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與80%的區分，比喻“靈感”顯然來自這樣的數據：20%的中國人擁有80%以上的國內銀行的存款，而80%的中國人僅擁有20%。這還沒算上存在國外銀行的美金、英鎊、歐元之類，以及20%的中國人置買於國外的豪宅、別墅以及莊園、礦山。
冷靜地想一想就會明白——以上兩種比喻其實是存在概念置換問題的。因為，20%的國人擁有80%以上的銀行存款，並不等於擁有80%以上的國家財富，更不等於占有80%以上的實際生存空間。
但是要求80%還多的大受貧富懸殊差別刺激的同胞們冷靜，幾乎會被認為與20%的人狼狽為奸，所以很少有人用冷靜不冷靜來勸80%的絕大多數同胞。
是的，2000年以後，我確實經常聽到對於我們中國的以上兩種比喻。
而且，以上兩種比喻，又往往激起以下同仇敵愾似的言論：
媽媽的，幹脆翻車拉倒球的算啦！
等著瞧吧，泰坦尼克不是都沉了嗎？
這便是後來被概括為“地火在運行”的民間心理圖畫。在我印象中，“地火在運行”五字乃是已故老文化界領導陳荒煤的一部散文集之集名。民間是不熟知陳荒煤其名的，更不會知道他有過那麽一部散文集。又可以肯定，“地火在運行”，實則為敏感的知識分子們的概括，說是“坊間”的概括也未嚐不可。在從前年代，出版社曰刻印坊。“坊間”有“文化圈”的含意。“洛陽紙貴”便是相對於“坊間”而言的。
至近年，“地火在運行”五字，又引申出“改革與革命賽跑”的國情概括。這主要是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們的話語。這種話，我在某些討論國是民生的會議上也大聲疾呼過。我這樣的文化知識分子，當然主張中國加快政治體製改革，以順應國人對民主、公平、更多公民權利與利益的訴求；從根本上防止腐敗，限製特權，縮小貧富差距。說“改革與革命賽跑”的知識分子，有的是真擔憂革命之發生。並且他們的擔憂，非是站在一己得失之立場而生，首先是站在民眾立場而生，更是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而生。他們都是熟知中外近代史的。民眾在所謂革命中除了獲得憤恨情緒大釋放的快感，以及一時之所謂社會地位的“提高”，實際上其絕大多數從不曾分享過革命的物質成果。因為道理是那麽的簡單明白——革命本身不可能是任何生產力。恰恰相反，是對一切生產力的最嚴重的破壞力。所以爆發革命的任何國家都必然經歷一個“生產廢墟”階段。而且，革命的生命代價極大。付出此代價的，也必然主要是社會的底層人口。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們，希望改革不要失去機遇，進行在革命的前邊，心願也正基於此點。人民獲得革命之物質成果，乃是革命成功之後的事，說到底還是要從發展生產的過程中獲得，並且將一如既往地以絕大多數之人口，獲得極有限的一部分物質成果。因為比之於改革家，革命家對於社會分配之經驗是有限的。且往往被勝利沖昏頭腦，認為畢竟將革命搞成功了，於是有權接受膜拜頂禮。但此處所言之革命，其實是中外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武裝奪取政權式的遍地陳屍流血式的革命。亦即敘利亞式的革命。卡紮菲的下場證明，若太迷戀專製，坐失了改革機遇，革命又是不可避免的。是的，改革也有機遇期，一旦坐失，所謂“過了這一村，便無這一店”了。
說“改革與革命賽跑”的知識分子中，有的並不真的擔憂革命之發生。以他們對於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之發生的歷史常識思想，以他們對中國之民性的考察結果，其實得出的是這樣的結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根本不會發生革命。什麽顏色的革命都不會發生，什麽花樣的革命也不會發生。暴力的流血的以無數生命為代價的革命不會發生；非暴力的以抗議遊行示威為方式的算得上是革命並且真有革命目的之大事件也不會發生。
“溫飽漢不造反”——此古代常識也。
