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被分配在街道雜食鋪子裏當售貨員的青年，不打算安安心心地當一輩子嗎？
那麽，會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說服他那是時代的需要，他不愉悅地服從是他的不對。
如果他還不安心呢？
那麽他將受到警告。
如果警告也不能使他的工作出色起來呢？
那麽他的下場將是被開除。
而一個因不服從時代的安排被單位開除了的人，意味著被時代拋棄了，意味著連廢品回收站這樣的單位都難以再接收他了。因為廢品回收站既然也是一個單位，它的員工的名額以及他們的工資，也是由國家限定的。
那麽，這個人差不多就被時代取消了在城市裏正常生存的資格了。
並且，他等於被時代宣布為“劣等”的人。
犯了錯誤的人，隻要表示了虔誠的悔改，還有重新獲得工作權利的機會。
但一個犯了不服從時代安排命運這種錯誤的人，意味著他直接冒犯的是時代最神聖的權威。若想取得時代的寬恕，非痛哭流涕幾遭不可。
從前的時代，視社會為它所操縱的一台機器，視絕大多數人為這一機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顆螺絲釘而已。時代的流水線上，成批地生產同樣的“部件”和“螺絲釘”。
一言以蔽之，從前的時代，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從不曾是“以人為本”的時代，而是將人“生產資料”化的時代。是的，它隻不過將絕大多數人當成社會“資料庫”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積壓物資……
因而從前的青年，無論農村裏的青年還是城市裏的青年，總體上共同缺乏的，最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動力。時代和社會本身，也便漸漸地失去了活力。青年與時代、與社會的關係，幾乎完完全全是被動的，是徹底的服從與被主宰的關係。這一種關係一向地沒有絲毫的鬆動。直至1966年才鬆動了一次——於是從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洩地表演他們的政治參與能量，那是他們的人生能動力唯一被允許和慫恿體現的方麵……
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的青年相比，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國青年，毫無疑問是幸運得多的——這不但是當代中國青年的幸運，也體現著當代中國的發展和進步。
70年代出生的人，現在已經三十多歲或超過四十歲了；80年代出生的人，也二十多歲或超過三十歲了。後者是中國最新的一代青年。相對於前者，可謂小青年。他們也許在讀大一大二，也許從中專或職高畢業了，剛剛參加工作。
而前者，卻已在“改革開放”後即轉型期潮湧連波的海麵衝浪數年了。在愛情、事業、家庭諸方麵，都各自有過些苦辣酸甜麻的體會了。與他們同時代出生的農村青年們，也有著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形成的社會基因了。他們的思想觀念，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農民的思想觀念了，人生形態也不再是了。
我認為，總而言之，畢竟的，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的青年相比，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國青年，毫無疑問是幸運得多的。
首先，在人與時代、與社會的關係方麵，他們不再背負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個人在任何時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從前的時代，亦即社會對人的階級歸類法。從前的幾代中國青年，在胎裏就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自呱呱墜地那一天起，就被社會戴著階級歸類法的有色眼鏡看待之了。倘他們中誰身上的階級烙印不是“紅色”的而是所謂“黑色”的，那麽他們的一生，命中注定了是與出身掙紮不休的一生，幾乎至死仍以他們的失敗而告終，如果他們沒能活到“改革開放”以後的話……
其次，他們不必再以人生最大的，尤其是青年時代最精華的能動力，去追求時代和社會對人最嚴格的認知性。從前的時代和社會，是多麽政治化的時代和社會不言自明。優秀青年的前提是政治上優秀與否，而且隻有這唯一的前提。而且政治上優秀與否的標準，隨著時代和社會階級鬥爭之弦的繃緊，定位越來越“高”、越來越荒唐。從前的時代，青年們的個人鑑定實際上是政治鑑定，個人履歷實際上是政治履歷。故從前的青年，檔案中倘記載下了“政治不成熟”，那就意味著一輩子“不成熟”了；倘履歷中有政治性的不利裁定，那就意味著一輩子的人生被提前裁定了。其後無論在別的方麵多麽積極努力，都難以受到極端政治化的時代和社會的信賴了。往往，在其他方麵越積極努力，越受懷疑，其人生也越不順利。至於其他方麵的才能，註定了的受鄙薄。最好的結果，也不過爭取到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資格。尤其可怕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似乎有法定的權力，在某一個具體的青年完全不知的情況之下，將幾乎等於判人以“死緩”的政治鑑定，塞入那一青年的檔案。
