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黃宗英挺“壯實”,身材頗似六十年代的馬玉濤。六十年代後的馬玉濤開始發福了。我知道她們以前的身材是很苗條的,我猜得到黃宗英變得“壯實”了肯定與多年參加體力勞動有關。


    然而她的麵容依然漂亮,依然具有曾被稱為“甜姐”的俊美線條。她發過幾次言。顯然的,每次發言前都有滿腹想說的話。但真開口了,似乎又不想多說什麽了。所以她每次的發言其實又很短,並且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我注意到,她每次發言時,總有人向她傳遞暗示的目光——說幾句就行了。一接觸到那種友善的目光,她就很懂事地趕緊再說三言兩語結束了發言。


    是的,那時的她極像一個童言無忌又特別喜歡表達內心思想感情的孩子。因為懂事,所以在被對她友愛的大人們以目光製止時,便立刻裝成沉默寡言的樣子。


    我想那時的她內心裏一定是隱覺委屈的。


    看著我所崇拜的人那樣子我的心情也頗覺壓抑。


    她每次發言的內容,也隻不過是在一次次強調,自己是多麽願意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而已。那顯然是她真誠的想法,但又顯然不是她唯一真誠的想法。她分明很想說出另外某些同樣真誠的想法,特別是在那麽一次紀念會上,當著那麽多老朋友的麵,而且是在粉碎了“四人幫”以後。


    也分明的——老朋友們認為那是不明智的,甚至還是冒失的。


    第一天的討論氣氛特沉悶。主持會議的菇誌鵑肯定不是善於啟發別人發言的人,並且我看出,她也不打算那麽做。和黃宗英一樣,她也是前一天從深入生活的外地趕回上海的。正因為氣氛沉悶,黃宗英才發了一次言又發一次言,我看得出她很希望自己能使氣氛活躍起來。


    作為書記員的我幾乎無可記錄,隻得一段段讀《講話》原文以及文件材料。我內心裏對那種沉悶倒反而挺欣賞。人們隻是在中午吃飯時,晚上分別時,話才多起來。噓寒問暖,互道珍重,情形動人。吃飯時,黃宗英很主動地替這位盛湯,為那位添飯。在眾人中,除了我,按年齡論她是小字輩,年長於她的那些男士們,對她的服務都很受用。那時的黃宗英顯得很快樂,並且希望以自己的快樂使大家也快樂起來。她的快樂也隻不過就是一種表情現象。沒人開玩笑,她也不。人們的話也隻不過局限於互相詢問親人及兒女的情況。沒人問黃宗英、趙丹的情況,顯然都不願影響她的快樂。


    第二天上午是大會發言——有人在發言中又批判了《百合花》,認為不管到任何時候,《百合花》的創作傾向都是不符合《講話》精神的。也有人批判了《小丫扛大旗》,認為所謂“生活氣息”抵消了“突出政治思想”……


    下午的討論就更沉悶了。作為組長的茹誌鵑和副組長的黃宗英,都不知自己該說什麽好了。


    我按捺不住發了一次言。我的發言自然是對大會發言中的批判所進行的批判,冷嘲熱諷,出言極不客氣。前輩們起初皆怔愕,繼而望著我的目光裏都流露著贊同了。


    第三天的中午飯是會議期間的最後一次飯,我與黃宗英前輩配合著替大家加飯、添湯。巴金老居然詢問我的經歷,菇誌鵑替我回答了幾句。巴金老沒聽清,黃佐臨替菇誌鵑重複了一遍。我說在上海雜技學館,我與黃小芹成為了朋友,黃佐臨聽了很高興。


    黃宗英問我:“從農場往兵團調有可能嗎?”


    我明白她那時想到了女兒趙桔。


    我將當年“好大哥”崔長勇信誓旦旦的話轉述給她聽,她極欣慰,說希望女兒趙桔成為兵團戰士,是因為兵團比農場更重視培養知青的文藝愛好,而趙桔也自幼熱愛文藝。


    1977年的五月,誰都不敢夢想,中國還有知識青年返城那一天!


