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你又何必太認真呢。多你一個人的批判文章，少你一個人的批判文章，其實對於趙丹的命運都沒什麽影響了。但是對我們倆卻有一點好處，我們就有資格再多看幾部電影了，許多電影我們以後也許永遠都看不到了！
他的話很代表了當年之中國一些確實挺好的人的想法——多我一個人參與少我一個人參與，多我一句口號少我一句口號，多我一張大字報少我一張大字報，反正對已被劃入“另冊”的人的命運不起任何作用了，於是對自己的參與首先自行地寬恕了。倘還有一點點個人好處，則更是“盲從無罪”了。在“文革”初期，我也是這麽想的。不久，我所讀過的那些書便提醒我——好人被利用了參與迫害別人，既不但是被迫害者的大悲哀，同時也是好人們的大悲哀。
故我對我的好人朋友說：你我互為朋友，是因為我們都認為對方是好人，對吧？那就讓我們把好人做得再好一點點，而別在乎以後看不到某些電影了吧！……
一年後，我下鄉了。
黃宗英也罷，趙丹也罷，在我的頭腦中，漸漸的不留任何記憶痕跡了。
大約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參加兵團總司令部文藝處舉辦的文學創作學習班，聽說黃宗英由周總理親自點名予以“解放”，並在哈爾濱觀看“全省青年詩歌朗誦會”。我們文學創作學習班的幾名知青，發起了對學習班組織者的建議——將黃宗英請到佳木斯來，與我們文學創作學習班的知青們交流交流創作體會和經驗。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對那建議表現得格外支持。學習班的組織者崔長勇是我們共同的“好大哥”，我們的建議正中他下懷。但那也得向上級請示啊！政治部的批覆很快，大意是——黃宗英既然是周總理親自點名予以“解放”的，但請無妨。“好大哥”特高興，欲親自到哈爾濱去請黃宗英。卻隨之傳來了令我們震驚的情況——她被省革委會的幹部從哈爾濱驅逐走了，並且還被扣上了一項新的罪名——企圖靠昔日名氣用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影響文藝青年，實行反革命串聯……
革命熱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頭腦中會有什麽“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呢？
我們不禁地都憤憤不平起來。
“好大哥”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會想辦法將趙桔調到兵團來，並且要盡早滿足其入團願望。但他這種決定直至“文革”結束也沒實現，而趙桔在東北下鄉九年也終究還是沒入得了團。此是後話。
以上聽來的情況，促使我做出過一件既鄭重又特不“明智”的事。
1974年我入復旦大學前兩天，仍在木材加工廠做出料工，那是比抬木頭更累的活兒。我可以不幹活兒了，入取通知書已發給我了，按規定我享有幾天準備行程的時間。我卻覺得自己是個幸運者，一心想用堅持勞動到最後一天來抵消一些別的知青對我的羨慕。兩天後就將離開北大荒了，我決定為某些知青作最後一次代言。於是前兩天的晚上，我獨自坐在食堂裏，給連隊團支部、黨支部寫了一封信，並要求將信轉送團裏。那是一封談我對發展知青入團入黨的組織路線之意見的信。我的信指出——在有些人的頭腦中，“重在表現”四個字，幾乎不起作用，他們對於那些家庭出身“有問題”或父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入“另冊”的知青，其實實行的是發展踐線上的“關門主義”。還舉了趙桔的例子，寫下了這樣一句話：“難道用多年的艱苦勞動和青春歲月，還換不來一枚團徽嗎？”而實際上，所謂“關門主義”並不表現在我們木材加工廠，因為在木材加工廠，擔任團支部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的，恰恰便是兩名家庭出身屬於“剝削階級”的天津知識青年。在我曾經當過班長和小學教師的老連隊，實行的也是“重在表現”。進言之，在能入團或不能入團這件事上，趙桔的例子具有較多特殊性。我明知此點而舉她這名並不屬於兵團的知青為例，委實是有些蛇口蜂針的。我的動念，確乎也主要是為她那樣的知青們一鳴不平而矣。（三十幾年後，木材廠的兩名天津知青非將我請到天津去做客不可。我去了，他倆在招待我的飯桌上對我說：你幸虧走得及時，晚一天你就去不成復旦了。當年我們覺得你那封信的思想老反動了。你雖然走了，我們還是將信的反動思想批判了一通，並且要求團裏嚴肅處理。你居然順利地成為復旦的學生，證明當年團裏有人暗保了你一下啊！我於是明白，他倆非把我請到天津不可，是要當麵道歉。而我卻早已將那事忘了。我在木材廠時與他二人關係良好，我的信肯定使他倆當年大為其難了，他們除了那麽做顯然也沒有另外更“正確”的做法，於是互相舉杯一撞，皆釋懷而笑。再後來我在創作電視劇《知青》時，自己當年寫的那一封信，成了劇本中的情節。）