家庭出身，政治鑑定，人隻要攤上了兩項中的一項“異類”顯示，就像攤上了癌症一樣。那需要特別能忍的人生熬受力，才會主觀上“照常”活著。若兩項都在青年時期不幸攤上了，人生就悲慘了。
當今之青年，畢竟的，不再會被以上兩種十字架的陰影所籠罩了。
當今之青年，除非他將自己的人生坐標點確定在政治舞台上，否則不必以青年時期最精華的能動力，去競標社會和時代高懸的政治之標。
當今之青年，即或政治上真的不成熟，甚而真的偏激，也自有其可以不成熟和可以偏激的權利。隻要自己不因而走向反時代、反社會的人生反麵，是有權而且可以一邊帶著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一邊在其他方麵，比如文藝才能、科技才能、商業才能等方麵努力追求其人生願望的。隻要才能被公認，一樣會獲得時代和社會的尊重。人們即使對他們的政治思想不以為然，但對他們被公認了的其他方麵的才能是不會加以抹殺的。
當今之青年，也不太會受城市戶口或農村戶口的終生捆綁了。戶口在某些方麵，對於當今之青年們仍具有人生的限製性，但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相比，那限製性是小得多了。
當今之社會和時代，已基本上形成了這樣的理念，那就是——中國的每一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在內，已不僅是城市人的城市和北京，同時也是屬於廣大農村青年的。隻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到各個城市，包括北京尋求他們人生的機遇。當然別忘了帶身份證。隻要遵紀守法，隻要他們靠了人生的能動力和實際技能，哪怕是最簡單的技能也可以在北京等城市生存下去，那麽他們的此種權利基本上是不受剝奪的。比如北京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田歌，就曾將一名外地長住北京的撿破爛的青年農民請入演播室做嘉賓。他以他的城市生存表現獲得了北京某小區居民的信賴和歡迎。他離開了那小區後，北京居民還要設法尋找到他。有些城市，包括北京，幾年前就開始向在城市生存表現優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頒發過表彰證書……
那麽，會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說服他那是時代的需要，他不愉悅地服從是他的不對。
如果他還不安心呢？
那麽他將受到警告。
如果警告也不能使他的工作出色起來呢？
那麽他的下場將是被開除。
而一個因不服從時代的安排被單位開除了的人，意味著被時代拋棄了，意味著連廢品回收站這樣的單位都難以再接收他了。因為廢品回收站既然也是一個單位，它的員工的名額以及他們的工資，也是由國家限定的。
那麽，這個人差不多就被時代取消了在城市裏正常生存的資格了。
並且，他等於被時代宣布為“劣等”的人。
犯了錯誤的人，隻要表示了虔誠的悔改，還有重新獲得工作權利的機會。
但一個犯了不服從時代安排命運這種錯誤的人，意味著他直接冒犯的是時代最神聖的權威。若想取得時代的寬恕，非痛哭流涕幾遭不可。
從前的時代，視社會為它所操縱的一台機器，視絕大多數人為這一機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顆螺絲釘而已。時代的流水線上，成批地生產同樣的“部件”和“螺絲釘”。
一言以蔽之，從前的時代，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從不曾是“以人為本”的時代，而是將人“生產資料”化的時代。是的，它隻不過將絕大多數人當成社會“資料庫”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積壓物資……
因而從前的青年，無論農村裏的青年還是城市裏的青年，總體上共同缺乏的，最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動力。時代和社會本身，也便漸漸地失去了活力。青年與時代、與社會的關係，幾乎完完全全是被動的，是徹底的服從與被主宰的關係。這一種關係一向地沒有絲毫的鬆動。直至1966年才鬆動了一次——於是從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洩地表演他們的政治參與能量，那是他們的人生能動力唯一被允許和慫恿體現的方麵……
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的青年相比，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國青年，毫無疑問是幸運得多的——這不但是當代中國青年的幸運，也體現著當代中國的發展和進步。
70年代出生的人，現在已經三十多歲或超過四十歲了；80年代出生的人，也二十多歲或超過三十歲了。後者是中國最新的一代青年。相對於前者，可謂小青年。他們也許在讀大一大二，也許從中專或職高畢業了，剛剛參加工作。
