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時代，所有人都無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關在籠中的猴子。籠中隻有政治一種關係，政治又在籠外進行著最嚴厲的監管。
自行地關在籠中（如果誰真的對商業時代不堪忍受的話）總比被關在籠中強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總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麵人性……
中國人，一個人是條龍，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條龍，您同意嗎？
實際上這幾乎是人類的一種普遍現象——魯賓遜不是中國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島後，很像一條龍，這叫“置於死地而後生”。一個中國人陷入絕境，其自救能力一點兒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個種族的人強。現在看來，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是更弱了。日本人也不隻有在集群的情況下才像龍，單個的日本人也有很“強大”的。
以上那句話，據我所知，是專指中國人在國外的作為而言的，尤其專指近十幾年去國外撞人生幸運的中國人而言的。好機會有限，一個中國人為了強調自己是“最棒”的中國人，往往不惜貶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數的他們初到異域，又往往無依無靠，如魯賓遜之落荒島。這時他們正反的種種人生能力就被逼出來了，所以在正反兩方麵都有點兒像龍了。
同在異域，其他國家的人，一般體現出靠攏傾向和凝聚本能，這一點以日本人、韓國人、黑人為突出，所以說一群日本人像一條龍。而中國人體現出獨闖性，怕在好機會麵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贅。
如果將一些韓國人、日本人、中國大陸人、中國台灣人、中國香港人“歸納”在同一個競爭平麵，那麽某一個韓國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於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還在他麵前趾高氣揚，他也許會辭職；某一個日本人卻會這樣想：我弱於我的同胞不算什麽特別恥辱的事，但我無論如何可不能弱於中國人！而某一個中國大陸人往往會這麽立誌氣：我弱於誰都無所謂，就是別弱於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別國人證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強多了；而某一個中國台灣人是不那麽甘於居中國香港人之後的，而某一中國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碼要證明自己比大陸人強一些吧！
日本人和韓國人在國外的立足意識是——怎麽看待我的同胞便等於怎麽看待我，所以我的榮辱和我同胞的榮辱有時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必須相互靠攏。
中國的香港人和台灣人的立足意識是——我們一向是“另一類”中國人，我們要與中國大陸人保持一定的疏離，別被與中國大陸人混為一談。
而一個中國大陸人的立足意識也許是——怎麽看待我的大陸同胞與我何幹？他們越被視為弱者、不爭者，則越顯出我是強者、優者，則屬於我的機會不是越多了麽？
近年出國的中國大陸人，幾乎皆有學識和專長，個體素質相當高。所以拋卻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識，追求實現個人目標的唯我機會。從正麵說，個體的中國人在國外的競爭能力普遍強了，顯示出一種個體中國人的龍虎之氣；從反麵說，同胞間的相互排斥、掣肘、傾軋，又總還是民族遺傳性的猴氣十足的劣相……