我在復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獨而苦悶的三年。那三年裏，所知“四人幫”迫害知識分子和文藝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將黃宗英、趙丹、趙桔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文革”結束了。
1977年五月，上海以極大的動作召開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如今想來，那般隆重地予以紀念，用心可謂良苦。那應該說是一次被打入“另冊”的上海文藝界人士的集體大亮相。也許是由於應該參加的人數太多，復旦大學僅獲得一個名額。名額自然給在了中文係，而中文係居然將名額給在了我這名七月份就將畢業的學生頭上。由此可見，當年大學母校的老師們是多麽的厚愛我！
紀念會共開三天，我所分在的一個組，組長是茹誌鵑老師（當年我才三十餘歲，自然稱她老師。現在我六十餘歲了，她已駕鶴西去，那麽我就同樣在此文中稱她先輩吧。她也是有恩於我的人。此不贅述，當另記之。）、副組長是黃宗英，而我是召集人兼書記員，即負責記錄整理髮言的人。至於組員，不得了——巴金、黃佐臨、吳強、師陀、施存蜇……共十一二人，每一個名字都令我肅然起敬。
那時我一再想到了“緣”這個字。黃宗英這個數次在我頭腦中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次被我忘記的名字，忽一日與我自己的名字印在同一頁紙上，而且都成了對一次大會負有小組責任的人！不是“緣”的話，我這個東北知青，又怎麽能在上海與黃宗英並肩而坐呢？真的，三天的小組討論中，隻要她到了，必定與我並肩而坐——因為我和她和菇誌鵑先輩三個人的座位是不變的。
第一天上午黃宗英沒到，下午才出現在組裏，看了組員名單才知道自己是副組長。她在外地深入生活，接到通知趕回來的。她說自己回到家裏換了一身衣裳就來了，而她穿的是一身舊衣褲，腳上也是一雙舊的，許久沒打過油的平底皮鞋。她衣著樸素得令我暗暗訝異。雖然菇誌娟的衣著也是極樸素的，但並未使我訝異，反而覺得她就該是那樣的。一想到趙丹此時還沒被公開“平反”，我的訝異也就轉瞬即消了。她和菇誌鵑坐在一起——都像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工會幹部，將工會工作當成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服務之使命的女工會幹部，不善於搞階級鬥爭並且還希望能搞好階級調和的那麽兩位女工會幹部。我有這麽一種印象乃是因為，她們的麵相都是那麽善良，而我相信“相由心生”。
他的話很代表了當年之中國一些確實挺好的人的想法——多我一個人參與少我一個人參與，多我一句口號少我一句口號，多我一張大字報少我一張大字報，反正對已被劃入“另冊”的人的命運不起任何作用了，於是對自己的參與首先自行地寬恕了。倘還有一點點個人好處，則更是“盲從無罪”了。在“文革”初期，我也是這麽想的。不久，我所讀過的那些書便提醒我——好人被利用了參與迫害別人，既不但是被迫害者的大悲哀，同時也是好人們的大悲哀。
故我對我的好人朋友說：你我互為朋友，是因為我們都認為對方是好人，對吧？那就讓我們把好人做得再好一點點，而別在乎以後看不到某些電影了吧！……
一年後，我下鄉了。
黃宗英也罷，趙丹也罷，在我的頭腦中，漸漸的不留任何記憶痕跡了。
大約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參加兵團總司令部文藝處舉辦的文學創作學習班，聽說黃宗英由周總理親自點名予以“解放”，並在哈爾濱觀看“全省青年詩歌朗誦會”。我們文學創作學習班的幾名知青，發起了對學習班組織者的建議——將黃宗英請到佳木斯來，與我們文學創作學習班的知青們交流交流創作體會和經驗。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對那建議表現得格外支持。學習班的組織者崔長勇是我們共同的“好大哥”，我們的建議正中他下懷。但那也得向上級請示啊！政治部的批覆很快，大意是——黃宗英既然是周總理親自點名予以“解放”的，但請無妨。“好大哥”特高興，欲親自到哈爾濱去請黃宗英。卻隨之傳來了令我們震驚的情況——她被省革委會的幹部從哈爾濱驅逐走了，並且還被扣上了一項新的罪名——企圖靠昔日名氣用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影響文藝青年，實行反革命串聯……
革命熱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頭腦中會有什麽“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呢？
我們不禁地都憤憤不平起來。
“好大哥”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會想辦法將趙桔調到兵團來，並且要盡早滿足其入團願望。但他這種決定直至“文革”結束也沒實現，而趙桔在東北下鄉九年也終究還是沒入得了團。此是後話。
