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我們童影的一位同誌，拍過電視劇《好爸爸壞爸爸》和電影《我的九月》的導演尹力，也跨過馬路來了。
他指斥他們：“少廢話，打了人，而且把人打成這樣，就得低頭認錯！”
他們見多了一個打抱不平的，又軟了下來。
他們中戴眼鏡的那個，出於無奈，很識時務地，向那個被打的青年抱了抱拳，連說：“好好好，我沒打你。他打你了。我替他向你認錯行不行？”
既然他們這樣說了，我便放開了拖住他們自行車後座的手。
事情到此，也該了結了，我也該回家去了。不承想卻又發展出了一個“歐？亨利”式的結尾。原來，那蹬平板車送汽水的鄉下青年，並非一個外地的鄉下青年，而是北京“塔院”公社的一個青年。這“塔院”公社是北京“都市裏的鄉村”，和我們這一區域近得不能再近。周圍幾家單位的幾幢宿舍樓，便是在“塔院”公社的土地上蓋起來的。他還是我們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職工的侄子。那老職工退了休以後，在北影後門擺攤賣東西，自然也賣汽水。他的侄子，是從汽水廠拉了汽水給他送的，早有人向他報信兒——他的侄子在挨打受欺負。
他趕來了。
於是局麵又有了戲劇性的變化。
我曾在北影後門那兒見過他，矮，較胖，一張紅潤的氣色很好的圓臉，稀疏的剛剛剃短的白頭髮楂，裝飾著亮光光的半禿的頭。
顯然的，孰是孰非，他已經知道了。
他仔細地看了看他侄子的臉、脖子——那青年嘴角有血跡，脖子皮下瘀血，耳後青腫。
他倒也理智，起碼顯得比我剛才理智，鎮定地說：“走吧，上醫院吧。”
又多了這麽一個老頭，兩個欺負人的傢夥完全陷入了被動。一把年紀的人，你推人家一個跟頭，或許就鬧出人命官司。
我想，人家的直接法人和保護人來了，我該悄悄隱退了……
趁那青年冤屈驟發，宣洩地蹲在地上大哭時，我一句話沒再說，轉身回家了……
重新躺在床上，我再也睡不著了，頭也愈加的昏暈。仿佛後腦已經岩化，已經沒有了任何空隙似的，仿佛我思想一切事，隻能在前半部分大腦中進行了。卻依然的思緒紛亂，不由得不想，不能不想……
我默默地對自己說——停下來，停下來，什麽也不要想！梁曉聲你所看到的、碰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並不值得去想，徒想也無益啊！也許生活原本就是那樣的。皆因你選擇的活法，是一種離群索居的活法。所以聽到了、看到了、碰到了，便“友邦驚詫”。這無非是你少見多怪。今後見慣了，也就不會再怪了。也就不會再多管閑事了，更不會再抱打不平了……
思想卻停止不下來。遇到有人格侵犯性質的一部分人虐待另一部分同胞的現象，不管前者們是警察，是公安人員，或是青皮、痞子、流氓，我都是難免要產生所謂“正義衝動”發出所謂“正義呼喊”的……就算是種疾病，而我已經得上了，而又是有些“先天性”的，且目前來講，醫學界又沒研製出什麽特效的藥可以使我這樣差不多不可救藥的人得到救治。盡管長壽、減肥、壯陽、補腎和促進性慾亢奮之種種藥物的gg滿天飛，關於我這種病卻至今仍無半點兒福音傳播。那麽讓我可拿自己怎麽辦才好呢？我總不能因此就幹脆一了百了，把自己弄死啊！何況，不少染上了梅毒的人還不想死哪，我也就死皮賴臉地姑且苟活著吧。
如今，足以誘發我這類“重病號”之人的病勢反覆發作日漸加重的直接的、間接的因素是越來越多了。所以我對“康復”成一個較“正常”的中國人，也就基本上不抱什麽希望了。
既然想開了，不抱什麽希望了，便不打算“正常”到什麽程度了。再者說了，怎麽樣才是一個“正常”的中國人“正常”的程度，也沒有一個心理學或病理學的界定啊！
2. 被馴化了的社會“仗義”
教訓是有的，不止一次。深刻的那一次，發生在火車站。我可不想白紙黑字明確指出是發生在哪座城市的火車站。事已過去久矣，你說在那兒發生過，人家說沒在那兒發生過。人家肯定有旁證，而你已無法找到一個旁證，人家若把你告了，告你誣衊，告你誹謗，你不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將自己白白地賣給了大小開的墊腳紙，也就是那些專以“花邊新聞”充斥正版內容的媚俗報刊了嗎？