第三章 庸常之惡
詹森說：“所有證明窮困並非罪惡的理由，恰恰明顯地表明窮困是一種罪惡。”文明的社會不是導引人人都成為聖人的社會。恰恰相反，文明的社會是盡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會。
1.愛緣何不再動人？
在中國，在當代，愛情或曰情愛之所以不動人了，也還因為我們常說的那種“緣”，也就是那種似乎在冥冥中引導兩顆心彼此找尋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於是愛情不但變得簡單、容易，而變成了內容最淺薄、最無意味兒可言的事情。
少年的我，對愛情之嚮往，最初由“牛郎織女”一則故事而萌發。當年哥哥高一的“文學”課本上便有，而且配著美麗的插圖。
此前母親曾對我們講過的，但因並未形容過織女怎麽好看，所以聽了以後，也就並未有過弗洛伊德的心思產生，倒是很被牛郎那一頭老牛所感動。那是一頭多無私的老牛啊！活著默默地幹活，死了還要囑咐牛郎將自己的皮剝下，為能幫助牛郎和他的一兒一女乘著升天，去追趕被王母娘娘召回天庭的織女……
曾因那老牛的無私和善良落過少年淚。又由於自己也是屬牛的，更似乎引起一種同類的相憐，緣此對牛的敬意倍增，並巴望自己快快長大，以後也弄一頭牛養著，不定哪天它也開口和自己說起話來。
常在夢裏夢到自己擁有了那麽一頭牛……
及至偷看過哥哥的課本，插圖中織女的形象就深深印在頭腦中了。於是夢裏夢到的不再是一頭牛，善良的不如好看的。人一向記住的是善良的事，好看的人，而不是反過來。
以後更加巴望自己快快長大。長大後也能幸運地與天上下凡的織女做夫妻。不一定非得是織女姊妹中的“老七”。“老七”既已和牛郎做了夫妻，我也就不考慮她了。另外是她的姐姐和妹妹都成的。她很好看，她的姊妹們的模樣想必也都錯不了。那麽一來，不就和牛郎也沾親了麽？少年的我，極願和牛郎沾親。
再以後，凡是以我眼裏好看的女孩兒，或同學，或鄰家的或住一條街的丫頭，少年的我，就想像她們是自己未來的“織女”。
於是常做這樣的夢——在一處山環水繞四季如春的美麗地方，有兩間草房，一間是牛郎家，一間是我家；有兩個好看的女子，一個是牛郎的媳婦兒，一個是我媳婦兒，不消說我媳婦兒當然也是天上下凡的；有兩頭老牛，牛郎家的會說話，我家那頭也會說話；有四個孩子，牛郎家一兒一女，我家一兒一女，他們長大了正好可以互相婚配……
我所嚮往的美好愛情生活的背景，時至今日，幾乎總在農村。我並非一個城市文明的徹底的否定主義者。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連自己也解釋不清自己。有一天下午，我在社區的小公園裏獨自散步，終於為自己找到了答案之一：公園裏早晨和傍晚“人滿為患”，所以我去那裏散步，每每於下午3點鍾左右，圖的是眼淨。那一天下著微微的細雨，我想整個公園也許該獨屬於我了。不期然在林中走著走著，猛地發現幾步遠處的地上撐開著一柄傘。如果不是一低頭發現得早，不是駐步及時，非一腳踩到傘上不可！那傘下鋪著一塊塑料布，伸出四條糾纏在一起的腿，情形令我聯想到一隻觸爪不完整的大墨鬥魚。鶯聲牛喘兩相入耳，我緊急轉身悄悄遁去……沒走幾步，又見類似鏡頭。從公園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凡見六七組矣。有的情形尚雅，但多數情形一見之下，心裏不禁地罵自己一句：“你可真討厭！怎麽偏偏這時候出來散步？”
回到家裏遂想到——愛情是多麽需要空間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擁擠了，愛情沒了躲人視野的去處。近年城市興起了咖啡屋，光顧的大抵是鍾情男女。咖啡屋替這些男女盡量營造有情調的氣氛。大天白日要低垂著窗幔，晚上不開燈而燃蠟燭。又有些電影院設了雙人座，雖然不公開叫“情侶座”，但實際上是。我在上海讀大學時的20世紀70年代，外灘堪稱大上海的“愛情碼頭”。一米餘長的石凳上，晚間每每坐兩對兒。鄉下的孩子們便拿了些草編的坐墊出租。還有租“隔音板”的，其實是普通的一方合成板塊，比現如今的地板塊兒大不了多少。兩對中的兩個男人通常居中並坐，各舉一塊“隔音板”，免得說話和舉動相互幹擾。那久了也是會累的。當年使我聯想到《紅旗譜》的下集《播火記》中的一個情節——反動派活捉了朱老忠們的一個革命的農民兄弟，迫他雙手高舉一根苞穀秸。隻要他手一落下，便拉出去槍斃。其舉關乎性命，他也不過就舉了兩個多小時……
