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盡管如此，我們卻並非朋友。
因為他是一個過分自以為是的人。
我也每每的自以為是。並且我認為，人人都有自以為是的時候。自以為是像舌苔一樣，是人性與生俱來的缺點。隻要人進行飲食，便有舌苔。人的身體有任何方麵的問題，即使很小的問題，也會從舌苔的變化反應出來。進言之，古往今來，沒有過一生從未自以為是一次的人。那樣的人，完全可以說——不是人。但一個人過分的自以為是，喜歡他的人將是極少極少的。用我們中國人習慣的話說，那種人“有病”。
我不喜歡過分自以為是的人。
哪怕他是我的至親之人，我也不喜歡。
特拉維斯先生還是一個心懷大憎恨，但卻極善於掩飾的人。
他能在任何人麵前偽裝得彬彬有禮，麵帶意味深長的微笑。隻要他願意，他可以一邊尋思著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殺死你，一邊微笑著與你握手，拍你的肩。他這種表演天賦，比許多大牌電影明星還高級。與後者們相比，他是天王級的。
這是特拉維斯先生極可怕的一麵。
我怎麽會與如此可怕的人成為朋友呢？
是的，我非常熟悉他。特別了解他，也特別理解他。
但我們絕對不可能成為朋友。
除非我也“有病”。
2、特拉維斯先生“出生”於1976年的紐約。他一“出生”就已經三十五六歲了——他是美國電影《計程車司機》的主角，在紐約開夜班計程車。
他還是越戰退伍軍人。在1976年的美國，不少和他年齡差不多的美國男人都有同樣的經歷。他們所經歷的那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對於他們不啻於是一場噩夢。對於美國也不啻於是一場噩夢。美國後來對於越戰的反思也曠日持久；而對於越南，那一場戰爭是慘烈的災難。
許多越戰後退役、退伍的官兵不僅留下了身體殘疾，還造成了心理的精神上的創傷。他們是對越戰反思最深切的群體。
特拉維斯先生卻很僥倖。他的身體沒留下任何殘疾。他也從沒做過戰場噩夢。起碼電影中沒表現這一點。
但特拉維斯先生患有嚴重的失眠症，有時須服安眠藥才能成眠。這一點是否與他的戰爭經歷有關，電影沒交代。
特拉維斯在越戰中表現怎樣？英勇還是怯懦？被戰友相救過還是相救過戰友？他殘暴無比還是相對人道一些？他屠殺過手無寸鐵的越南人民嗎？在他戰友們屠殺時，他會吸著煙或嚼著口香糖饒有興趣地看著覺得像看戰地節目似的嗎？
以上一切電影中都沒交代。
故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經歷過越戰的特拉維斯先生，既沒有什麽浴血奮戰的特殊體驗值得講述，也沒有什麽共同出生入死的戰友值得緬懷，或後來成為親密兄弟。
他隻不過入伍了，無驚無險地經歷了，僥倖全身而退了。
故對於那一場戰爭，他的頭腦之中沒有銘記下什麽，也從沒進行過反思。
不少經歷過越戰的退役或退伍的美國官兵，雖然也像他一樣幸運，但親眼目睹那場戰爭給美、越兩國人民造成的痛苦，那也還是要反思的。即使胸前佩戴著越戰英雄獎章也要反思。
但是，看來特拉維斯先生與他們不同。
特拉維斯先生的大腦似乎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
其實這樣的人也很少。比白獅或白虎還少。他們的存在，也是我們人類中基因變異的一種現象。
對於所經歷的壞事可以不反思，或曰大腦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就個體而言，換一種思維來想，簡直同樣也是一種幸運。但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則是大的不幸、大的悲哀。換一百種思維還是。
像特拉維斯先生這樣的公民多了，甚而在公民比例中成為多數的話，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就喪失了記憶。
而喪失了記憶的國家或民族會變成很“二”的國家或民族。它沒有昨天、沒有明天，隻有當下。沒有昨天的國家或民族不可能思考它的明天；不思考明天的國家或民族不可能真的產生改變當下的行動。而這樣的國家或民族的人，行屍走肉般地很“二”地活於當下，其狀態與非洲草原上的角馬群是差不了多少的。他們的一切行為都隻不過是對社會適應與不適應的本能的生存反應，而不是理性態度。
特拉維斯先生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你可以認為他“有病”，也可以認為他很“二”。但千萬不要被他彬彬有禮的假象所欺騙，忘了前邊我所提醒的一點——他特危險。