在古代，亦即農耕社會，溫飽問題是國家首要問題，農民是國家主要人口。風調雨順年景，農民的日子得以維持溫飽不成問題。那樣的情況下，縱有幾百個陳勝、吳廣大聲疾呼，起勁號召，農民們也隻不過以看“熱鬧”的眼看他們罷了。官府如許諾抓住他們有賞，農民是樂於幹的。惰性乃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動物的本性，越高級的動物惰性越大。現代的人類較之古代的人表麵看似乎是人人熱愛工作的，其實骨子裏是更缺乏勞動恆力的。現代人之所以追求現代，原本是希望現代能使自己少出力而多享受現代好處的。反而變成了工作的奴隸，隻不過是事與願違罷了。
故，既溫飽，則懶得造反。造反是何等兇險多麽得不償失的事啊！除非隻剩造反一條路了，否則圖的什麽呢？這點兒明智，中國農民早已具有。
“城裏人不齊心”——說階級也罷，論階層也罷，總之城裏人更是分出三六九等的人口，難以集中在一個口號之下，全世界每座城市都是如此。某一部分人為了達到某種訴求，暫時採取一致行動的事在中國是可能發生的，但表達訴求有別於革命。中國的城裏人，現在看，尤其捏不到一塊兒去了，因為都太聰明了。即使內心裏有訴求，也大抵不會親自加入到統一的行動中去。十之八九的人希望別人去行動，而自己大沾其光罷了。
故，今日之中國城裏人，“意見黨”分子是很有一批的。但這一“烏合之眾”中，根本產生不了什麽真正的“意見領袖”。某一時期“意見黨”分子們會由於心理所需捧出一位，但過不了多久，便會被別的“意見黨”滅掉，或者直接被自己曾經的擁戴者們滅掉。今日之中國城裏人，精神上被領袖需要傷得甚深。不論年輕者、年長者，心理深層其實是排斥領袖的。在年長者的語境中，“領袖”一詞已成“老詞”，他們願意用現代的“國家領導人”取而代之。而在年輕人那兒，擁戴誰崇拜誰信任誰是絕無長性的，是將誰當成一時所需的“精神玩偶”罷了。“精神玩偶”是要相陪著“粉絲”玩兒的。既不但要玩兒精神，也要玩兒互動之親密關係。而玩兒精神，自然包括玩兒“不同政見”。在今日之中國，沒點兒“不同政見”，也夠不上“精神玩偶”的範兒啊！但“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一朝玩兒厭了，也自然首先是“粉絲”們玩厭了，於是雙方麵另逐新歡。“粉絲”不反目、不落井下石，對“精神玩偶”便是好結果，幸運也。
網絡是個好東西。網絡真的好極了。網絡的威力足以消解革命。
網民們以為，人自話筒了，“自媒體”了，掌握“人肉搜索”的威力無比的強大武器了，於是自己們由往昔沉默的大多數，一下子變得具有聲討實力了。
這當然是事實的一方麵。
但據我看來，事實的另一方麵乃是，或曰真相乃是——網絡首先利好於政府。
冷靜地想一想就會明白——以上兩種比喻其實是存在概念置換問題的。因為，20%的國人擁有80%以上的銀行存款，並不等於擁有80%以上的國家財富，更不等於占有80%以上的實際生存空間。
但是要求80%還多的大受貧富懸殊差別刺激的同胞們冷靜，幾乎會被認為與20%的人狼狽為奸，所以很少有人用冷靜不冷靜來勸80%的絕大多數同胞。
是的，2000年以後，我確實經常聽到對於我們中國的以上兩種比喻。
而且，以上兩種比喻，又往往激起以下同仇敵愾似的言論：
媽媽的，幹脆翻車拉倒球的算啦！
等著瞧吧，泰坦尼克不是都沉了嗎？
這便是後來被概括為“地火在運行”的民間心理圖畫。在我印象中，“地火在運行”五字乃是已故老文化界領導陳荒煤的一部散文集之集名。民間是不熟知陳荒煤其名的，更不會知道他有過那麽一部散文集。又可以肯定，“地火在運行”，實則為敏感的知識分子們的概括，說是“坊間”的概括也未嚐不可。在從前年代，出版社曰刻印坊。“坊間”有“文化圈”的含意。“洛陽紙貴”便是相對於“坊間”而言的。
至近年，“地火在運行”五字，又引申出“改革與革命賽跑”的國情概括。這主要是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們的話語。這種話，我在某些討論國是民生的會議上也大聲疾呼過。我這樣的文化知識分子，當然主張中國加快政治體製改革，以順應國人對民主、公平、更多公民權利與利益的訴求；從根本上防止腐敗，限製特權，縮小貧富差距。說“改革與革命賽跑”的知識分子，有的是真擔憂革命之發生。並且他們的擔憂，非是站在一己得失之立場而生，首先是站在民眾立場而生，更是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而生。他們都是熟知中外近代史的。民眾在所謂革命中除了獲得憤恨情緒大釋放的快感，以及一時之所謂社會地位的“提高”，實際上其絕大多數從不曾分享過革命的物質成果。因為道理是那麽的簡單明白——革命本身不可能是任何生產力。恰恰相反，是對一切生產力的最嚴重的破壞力。所以爆發革命的任何國家都必然經歷一個“生產廢墟”階段。