多的人放在這樣的候補位置上，“我們”就越具權勢，“他們”就越遭孤立，“你們”就越要乖乖的。
這邏輯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膽寒：“你們”若不靠攏“我們”，就是在接近“他們”；“你們”要是不能成為“我們”，“你們”還能總是“你們”？這邏輯貫徹到那副著名的對聯裏去時，黑色幽默便有了現實的中國版本。記得我站在高喊著那副對聯的人群中間，手欲舉而又怯，聲欲放卻忽收，於是手就舉到一半，聲音發得含含糊糊。“你們”要想是“我們”，“你們”就得承認“你們”是混蛋，但是但是，“你們”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們”？哪個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實是終身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