3、活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美國紐約的特拉維斯先生，以他的眼看到了紐約這座大都市的種種墮落與罪惡。夜幕下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聲色犬馬、道德買賣、肉體交易，不但使他這名夜班計程車司機越來越覺得不適，而且越來越使他內心裏產生憎恨。
他從沒憎恨過越戰。
因為他對越戰沒有了記憶。所以既不譴責那場戰爭的發動者，也不擁護那場戰爭的結束。他隻不過去了，回來了，徹底忘記了。
但是他對1976年的美國“當下”反應極度敏感，如同蛇對地表的震動那麽敏感。
在他看來，紐約的墮落與罪惡當然代表整個美國的墮落與罪惡。於是他決定“替天行道”，充當黑暗社會的光復者。而光復者的行動不可能不是戰鬥行動，於是他買了四把手槍，利用業餘時間複習射擊本領，決心替美國掃除一切“人渣”。在電影中，他複習射擊本領的片段堪稱經典——側身而立，一手叉腰，一眼微眯，口中連連發出“砰”的“槍聲”；之後嘴角浮現出一絲輕蔑而自信的微笑。對於整個“黑暗社會”他是極其輕蔑的，對於拯救美國完成光復使命，他是特別自信的。“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光復者特拉維斯就要出擊了……
4、特拉維斯認為：社會之所以黑暗，肯定是無恥政客們搞的。於是他將自己首次出擊的目標鎖定為總統參選人——參議員帕蘭汀。而帕蘭汀的競選對手是另一位參議員哈瑞斯。
為什麽他的出擊目標是帕蘭汀而非哈瑞斯呢？
因為他暗戀上了哈瑞斯的助選人員貝茜，一位美貌的淑女型的知識分子女性。在他那兒，邏輯顯然又是這樣的——解決掉帕蘭汀就會使哈瑞斯大獲全勝，也就等於助了心愛之人貝茜一臂之力。
至於帕蘭汀與哈瑞斯之間誰較能負起總統職責，在他那兒是不予考慮的。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光復者特拉維斯，其實內心毫無正義原則，他的行為驅動力，隻不過是病態的自我想像的“正義行為藝術”罷了。
他槍殺帕蘭汀的企圖因為引起了警惕而沒能實現。
於是他拯救國家的行動又轉向了拯救艾瑞斯……
5、艾瑞斯是十三歲的雛妓，她被皮條客和情人所控製，沉淪於賣淫生涯毫無自拔意識。
特拉維斯結識了艾瑞斯後，勸她回到學校去學習，而她對他的教誨不以為然。
因為他是一個過分自以為是的人。
我也每每的自以為是。並且我認為，人人都有自以為是的時候。自以為是像舌苔一樣，是人性與生俱來的缺點。隻要人進行飲食，便有舌苔。人的身體有任何方麵的問題，即使很小的問題，也會從舌苔的變化反應出來。進言之，古往今來，沒有過一生從未自以為是一次的人。那樣的人，完全可以說——不是人。但一個人過分的自以為是，喜歡他的人將是極少極少的。用我們中國人習慣的話說，那種人“有病”。
我不喜歡過分自以為是的人。
哪怕他是我的至親之人，我也不喜歡。
特拉維斯先生還是一個心懷大憎恨，但卻極善於掩飾的人。
他能在任何人麵前偽裝得彬彬有禮，麵帶意味深長的微笑。隻要他願意，他可以一邊尋思著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殺死你，一邊微笑著與你握手，拍你的肩。他這種表演天賦，比許多大牌電影明星還高級。與後者們相比，他是天王級的。
這是特拉維斯先生極可怕的一麵。
我怎麽會與如此可怕的人成為朋友呢？
是的，我非常熟悉他。特別了解他，也特別理解他。
但我們絕對不可能成為朋友。
除非我也“有病”。
2、特拉維斯先生“出生”於1976年的紐約。他一“出生”就已經三十五六歲了——他是美國電影《計程車司機》的主角，在紐約開夜班計程車。
他還是越戰退伍軍人。在1976年的美國，不少和他年齡差不多的美國男人都有同樣的經歷。他們所經歷的那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對於他們不啻於是一場噩夢。對於美國也不啻於是一場噩夢。美國後來對於越戰的反思也曠日持久；而對於越南，那一場戰爭是慘烈的災難。
許多越戰後退役、退伍的官兵不僅留下了身體殘疾，還造成了心理的精神上的創傷。他們是對越戰反思最深切的群體。
特拉維斯先生卻很僥倖。他的身體沒留下任何殘疾。他也從沒做過戰場噩夢。起碼電影中沒表現這一點。
但特拉維斯先生患有嚴重的失眠症，有時須服安眠藥才能成眠。這一點是否與他的戰爭經歷有關，電影沒交代。
特拉維斯在越戰中表現怎樣？英勇還是怯懦？被戰友相救過還是相救過戰友？他殘暴無比還是相對人道一些？他屠殺過手無寸鐵的越南人民嗎？在他戰友們屠殺時，他會吸著煙或嚼著口香糖饒有興趣地看著覺得像看戰地節目似的嗎？
以上一切電影中都沒交代。
