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視我們的生活，誰都不難發現——中國正“速成”地派生著一茬又一茬的大小“貴族”。長則十幾年內，短則幾年內，再短甚至一年內、幾個月內、幾天內，一些原本樸樸實實的老百姓的孫兒孫女，就搖身一變，成為“大款”、“富豪”，起碼是什麽“老闆”的公子或千金了。這一種變當然也是好事，總比他們永遠是老百姓的孫兒孫女，甚至不幸淪為貧兒妓女要好。但遺憾的是，他們一旦“貴族”起來，在風度、禮儀、言談舉止方麵，反而變得越發地缺少甚至沒有教養，變得像小居魯士一樣。而他們的成了“大款”、“富豪”或“老闆”的父輩，也那麽自然而然地便忘了自己其實是——可能不久前仍是老百姓的兒子。他們對他們自己像小居魯士一樣驕橫跋扈，目中無人，不可一世，專善比闊比奢的兒子，又往往是那麽地沾沾自喜。
這些個“速成”起來的中國“貴族”，對平民百姓的輕蔑，毫無感情，毫無體恤，毫無慈悲，據我所知，據我看來，是比巴爾紮克筆下的某些貴族人物對平民百姓的惡劣的“階級立場”尤甚的。
所以中國有話道是“千好萬好，不如有個好爸”。
所以當代中國人一般隻比“爸”而不怎麽比“爺”。
因為一比祖父，現今的許多達官新貴、才子精英、文人學士、名媛淑女，則也許統統都隻不過是農民的孫兒孫女了。
所以，巴爾紮克的名言，放之於中國而不準也。
培養一個劣等貴族是極容易的！
3.大人與孩子的非正常關係
有一所小學校的校長，在倡導孩子們自覺培養讀書習慣的時候，脫口說出一句話——如果截止到某月某日，大家的讀書量都達到了15萬字，那麽我將會高興地從家裏爬到學校去。
也許孩子們都巴望著看到他們的校長是怎麽樣從家裏爬到學校來的吧，總之，到了那一個日子，每人的讀書量都達到了15萬字，有的孩子還超過了。
於是他們在學校裏給校長打電話，問他是否還記得自己說過的話。當然，首先是通報了他們的讀書情況。
校長聽了很高興，欣然答道：“那麽你們等著吧，我這就從家裏爬到學校去！”
於是他開始了他平生第一次長距離的爬行。馬路上自然是不允許一個能夠行走的人按自己的路線爬行的，他隻得繞路從一塊草坪爬向另一塊草坪，曲折接近學校。過往車輛的司機們明白了他為什麽爬行後，紛紛鳴笛向他致意，為他加油。許多孩子得知自己的校長說到做到，離開學校迎接他，陪伴他爬行。
他磨破了幾雙手套，磨破了褲子，磨破了膝蓋。三個多小時以後，他終於爬到了學校，全校學生為之歡呼，爭著與他親吻、擁抱。
這件事發生在美國。
我知道這件事，是因為它登在《譯林》雜誌2007年第10期，非原發之文，摘自《天津日報》。很短，題目是《信守承諾》。
有些短文受我喜歡，乃因使我聯想多多。
此短文便使我聯想多多，而且都與信守承諾的榜樣無關。
首先我想到的是孩子們和大人們的關係。
說到底，我們人類社會也是由幾種人類關係構成的，主要是男人和女人的關係；其次是“治”和“被治”的關係；再其次是強者和弱者的關係；當然，還有窮與富的關係；精英者與平凡者的關係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之人類關係，說到底無非是兩種關係，即現實關係和心理關係。現實關係主要由政治和經濟所決定，心理關係則大受文化的影響。有時文化對人類之心理關係的影響，反而要強大過由政治和經濟所決定的現實關係。進言之，沒有文化作用的介入，人類對和諧社會的祈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不僅是政治綱領，更是文化綱領。
而孩子們和大人們的關係，在我們中國人這兒，雖然當下已被研究很多，關係很多，但基本立場往往是大人們的立場，即強者和優勢者的立場。一方麵，大人們對孩子們的越來越自我中心，甚至越來越霸悍憂慮重重；另一方麵，孩子們卻一向覺得，相對於大人，他們普遍是弱者，是“被治”之人。從心理學上分析，全世界的孩子都或多或少有一種接近著受大人們“壓迫”的“小人兒”心態。這一種心態所巴望的，往往不是“再多愛我幾分”或“我們是平等的”，有時直接就變弱為強，讓大人們也嚐嚐弱者“下場”的機會。連所謂“女權主義”的產生，那也根本不是因為全世界的男人愛女人愛得不夠了，或人類社會到了近當代，男女平等的意識反而比古代還倒退了，它也直接就是女人們企圖“也讓男人們嚐一嚐弱者滋味”之心理的社會反映。