自行地關在籠中（如果誰真的對商業時代不堪忍受的話）總比被關在籠中強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總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麵人性……
中國人，一個人是條龍，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條龍，您同意嗎？
實際上這幾乎是人類的一種普遍現象——魯賓遜不是中國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島後，很像一條龍，這叫“置於死地而後生”。一個中國人陷入絕境，其自救能力一點兒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個種族的人強。現在看來，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是更弱了。日本人也不隻有在集群的情況下才像龍，單個的日本人也有很“強大”的。
以上那句話，據我所知，是專指中國人在國外的作為而言的，尤其專指近十幾年去國外撞人生幸運的中國人而言的。好機會有限，一個中國人為了強調自己是“最棒”的中國人，往往不惜貶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數的他們初到異域，又往往無依無靠，如魯賓遜之落荒島。這時他們正反的種種人生能力就被逼出來了，所以在正反兩方麵都有點兒像龍了。
同在異域，其他國家的人，一般體現出靠攏傾向和凝聚本能，這一點以日本人、韓國人、黑人為突出，所以說一群日本人像一條龍。而中國人體現出獨闖性，怕在好機會麵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贅。
如果將一些韓國人、日本人、中國大陸人、中國台灣人、中國香港人“歸納”在同一個競爭平麵，那麽某一個韓國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於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還在他麵前趾高氣揚，他也許會辭職；某一個日本人卻會這樣想：我弱於我的同胞不算什麽特別恥辱的事，但我無論如何可不能弱於中國人！而某一個中國大陸人往往會這麽立誌氣：我弱於誰都無所謂，就是別弱於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別國人證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強多了；而某一個中國台灣人是不那麽甘於居中國香港人之後的，而某一中國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碼要證明自己比大陸人強一些吧！
日本人和韓國人在國外的立足意識是——怎麽看待我的同胞便等於怎麽看待我，所以我的榮辱和我同胞的榮辱有時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必須相互靠攏。
中國的香港人和台灣人的立足意識是——我們一向是“另一類”中國人，我們要與中國大陸人保持一定的疏離，別被與中國大陸人混為一談。
而一個中國大陸人的立足意識也許是——怎麽看待我的大陸同胞與我何幹？他們越被視為弱者、不爭者，則越顯出我是強者、優者，則屬於我的機會不是越多了麽？
近年出國的中國大陸人，幾乎皆有學識和專長，個體素質相當高。所以拋卻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識，追求實現個人目標的唯我機會。從正麵說，個體的中國人在國外的競爭能力普遍強了，顯示出一種個體中國人的龍虎之氣；從反麵說，同胞間的相互排斥、掣肘、傾軋，又總還是民族遺傳性的猴氣十足的劣相……
第三章 庸常之惡
詹森說：“所有證明窮困並非罪惡的理由，恰恰明顯地表明窮困是一種罪惡。”文明的社會不是導引人人都成為聖人的社會。恰恰相反，文明的社會是盡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會。