故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經歷過越戰的特拉維斯先生，既沒有什麽浴血奮戰的特殊體驗值得講述，也沒有什麽共同出生入死的戰友值得緬懷，或後來成為親密兄弟。
他隻不過入伍了，無驚無險地經歷了，僥倖全身而退了。
故對於那一場戰爭，他的頭腦之中沒有銘記下什麽，也從沒進行過反思。
不少經歷過越戰的退役或退伍的美國官兵，雖然也像他一樣幸運，但親眼目睹那場戰爭給美、越兩國人民造成的痛苦，那也還是要反思的。即使胸前佩戴著越戰英雄獎章也要反思。
但是，看來特拉維斯先生與他們不同。
特拉維斯先生的大腦似乎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
其實這樣的人也很少。比白獅或白虎還少。他們的存在，也是我們人類中基因變異的一種現象。
對於所經歷的壞事可以不反思，或曰大腦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就個體而言，換一種思維來想，簡直同樣也是一種幸運。但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則是大的不幸、大的悲哀。換一百種思維還是。
像特拉維斯先生這樣的公民多了，甚而在公民比例中成為多數的話，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就喪失了記憶。
而喪失了記憶的國家或民族會變成很“二”的國家或民族。它沒有昨天、沒有明天，隻有當下。沒有昨天的國家或民族不可能思考它的明天；不思考明天的國家或民族不可能真的產生改變當下的行動。而這樣的國家或民族的人，行屍走肉般地很“二”地活於當下，其狀態與非洲草原上的角馬群是差不了多少的。他們的一切行為都隻不過是對社會適應與不適應的本能的生存反應，而不是理性態度。
特拉維斯先生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你可以認為他“有病”，也可以認為他很“二”。但千萬不要被他彬彬有禮的假象所欺騙，忘了前邊我所提醒的一點——他特危險。
3、活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美國紐約的特拉維斯先生，以他的眼看到了紐約這座大都市的種種墮落與罪惡。夜幕下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聲色犬馬、道德買賣、肉體交易，不但使他這名夜班計程車司機越來越覺得不適，而且越來越使他內心裏產生憎恨。
他從沒憎恨過越戰。
因為他對越戰沒有了記憶。所以既不譴責那場戰爭的發動者，也不擁護那場戰爭的結束。他隻不過去了，回來了，徹底忘記了。
但是他對1976年的美國“當下”反應極度敏感，如同蛇對地表的震動那麽敏感。
在他看來，紐約的墮落與罪惡當然代表整個美國的墮落與罪惡。於是他決定“替天行道”，充當黑暗社會的光復者。而光復者的行動不可能不是戰鬥行動，於是他買了四把手槍，利用業餘時間複習射擊本領，決心替美國掃除一切“人渣”。在電影中，他複習射擊本領的片段堪稱經典——側身而立，一手叉腰，一眼微眯，口中連連發出“砰”的“槍聲”；之後嘴角浮現出一絲輕蔑而自信的微笑。對於整個“黑暗社會”他是極其輕蔑的，對於拯救美國完成光復使命，他是特別自信的。“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光復者特拉維斯就要出擊了……
4、特拉維斯認為：社會之所以黑暗，肯定是無恥政客們搞的。於是他將自己首次出擊的目標鎖定為總統參選人——參議員帕蘭汀。而帕蘭汀的競選對手是另一位參議員哈瑞斯。
為什麽他的出擊目標是帕蘭汀而非哈瑞斯呢？
因為他暗戀上了哈瑞斯的助選人員貝茜，一位美貌的淑女型的知識分子女性。在他那兒，邏輯顯然又是這樣的——解決掉帕蘭汀就會使哈瑞斯大獲全勝，也就等於助了心愛之人貝茜一臂之力。
至於帕蘭汀與哈瑞斯之間誰較能負起總統職責，在他那兒是不予考慮的。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光復者特拉維斯，其實內心毫無正義原則，他的行為驅動力，隻不過是病態的自我想像的“正義行為藝術”罷了。
他槍殺帕蘭汀的企圖因為引起了警惕而沒能實現。
於是他拯救國家的行動又轉向了拯救艾瑞斯……
5、艾瑞斯是十三歲的雛妓，她被皮條客和情人所控製，沉淪於賣淫生涯毫無自拔意識。
特拉維斯結識了艾瑞斯後，勸她回到學校去學習，而她對他的教誨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