以上聽來的情況，促使我做出過一件既鄭重又特不“明智”的事。
1974年我入復旦大學前兩天，仍在木材加工廠做出料工，那是比抬木頭更累的活兒。我可以不幹活兒了，入取通知書已發給我了，按規定我享有幾天準備行程的時間。我卻覺得自己是個幸運者，一心想用堅持勞動到最後一天來抵消一些別的知青對我的羨慕。兩天後就將離開北大荒了，我決定為某些知青作最後一次代言。於是前兩天的晚上，我獨自坐在食堂裏，給連隊團支部、黨支部寫了一封信，並要求將信轉送團裏。那是一封談我對發展知青入團入黨的組織路線之意見的信。我的信指出——在有些人的頭腦中，“重在表現”四個字，幾乎不起作用，他們對於那些家庭出身“有問題”或父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入“另冊”的知青，其實實行的是發展踐線上的“關門主義”。還舉了趙桔的例子，寫下了這樣一句話：“難道用多年的艱苦勞動和青春歲月，還換不來一枚團徽嗎？”而實際上，所謂“關門主義”並不表現在我們木材加工廠，因為在木材加工廠，擔任團支部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的，恰恰便是兩名家庭出身屬於“剝削階級”的天津知識青年。在我曾經當過班長和小學教師的老連隊，實行的也是“重在表現”。進言之，在能入團或不能入團這件事上，趙桔的例子具有較多特殊性。我明知此點而舉她這名並不屬於兵團的知青為例，委實是有些蛇口蜂針的。我的動念，確乎也主要是為她那樣的知青們一鳴不平而矣。（三十幾年後，木材廠的兩名天津知青非將我請到天津去做客不可。我去了，他倆在招待我的飯桌上對我說：你幸虧走得及時，晚一天你就去不成復旦了。當年我們覺得你那封信的思想老反動了。你雖然走了，我們還是將信的反動思想批判了一通，並且要求團裏嚴肅處理。你居然順利地成為復旦的學生，證明當年團裏有人暗保了你一下啊！我於是明白，他倆非把我請到天津不可，是要當麵道歉。而我卻早已將那事忘了。我在木材廠時與他二人關係良好，我的信肯定使他倆當年大為其難了，他們除了那麽做顯然也沒有另外更“正確”的做法，於是互相舉杯一撞，皆釋懷而笑。再後來我在創作電視劇《知青》時，自己當年寫的那一封信，成了劇本中的情節。）
我在復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獨而苦悶的三年。那三年裏，所知“四人幫”迫害知識分子和文藝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將黃宗英、趙丹、趙桔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文革”結束了。
1977年五月，上海以極大的動作召開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如今想來，那般隆重地予以紀念，用心可謂良苦。那應該說是一次被打入“另冊”的上海文藝界人士的集體大亮相。也許是由於應該參加的人數太多，復旦大學僅獲得一個名額。名額自然給在了中文係，而中文係居然將名額給在了我這名七月份就將畢業的學生頭上。由此可見，當年大學母校的老師們是多麽的厚愛我！
紀念會共開三天，我所分在的一個組，組長是茹誌鵑老師（當年我才三十餘歲，自然稱她老師。現在我六十餘歲了，她已駕鶴西去，那麽我就同樣在此文中稱她先輩吧。她也是有恩於我的人。此不贅述，當另記之。）、副組長是黃宗英，而我是召集人兼書記員，即負責記錄整理髮言的人。至於組員，不得了——巴金、黃佐臨、吳強、師陀、施存蜇……共十一二人，每一個名字都令我肅然起敬。
那時我一再想到了“緣”這個字。黃宗英這個數次在我頭腦中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次被我忘記的名字，忽一日與我自己的名字印在同一頁紙上，而且都成了對一次大會負有小組責任的人！不是“緣”的話，我這個東北知青，又怎麽能在上海與黃宗英並肩而坐呢？真的，三天的小組討論中，隻要她到了，必定與我並肩而坐——因為我和她和菇誌鵑先輩三個人的座位是不變的。
第一天上午黃宗英沒到，下午才出現在組裏，看了組員名單才知道自己是副組長。她在外地深入生活，接到通知趕回來的。她說自己回到家裏換了一身衣裳就來了，而她穿的是一身舊衣褲，腳上也是一雙舊的，許久沒打過油的平底皮鞋。她衣著樸素得令我暗暗訝異。雖然菇誌娟的衣著也是極樸素的，但並未使我訝異，反而覺得她就該是那樣的。一想到趙丹此時還沒被公開“平反”，我的訝異也就轉瞬即消了。她和菇誌鵑坐在一起——都像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工會幹部，將工會工作當成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服務之使命的女工會幹部，不善於搞階級鬥爭並且還希望能搞好階級調和的那麽兩位女工會幹部。我有這麽一種印象乃是因為，她們的麵相都是那麽善良，而我相信“相由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