而前者，卻已在“改革開放”後即轉型期潮湧連波的海麵衝浪數年了。在愛情、事業、家庭諸方麵，都各自有過些苦辣酸甜麻的體會了。與他們同時代出生的農村青年們，也有著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形成的社會基因了。他們的思想觀念，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農民的思想觀念了，人生形態也不再是了。
我認為，總而言之，畢竟的，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的青年相比，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國青年，毫無疑問是幸運得多的。
首先，在人與時代、與社會的關係方麵，他們不再背負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個人在任何時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從前的時代，亦即社會對人的階級歸類法。從前的幾代中國青年，在胎裏就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自呱呱墜地那一天起，就被社會戴著階級歸類法的有色眼鏡看待之了。倘他們中誰身上的階級烙印不是“紅色”的而是所謂“黑色”的，那麽他們的一生，命中注定了是與出身掙紮不休的一生，幾乎至死仍以他們的失敗而告終，如果他們沒能活到“改革開放”以後的話……
其次，他們不必再以人生最大的，尤其是青年時代最精華的能動力，去追求時代和社會對人最嚴格的認知性。從前的時代和社會，是多麽政治化的時代和社會不言自明。優秀青年的前提是政治上優秀與否，而且隻有這唯一的前提。而且政治上優秀與否的標準，隨著時代和社會階級鬥爭之弦的繃緊，定位越來越“高”、越來越荒唐。從前的時代，青年們的個人鑑定實際上是政治鑑定，個人履歷實際上是政治履歷。故從前的青年，檔案中倘記載下了“政治不成熟”，那就意味著一輩子“不成熟”了；倘履歷中有政治性的不利裁定，那就意味著一輩子的人生被提前裁定了。其後無論在別的方麵多麽積極努力，都難以受到極端政治化的時代和社會的信賴了。往往，在其他方麵越積極努力，越受懷疑，其人生也越不順利。至於其他方麵的才能，註定了的受鄙薄。最好的結果，也不過爭取到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資格。尤其可怕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似乎有法定的權力，在某一個具體的青年完全不知的情況之下，將幾乎等於判人以“死緩”的政治鑑定，塞入那一青年的檔案。
家庭出身，政治鑑定，人隻要攤上了兩項中的一項“異類”顯示，就像攤上了癌症一樣。那需要特別能忍的人生熬受力，才會主觀上“照常”活著。若兩項都在青年時期不幸攤上了，人生就悲慘了。
當今之青年，畢竟的，不再會被以上兩種十字架的陰影所籠罩了。
當今之青年，除非他將自己的人生坐標點確定在政治舞台上，否則不必以青年時期最精華的能動力，去競標社會和時代高懸的政治之標。
當今之青年，即或政治上真的不成熟，甚而真的偏激，也自有其可以不成熟和可以偏激的權利。隻要自己不因而走向反時代、反社會的人生反麵，是有權而且可以一邊帶著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一邊在其他方麵，比如文藝才能、科技才能、商業才能等方麵努力追求其人生願望的。隻要才能被公認，一樣會獲得時代和社會的尊重。人們即使對他們的政治思想不以為然，但對他們被公認了的其他方麵的才能是不會加以抹殺的。
當今之青年，也不太會受城市戶口或農村戶口的終生捆綁了。戶口在某些方麵，對於當今之青年們仍具有人生的限製性，但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相比，那限製性是小得多了。
當今之社會和時代，已基本上形成了這樣的理念，那就是——中國的每一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在內，已不僅是城市人的城市和北京，同時也是屬於廣大農村青年的。隻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到各個城市，包括北京尋求他們人生的機遇。當然別忘了帶身份證。隻要遵紀守法，隻要他們靠了人生的能動力和實際技能，哪怕是最簡單的技能也可以在北京等城市生存下去，那麽他們的此種權利基本上是不受剝奪的。比如北京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田歌，就曾將一名外地長住北京的撿破爛的青年農民請入演播室做嘉賓。他以他的城市生存表現獲得了北京某小區居民的信賴和歡迎。他離開了那小區後，北京居民還要設法尋找到他。有些城市，包括北京，幾年前就開始向在城市生存表現優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頒發過表彰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