女人們尚且如此“耍小孩兒脾氣”，何況孩子們本身？
美國的孩子們伺機“報復”大人們的心理最強烈。美國佬深諳他們的孩子們的此種心理，他們以大人們的“老謀深算”應對之，方式方法之一便是以大量的娛樂文化加以抵消，所以美國拍出了世界上最多的兒童電影。而在不少美國版的兒童電影中，兒童不但是當之無愧的主角，還是強者、優勢者、大人們的同情者、愛者和義不容辭的拯救者。他們足智多謀、臨危不懼、舉重若輕、英勇果敢，往往比大人更有責任感、使命感、道義精神。那一類美國兒童電影的主題一言以蔽之便是——“感謝孩子們！沒有孩子們，大人們可怎麽辦？美國可怎麽辦？”甚至，“世界可怎麽辦？”
同時，一切類型的、形形色色的、通常不被普遍的孩子們所喜歡尤其被他們所嫌惡的大人們，又尤其是在大人們看來也很壞的大人們，幾乎皆在影片中被調侃過、捉弄過、幫助教育過和被懲罰過了。
再回到《信守承諾》這一篇短文來談——老實說，我不太相信那是一件真事，猜測其很可能是某一部影視劇中的情節。但不管其真實與否，都不妨礙我們藉此來分析一下孩子們的心理。
為什麽當校長承諾“自己將會高興地從家裏爬到學校去”，孩子們讀書的“熱忱”就那麽高漲、那麽一致起來了呢？
起碼有一部分孩子，肯定是為了看到校長從家裏爬到了學校才決心讀書讀夠15萬字的。
於是事情成了一場心理戰爭，許多是小學生的孩子和一位是小學校長的大人之間的心理戰爭。
在許多孩子一方，為了看到他們生活中的一號權威人物在光天化日之下爬行，他們寧願完成一項他們自己並不情願完成的“任務”。在校長亦即大人一方，你寄希望於某種結果，你就得為自己那一種希望付出一定代價。
這是那些小學生們頭腦裏的公平法則。
在大人一方，初衷是良好的。在“小人兒”們一方，心理很有些“弔詭”。而結果呢，同樣是良好的，可謂“雙贏”。並且，每一方都獲得了雙份的正麵收穫。於“小人兒”們，皆讀了15萬字的書籍（我想那位校長的希望是以讀好書為前提的），還被大人信守承諾的誠意所感動了。於那一位校長，他倡導孩子們自覺培養讀書習慣的願望實現了（起碼實現了一次），同時還提高了聲望，贏得了意料之外的愛戴。
這些個“速成”起來的中國“貴族”，對平民百姓的輕蔑，毫無感情，毫無體恤，毫無慈悲，據我所知，據我看來，是比巴爾紮克筆下的某些貴族人物對平民百姓的惡劣的“階級立場”尤甚的。
所以中國有話道是“千好萬好，不如有個好爸”。
所以當代中國人一般隻比“爸”而不怎麽比“爺”。
因為一比祖父，現今的許多達官新貴、才子精英、文人學士、名媛淑女，則也許統統都隻不過是農民的孫兒孫女了。
所以，巴爾紮克的名言，放之於中國而不準也。
培養一個劣等貴族是極容易的！
3.大人與孩子的非正常關係
有一所小學校的校長，在倡導孩子們自覺培養讀書習慣的時候，脫口說出一句話——如果截止到某月某日，大家的讀書量都達到了15萬字，那麽我將會高興地從家裏爬到學校去。
也許孩子們都巴望著看到他們的校長是怎麽樣從家裏爬到學校來的吧，總之，到了那一個日子，每人的讀書量都達到了15萬字，有的孩子還超過了。
於是他們在學校裏給校長打電話，問他是否還記得自己說過的話。當然，首先是通報了他們的讀書情況。
校長聽了很高興，欣然答道：“那麽你們等著吧，我這就從家裏爬到學校去！”
於是他開始了他平生第一次長距離的爬行。馬路上自然是不允許一個能夠行走的人按自己的路線爬行的，他隻得繞路從一塊草坪爬向另一塊草坪，曲折接近學校。過往車輛的司機們明白了他為什麽爬行後，紛紛鳴笛向他致意，為他加油。許多孩子得知自己的校長說到做到，離開學校迎接他，陪伴他爬行。
他磨破了幾雙手套，磨破了褲子，磨破了膝蓋。三個多小時以後，他終於爬到了學校，全校學生為之歡呼，爭著與他親吻、擁抱。
這件事發生在美國。