所以，為了不給自己引起“官司”方麵的麻煩，不至於被推到被告席上，我鄭重聲明——我所經歷的，讀者可以想像是發生在任何一個省任何一個市的火車站的事。隻是切莫和北京火車站想像到一起去。
那是在冬季，那是在春節前夕。我為北方某刊的一位副主編排隊買返回哈爾濱的火車票，不消說，人相當多，隊排得老長，但秩序還好。至十一點多鍾，我離售票窗口隻十二三米遠。忽然，我那一隊的前頭亂成了一團。排在我身前的人到前頭看了看，回來嘟囔說——售票員吃飯去了，窗口關了。這麽一來，長長的一隊人，便不知所措了。後麵的人一下子擁到前麵來了，有秩序的一列隊不再是隊了。這時就出現了一名治安警，是個小夥子，二十五六歲的樣子。
“兩隊並一隊！兩隊並一隊……”
他吆喝著。
然而旁邊一隊的人們，是不情願讓許多潰散了隊形的人併入其中的。他們一個緊挨一個，有的甚至摟抱著前者的腰，同仇敵愾，不許任何人“夾楔”的樣子。
潰散了隊形的人們，都是巴不得併入那一隊中去的。若不併入進去，豈不白排了一上午隊嗎？即使併入進去，至少也得再多排半個小時，一些人不得不併入進去；一些高喊著：“不許夾楔！”——一時間互相吵吵嚷嚷，激頭掰麵，兩隊都亂了。
“吵什麽！吵什麽！不許吵！”
二十五六歲的小治安警，竭力重新維持好秩序。
“別摟著抱著的！放開，放開！”
他用警棍敲打著摟抱住前者後腰的人們的手，並將潰散了隊形的人們，往那一隊裏推搡——那情形，真的，人不大是被當成人對待了，而像是一群羊，一群騾馬，一群牲口。
我和我身前的一個人，也就那麽被推搡到了隊裏。我身前的人，是瀋陽某大學的一位中年教師。按說，被推推搡搡，應是我們中國人很習以為常的事。尤其，被治安警之類的人推搡，更應表現得習以為常。我自己當時就表現得極其習以為常，並和他低聲聊著什麽，沒有絲毫逆反心理。真的沒有，不是假裝。公平論之，那小治安警，也確實是在盡職盡責啊。你總不能要求二十五六歲的人家，一邊盡職盡責，還言語溫良，舉動得體吧？
那瀋陽某大學的中年教師對我嘟囔：“把秩序搞亂了，都是因為他們自己做得不好……”
他指斥他們：“少廢話，打了人，而且把人打成這樣，就得低頭認錯！”
他們見多了一個打抱不平的，又軟了下來。
他們中戴眼鏡的那個，出於無奈，很識時務地，向那個被打的青年抱了抱拳，連說：“好好好，我沒打你。他打你了。我替他向你認錯行不行？”
既然他們這樣說了，我便放開了拖住他們自行車後座的手。
事情到此，也該了結了，我也該回家去了。不承想卻又發展出了一個“歐？亨利”式的結尾。原來，那蹬平板車送汽水的鄉下青年，並非一個外地的鄉下青年，而是北京“塔院”公社的一個青年。這“塔院”公社是北京“都市裏的鄉村”，和我們這一區域近得不能再近。周圍幾家單位的幾幢宿舍樓，便是在“塔院”公社的土地上蓋起來的。他還是我們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職工的侄子。那老職工退了休以後，在北影後門擺攤賣東西，自然也賣汽水。他的侄子，是從汽水廠拉了汽水給他送的，早有人向他報信兒——他的侄子在挨打受欺負。
他趕來了。
於是局麵又有了戲劇性的變化。
我曾在北影後門那兒見過他，矮，較胖，一張紅潤的氣色很好的圓臉，稀疏的剛剛剃短的白頭髮楂，裝飾著亮光光的半禿的頭。
顯然的，孰是孰非，他已經知道了。
他仔細地看了看他侄子的臉、脖子——那青年嘴角有血跡，脖子皮下瘀血，耳後青腫。
他倒也理智，起碼顯得比我剛才理智，鎮定地說：“走吧，上醫院吧。”
又多了這麽一個老頭，兩個欺負人的傢夥完全陷入了被動。一把年紀的人，你推人家一個跟頭，或許就鬧出人命官司。
我想，人家的直接法人和保護人來了，我該悄悄隱退了……
趁那青年冤屈驟發，宣洩地蹲在地上大哭時，我一句話沒再說，轉身回家了……
重新躺在床上，我再也睡不著了，頭也愈加的昏暈。仿佛後腦已經岩化，已經沒有了任何空隙似的，仿佛我思想一切事，隻能在前半部分大腦中進行了。卻依然的思緒紛亂，不由得不想，不能不想……