1.愛緣何不再動人？
在中國，在當代，愛情或曰情愛之所以不動人了，也還因為我們常說的那種“緣”，也就是那種似乎在冥冥中引導兩顆心彼此找尋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於是愛情不但變得簡單、容易，而變成了內容最淺薄、最無意味兒可言的事情。
少年的我，對愛情之嚮往，最初由“牛郎織女”一則故事而萌發。當年哥哥高一的“文學”課本上便有，而且配著美麗的插圖。
此前母親曾對我們講過的，但因並未形容過織女怎麽好看，所以聽了以後，也就並未有過弗洛伊德的心思產生，倒是很被牛郎那一頭老牛所感動。那是一頭多無私的老牛啊！活著默默地幹活，死了還要囑咐牛郎將自己的皮剝下，為能幫助牛郎和他的一兒一女乘著升天，去追趕被王母娘娘召回天庭的織女……
曾因那老牛的無私和善良落過少年淚。又由於自己也是屬牛的，更似乎引起一種同類的相憐，緣此對牛的敬意倍增，並巴望自己快快長大，以後也弄一頭牛養著，不定哪天它也開口和自己說起話來。
常在夢裏夢到自己擁有了那麽一頭牛……
及至偷看過哥哥的課本，插圖中織女的形象就深深印在頭腦中了。於是夢裏夢到的不再是一頭牛，善良的不如好看的。人一向記住的是善良的事，好看的人，而不是反過來。
以後更加巴望自己快快長大。長大後也能幸運地與天上下凡的織女做夫妻。不一定非得是織女姊妹中的“老七”。“老七”既已和牛郎做了夫妻，我也就不考慮她了。另外是她的姐姐和妹妹都成的。她很好看，她的姊妹們的模樣想必也都錯不了。那麽一來，不就和牛郎也沾親了麽？少年的我，極願和牛郎沾親。
再以後，凡是以我眼裏好看的女孩兒，或同學，或鄰家的或住一條街的丫頭，少年的我，就想像她們是自己未來的“織女”。
於是常做這樣的夢——在一處山環水繞四季如春的美麗地方，有兩間草房，一間是牛郎家，一間是我家；有兩個好看的女子，一個是牛郎的媳婦兒，一個是我媳婦兒，不消說我媳婦兒當然也是天上下凡的；有兩頭老牛，牛郎家的會說話，我家那頭也會說話；有四個孩子，牛郎家一兒一女，我家一兒一女，他們長大了正好可以互相婚配……
我所嚮往的美好愛情生活的背景，時至今日，幾乎總在農村。我並非一個城市文明的徹底的否定主義者。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連自己也解釋不清自己。有一天下午，我在社區的小公園裏獨自散步，終於為自己找到了答案之一：公園裏早晨和傍晚“人滿為患”，所以我去那裏散步，每每於下午3點鍾左右，圖的是眼淨。那一天下著微微的細雨，我想整個公園也許該獨屬於我了。不期然在林中走著走著，猛地發現幾步遠處的地上撐開著一柄傘。如果不是一低頭發現得早，不是駐步及時，非一腳踩到傘上不可！那傘下鋪著一塊塑料布，伸出四條糾纏在一起的腿，情形令我聯想到一隻觸爪不完整的大墨鬥魚。鶯聲牛喘兩相入耳，我緊急轉身悄悄遁去……沒走幾步，又見類似鏡頭。從公園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凡見六七組矣。有的情形尚雅，但多數情形一見之下，心裏不禁地罵自己一句：“你可真討厭！怎麽偏偏這時候出來散步？”
回到家裏遂想到——愛情是多麽需要空間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擁擠了，愛情沒了躲人視野的去處。近年城市興起了咖啡屋，光顧的大抵是鍾情男女。咖啡屋替這些男女盡量營造有情調的氣氛。大天白日要低垂著窗幔，晚上不開燈而燃蠟燭。又有些電影院設了雙人座，雖然不公開叫“情侶座”，但實際上是。我在上海讀大學時的20世紀70年代，外灘堪稱大上海的“愛情碼頭”。一米餘長的石凳上，晚間每每坐兩對兒。鄉下的孩子們便拿了些草編的坐墊出租。還有租“隔音板”的，其實是普通的一方合成板塊，比現如今的地板塊兒大不了多少。兩對中的兩個男人通常居中並坐，各舉一塊“隔音板”，免得說話和舉動相互幹擾。那久了也是會累的。當年使我聯想到《紅旗譜》的下集《播火記》中的一個情節——反動派活捉了朱老忠們的一個革命的農民兄弟，迫他雙手高舉一根苞穀秸。隻要他手一落下，便拉出去槍斃。其舉關乎性命，他也不過就舉了兩個多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