我知道這件事，是因為它登在《譯林》雜誌2007年第10期，非原發之文，摘自《天津日報》。很短，題目是《信守承諾》。
有些短文受我喜歡，乃因使我聯想多多。
此短文便使我聯想多多，而且都與信守承諾的榜樣無關。
首先我想到的是孩子們和大人們的關係。
說到底，我們人類社會也是由幾種人類關係構成的，主要是男人和女人的關係；其次是“治”和“被治”的關係；再其次是強者和弱者的關係；當然，還有窮與富的關係；精英者與平凡者的關係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之人類關係，說到底無非是兩種關係，即現實關係和心理關係。現實關係主要由政治和經濟所決定，心理關係則大受文化的影響。有時文化對人類之心理關係的影響，反而要強大過由政治和經濟所決定的現實關係。進言之，沒有文化作用的介入，人類對和諧社會的祈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不僅是政治綱領，更是文化綱領。
而孩子們和大人們的關係，在我們中國人這兒，雖然當下已被研究很多，關係很多，但基本立場往往是大人們的立場，即強者和優勢者的立場。一方麵，大人們對孩子們的越來越自我中心，甚至越來越霸悍憂慮重重；另一方麵，孩子們卻一向覺得，相對於大人，他們普遍是弱者，是“被治”之人。從心理學上分析，全世界的孩子都或多或少有一種接近著受大人們“壓迫”的“小人兒”心態。這一種心態所巴望的，往往不是“再多愛我幾分”或“我們是平等的”，有時直接就變弱為強，讓大人們也嚐嚐弱者“下場”的機會。連所謂“女權主義”的產生，那也根本不是因為全世界的男人愛女人愛得不夠了，或人類社會到了近當代，男女平等的意識反而比古代還倒退了，它也直接就是女人們企圖“也讓男人們嚐一嚐弱者滋味”之心理的社會反映。
女人們尚且如此“耍小孩兒脾氣”，何況孩子們本身？
美國的孩子們伺機“報復”大人們的心理最強烈。美國佬深諳他們的孩子們的此種心理，他們以大人們的“老謀深算”應對之，方式方法之一便是以大量的娛樂文化加以抵消，所以美國拍出了世界上最多的兒童電影。而在不少美國版的兒童電影中，兒童不但是當之無愧的主角，還是強者、優勢者、大人們的同情者、愛者和義不容辭的拯救者。他們足智多謀、臨危不懼、舉重若輕、英勇果敢，往往比大人更有責任感、使命感、道義精神。那一類美國兒童電影的主題一言以蔽之便是——“感謝孩子們！沒有孩子們，大人們可怎麽辦？美國可怎麽辦？”甚至，“世界可怎麽辦？”
同時，一切類型的、形形色色的、通常不被普遍的孩子們所喜歡尤其被他們所嫌惡的大人們，又尤其是在大人們看來也很壞的大人們，幾乎皆在影片中被調侃過、捉弄過、幫助教育過和被懲罰過了。
再回到《信守承諾》這一篇短文來談——老實說，我不太相信那是一件真事，猜測其很可能是某一部影視劇中的情節。但不管其真實與否，都不妨礙我們藉此來分析一下孩子們的心理。
為什麽當校長承諾“自己將會高興地從家裏爬到學校去”，孩子們讀書的“熱忱”就那麽高漲、那麽一致起來了呢？
起碼有一部分孩子，肯定是為了看到校長從家裏爬到了學校才決心讀書讀夠15萬字的。
於是事情成了一場心理戰爭，許多是小學生的孩子和一位是小學校長的大人之間的心理戰爭。
在許多孩子一方，為了看到他們生活中的一號權威人物在光天化日之下爬行，他們寧願完成一項他們自己並不情願完成的“任務”。在校長亦即大人一方，你寄希望於某種結果，你就得為自己那一種希望付出一定代價。
這是那些小學生們頭腦裏的公平法則。
在大人一方，初衷是良好的。在“小人兒”們一方，心理很有些“弔詭”。而結果呢，同樣是良好的，可謂“雙贏”。並且，每一方都獲得了雙份的正麵收穫。於“小人兒”們，皆讀了15萬字的書籍（我想那位校長的希望是以讀好書為前提的），還被大人信守承諾的誠意所感動了。於那一位校長，他倡導孩子們自覺培養讀書習慣的願望實現了（起碼實現了一次），同時還提高了聲望，贏得了意料之外的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