我默默地對自己說——停下來，停下來，什麽也不要想！梁曉聲你所看到的、碰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並不值得去想，徒想也無益啊！也許生活原本就是那樣的。皆因你選擇的活法，是一種離群索居的活法。所以聽到了、看到了、碰到了，便“友邦驚詫”。這無非是你少見多怪。今後見慣了，也就不會再怪了。也就不會再多管閑事了，更不會再抱打不平了……
思想卻停止不下來。遇到有人格侵犯性質的一部分人虐待另一部分同胞的現象，不管前者們是警察，是公安人員，或是青皮、痞子、流氓，我都是難免要產生所謂“正義衝動”發出所謂“正義呼喊”的……就算是種疾病，而我已經得上了，而又是有些“先天性”的，且目前來講，醫學界又沒研製出什麽特效的藥可以使我這樣差不多不可救藥的人得到救治。盡管長壽、減肥、壯陽、補腎和促進性慾亢奮之種種藥物的gg滿天飛，關於我這種病卻至今仍無半點兒福音傳播。那麽讓我可拿自己怎麽辦才好呢？我總不能因此就幹脆一了百了，把自己弄死啊！何況，不少染上了梅毒的人還不想死哪，我也就死皮賴臉地姑且苟活著吧。
如今，足以誘發我這類“重病號”之人的病勢反覆發作日漸加重的直接的、間接的因素是越來越多了。所以我對“康復”成一個較“正常”的中國人，也就基本上不抱什麽希望了。
既然想開了，不抱什麽希望了，便不打算“正常”到什麽程度了。再者說了，怎麽樣才是一個“正常”的中國人“正常”的程度，也沒有一個心理學或病理學的界定啊！
2. 被馴化了的社會“仗義”
教訓是有的，不止一次。深刻的那一次，發生在火車站。我可不想白紙黑字明確指出是發生在哪座城市的火車站。事已過去久矣，你說在那兒發生過，人家說沒在那兒發生過。人家肯定有旁證，而你已無法找到一個旁證，人家若把你告了，告你誣衊，告你誹謗，你不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將自己白白地賣給了大小開的墊腳紙，也就是那些專以“花邊新聞”充斥正版內容的媚俗報刊了嗎？
所以，為了不給自己引起“官司”方麵的麻煩，不至於被推到被告席上，我鄭重聲明——我所經歷的，讀者可以想像是發生在任何一個省任何一個市的火車站的事。隻是切莫和北京火車站想像到一起去。
那是在冬季，那是在春節前夕。我為北方某刊的一位副主編排隊買返回哈爾濱的火車票，不消說，人相當多，隊排得老長，但秩序還好。至十一點多鍾，我離售票窗口隻十二三米遠。忽然，我那一隊的前頭亂成了一團。排在我身前的人到前頭看了看，回來嘟囔說——售票員吃飯去了，窗口關了。這麽一來，長長的一隊人，便不知所措了。後麵的人一下子擁到前麵來了，有秩序的一列隊不再是隊了。這時就出現了一名治安警，是個小夥子，二十五六歲的樣子。
“兩隊並一隊！兩隊並一隊……”
他吆喝著。
然而旁邊一隊的人們，是不情願讓許多潰散了隊形的人併入其中的。他們一個緊挨一個，有的甚至摟抱著前者的腰，同仇敵愾，不許任何人“夾楔”的樣子。
潰散了隊形的人們，都是巴不得併入那一隊中去的。若不併入進去，豈不白排了一上午隊嗎？即使併入進去，至少也得再多排半個小時，一些人不得不併入進去；一些高喊著：“不許夾楔！”——一時間互相吵吵嚷嚷，激頭掰麵，兩隊都亂了。
“吵什麽！吵什麽！不許吵！”
二十五六歲的小治安警，竭力重新維持好秩序。
“別摟著抱著的！放開，放開！”
他用警棍敲打著摟抱住前者後腰的人們的手，並將潰散了隊形的人們，往那一隊裏推搡——那情形，真的，人不大是被當成人對待了，而像是一群羊，一群騾馬，一群牲口。
我和我身前的一個人，也就那麽被推搡到了隊裏。我身前的人，是瀋陽某大學的一位中年教師。按說，被推推搡搡，應是我們中國人很習以為常的事。尤其，被治安警之類的人推搡，更應表現得習以為常。我自己當時就表現得極其習以為常，並和他低聲聊著什麽，沒有絲毫逆反心理。真的沒有，不是假裝。公平論之，那小治安警，也確實是在盡職盡責啊。你總不能要求二十五六歲的人家，一邊盡職盡責，還言語溫良，舉動得體吧？
那瀋陽某大學的中年教師對我嘟囔：“把秩序搞亂了，都是因為他們自己做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