而且，革命的生命代價極大。付出此代價的，也必然主要是社會的底層人口。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們，希望改革不要失去機遇，進行在革命的前邊，心願也正基於此點。人民獲得革命之物質成果，乃是革命成功之後的事，說到底還是要從發展生產的過程中獲得，並且將一如既往地以絕大多數之人口，獲得極有限的一部分物質成果。因為比之於改革家，革命家對於社會分配之經驗是有限的。且往往被勝利沖昏頭腦，認為畢竟將革命搞成功了，於是有權接受膜拜頂禮。但此處所言之革命，其實是中外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武裝奪取政權式的遍地陳屍流血式的革命。亦即敘利亞式的革命。卡紮菲的下場證明，若太迷戀專製，坐失了改革機遇，革命又是不可避免的。是的，改革也有機遇期，一旦坐失，所謂“過了這一村，便無這一店”了。
說“改革與革命賽跑”的知識分子中，有的並不真的擔憂革命之發生。以他們對於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之發生的歷史常識思想，以他們對中國之民性的考察結果，其實得出的是這樣的結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根本不會發生革命。什麽顏色的革命都不會發生，什麽花樣的革命也不會發生。暴力的流血的以無數生命為代價的革命不會發生；非暴力的以抗議遊行示威為方式的算得上是革命並且真有革命目的之大事件也不會發生。
“溫飽漢不造反”——此古代常識也。
在古代，亦即農耕社會，溫飽問題是國家首要問題，農民是國家主要人口。風調雨順年景，農民的日子得以維持溫飽不成問題。那樣的情況下，縱有幾百個陳勝、吳廣大聲疾呼，起勁號召，農民們也隻不過以看“熱鬧”的眼看他們罷了。官府如許諾抓住他們有賞，農民是樂於幹的。惰性乃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動物的本性，越高級的動物惰性越大。現代的人類較之古代的人表麵看似乎是人人熱愛工作的，其實骨子裏是更缺乏勞動恆力的。現代人之所以追求現代，原本是希望現代能使自己少出力而多享受現代好處的。反而變成了工作的奴隸，隻不過是事與願違罷了。
故，既溫飽，則懶得造反。造反是何等兇險多麽得不償失的事啊！除非隻剩造反一條路了，否則圖的什麽呢？這點兒明智，中國農民早已具有。
“城裏人不齊心”——說階級也罷，論階層也罷，總之城裏人更是分出三六九等的人口，難以集中在一個口號之下，全世界每座城市都是如此。某一部分人為了達到某種訴求，暫時採取一致行動的事在中國是可能發生的，但表達訴求有別於革命。中國的城裏人，現在看，尤其捏不到一塊兒去了，因為都太聰明了。即使內心裏有訴求，也大抵不會親自加入到統一的行動中去。十之八九的人希望別人去行動，而自己大沾其光罷了。
故，今日之中國城裏人，“意見黨”分子是很有一批的。但這一“烏合之眾”中，根本產生不了什麽真正的“意見領袖”。某一時期“意見黨”分子們會由於心理所需捧出一位，但過不了多久，便會被別的“意見黨”滅掉，或者直接被自己曾經的擁戴者們滅掉。今日之中國城裏人，精神上被領袖需要傷得甚深。不論年輕者、年長者，心理深層其實是排斥領袖的。在年長者的語境中，“領袖”一詞已成“老詞”，他們願意用現代的“國家領導人”取而代之。而在年輕人那兒，擁戴誰崇拜誰信任誰是絕無長性的，是將誰當成一時所需的“精神玩偶”罷了。“精神玩偶”是要相陪著“粉絲”玩兒的。既不但要玩兒精神，也要玩兒互動之親密關係。而玩兒精神，自然包括玩兒“不同政見”。在今日之中國，沒點兒“不同政見”，也夠不上“精神玩偶”的範兒啊！但“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一朝玩兒厭了，也自然首先是“粉絲”們玩厭了，於是雙方麵另逐新歡。“粉絲”不反目、不落井下石，對“精神玩偶”便是好結果，幸運也。
網絡是個好東西。網絡真的好極了。網絡的威力足以消解革命。
網民們以為，人自話筒了，“自媒體”了，掌握“人肉搜索”的威力無比的強大武器了，於是自己們由往昔沉默的大多數，一下子變得具有聲討實力了。
這當然是事實的一方麵。
但據我看來，事實的另一方麵乃是，或曰真相乃是——網絡首先利好於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