    散會前我向菇誌鵑和黃宗英兩位組長、副組長要聯絡方式,她倆都高興地親筆給我寫下了,並都說歡迎我去她們的家。


    回到復旦,同學們聽說我與那麽多文藝大家分在一個組開了三天會,無不羨慕至極。


    有同學說,七月份就要畢業了,既然你認為他們對你都很友好,幹嗎不請一位到復旦來與咱們中文係創作專業的同學座談一次,介紹介紹創作經驗啊?


    我想,可也是,為什麽不呢?


    我說巴金老是沉默寡言的人,我們不為難他。菇誌鵑老師又回深入生活的地方了,一時聯繫不上……


    大家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異口同聲地主張:請黃宗英!請黃宗英!


    於是就有了黃宗英1977年6月在復旦大學的一次文學創作講座。我在《從復旦到北影》中有所記錄,此不熬述。也因她親筆寫給我的一張“便條”,我分配到北影後成了黃宗英家的熟客,並與他成為忘年交。


    我要補充的是——大約二三年後,她與趙丹二人應北影廠廠長汪洋之約住入北影招待所,準備主演電影《周恩來》。我自然要去看望她的。他們的房間訪客不斷,無不是文化界名人。我雖年輕,當年卻矜持得很,故也隻去看望過一次。他們夫婦二人都對當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之知青們的情況有了解的意願,我正向他們講述著,廠長汪洋來了,說要請他們去參觀攝影棚。汪洋看著我,頗覺奇怪,問他們我是誰?那時我雖已分配到北影編導室了,卻還沒與汪洋近距離對望過。


    趙丹說:他是宗英的學生。


    汪洋更加奇怪,又問黃宗英:你什麽時候收起表演弟子了?


    黃宗英笑道:我又不是隻會演戲!他是我文學創作方麵的學生不行嗎?你太官僚了吧,他早已是你們北影的人了呀!


    我將自己怎麽認識黃宗英的過程用簡短的話告訴了汪洋。黃宗英接著說:聽過我的講座,當然算是我的學生了!


    汪洋問我:有收穫嗎?


    我肯定地回答:有。


    汪洋也笑道:那就算是了吧。


    黃宗英又表揚地說:他可是好青年,有獨立思想,十年中沒跟著鬧過。


    於是汪洋說:那你就一塊兒陪著參觀攝影棚吧。


    當年的北影,雖然是電影界名人經常出入之地,但隻要黃宗英、趙丹夫婦的身影一出現,必定是更吸引人們眼球的一道風景。


    參觀攝影棚的黃宗英和趙丹,有以汪洋為首的北影的一幹人等,包括北影的導演大師們和著名演員們相陪。但緊隨他們夫婦左右的卻隻有一男一女。女的是一位穿軍裝的、身材高挑窈窕的美女顧永菲,男的便是我。顧永菲的伯父是上海電影當然便也是中國電影的先驅人物顧爾已,在汪洋們那一代電影人中老友多多,與趙丹汪洋更是交情深厚,非同一般。她當年是新疆軍區文工團的話劇演員,她父親顧爾譚是南京文學界的名人。所以對於她緊隨在黃宗英、趙丹夫婦一側,沒有誰好奇。不知她是誰的,或許起初也是有幾分奇怪的。但悄悄一問,知道了,就不奇怪了。


    我卻引起了幾乎每個人的奇怪。


    知道我是分到編導室的“工農兵學員”的奇怪,不知道的更奇怪。我並不習慣被些奇怪的目光投注到身上,一有機會就自我邊緣化。偏偏的,汪洋卻比黃宗英更關注我的存在與否,隔會兒就四顧著大聲說:“小梁哪兒去了,過來過來,學生不是白當的,前邊來前邊來!陪就得有個陪的樣子,得形影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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