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思想力通常與錦衣玉食者無緣。托爾斯泰、雨果們是例外，並且考察他們的人生，雖出身貴族，卻不曾以錦衣玉食為榮。
農家兒女
家在農村的大學生，或已經參加工作的他們，倘若家鄉居然較富，如南方那種綠水青山、環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農村，則他們身處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這是因為，他們的農民父母其實對他們並無太高的要求。倘他們能在大都市裏站穩腳跟，安家落戶，父母自然高興；倘他們自己覺得在大都市裏難過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樣高興，照樣認為他們並沒有白上大學；即使他們回到了就近的縣城謀到了一份工作，父母雖會感到有點兒遺憾，但不久那點兒遺憾就會過去的。
很少有農民對他們考上大學的兒女們說：“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結束咱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的命運！”他們明白，那絕不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兒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們供兒女讀完大學，想法相對單純：隻要兒女們以後比他們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國農民大多是些不求兒女回報什麽的父母。他們對土地的指望和依賴甚至要比對兒女們還多一些。
故不少幸運地在較富裕的農村以及小鎮小縣城有家的、就讀於大都市漂泊於大都市的學子和青年，心態比城市平民（或貧民）之家的學子、青年還要達觀幾分。因為他們的人生永遠有一條退路——他們的家園。如果家庭和睦，家園的門便永遠為他們敞開，家人永遠歡迎他們回去。所以，即使他們在大都市裏住的是貨櫃——南方已有將空置的貨櫃租給他們住的現象——他們往往也能咬緊牙關挺過去。他們留在大都市艱苦奮鬥，甚至年復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們個人心甘情願的選擇，與家庭寄託之壓力沒什麽關係。如果他們實在打拚累了，往往會回到家園休養、調整一段時日。同樣命運的城市平民或貧民人家的兒女，卻斷無一處“稚子就花拈蛺蝶，人家依樹係鞦韆”，“羅漢鬆遮花裏路，美人蕉錯雨中欞”的家園可以回歸。坐在那樣的家門口，回憶兒時“爭騎一竿竹，偷折四鄰花”之往事，真的近於是在療養。即使並沒回去，想一想那樣的家園，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論他們是就讀學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總有一種達觀在支撐著。是的，那隻不過是種達觀，算不上是樂觀。但是能夠達觀，也已很值得為他們高興了。
不論一個當下青年是大學校園裏的學子、大都市裏的臨時就業者或季節性打工者，若他們的家不但在農村，還在偏僻之地的貧窮農村，則他們的心境比之於以上一類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樣的家園，即使是年節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憂愁的溫情有，快樂的心情無。打工青年們最終卻總是要回去的。
大學畢業生回去了毫無意義——不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的家庭。他們連省城和縣裏也難以回去，因為省城也罷，縣裏也罷，適合於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根本不會有他們的份兒。而農村，通常也不會直接招聘什麽大學畢業生“村官”的。
所以，當他們用“不放棄！絕不放棄！”之類的話語表達留在大都市的決心時，大都市應該予以理解，全社會也應該予以理解。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以上兩句話，是狄更斯小說《雙城記》的開篇語。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此不贅述。狄氏將“好”寫在前，將“壞”寫在後，意味著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樣一個時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來說：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足以令中國寄託希望的青年。
說他們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來，他們身上有太多毛病。諸毛病中，以獨生子女的嬌驕二氣、“自我中心”的壞習性、逐娛樂鄙修養的玩世不恭最為討嫌。
說他們足以令中國寄託希望，乃因他們是自1949年以後最真實地表現為人的一代，也可以說是忠順意識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義上脫胎換骨的一代。在他們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們的思想的底裏，對民主、自由、人道主義、社會公平正義的尊重和訴求，也比1949年以後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強烈……
隻不過，現在還沒輪到他們充分呈現影響力，而他們一旦整體發聲，十之七八都會是進步思想的認同者和光大者。
9.中國中產階級，註定艱難
歷史上，資產階級靠經濟冒險完成了階層雛形，中產階級靠文化知識的提升形成本階層的特徵。當下之中國，不論主旋律文化或商業文化，少有人文元素。關懷、同情、平等、敬畏，這些普適的中產階級價值觀在今天的中國遠非主流。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對於社會進步的責任感——中國中產階級要學會擔當的太多了；而脆弱和焦慮的大環境將註定其成長的艱難，乃至悲劇性。
城市平民脆弱：中產階級如何產生？
構建和諧社會，最終還在於是否形成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從理論上說，中產階層社會如果形成，整個社會的貧富結構就變成了棗核型，這也意味著較富裕的人多起來，自然構成了穩定因素。中產階層社會形成的過程，就是較富裕的人群從少數變成多數的過程。如果我們在財富分配政策方麵失之於兼顧，失之於體恤，失之於相對公平，恐怕國家還沒等到形成棗核型結構時，社會矛盾就已經尖銳萬分了。
一則報導說，中國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產階級化，以我的眼睛看，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有七億多城市人口，要達到棗核型的社會結構，中產階級怎麽也得達到60%以上。我們的中產階級夠4億人麽？我很懷疑。我寫《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時談到的中產階級，是指從城市平民階層中上升出來的一個階層。社會朝前發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來越大，在此基礎，才可能上升出足夠的中產階級。當年我就提過，中國的城市平民階層正處於一個相當脆弱的生存邊緣，甚至完全有可能隨時跌入貧民階層。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穩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時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著的時候，社會的中產階層才能開始成長，這是正常的發育。而我們的平民們的經濟基礎卻是越來越脆弱。改革開放這麽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還隻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應該急於談如何壯大中產階層，你首先要把城市平民這個階層的狀態分析清楚，他們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方麵，幾乎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的退休金普遍很低，和物價的上漲不成正比。他們有一點存款，但用那點存款給兒女買房子的話，交首付都不夠。即使交了首付，也沒有可持續還貸的能力。何況他們的醫療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搶救就要花很多錢，於是傾家蕩產。一旦有這樣一個病人，原來是城市平民的這些家庭可能就會迅速滑入城市貧民階層。社會保障沒有做好，平民階層中每一個人都有下滑的危機感，即使幸運地上升為中產階級的少數人，也根本無法擁有中產階級本應有的穩定心態。
農家兒女
家在農村的大學生，或已經參加工作的他們，倘若家鄉居然較富，如南方那種綠水青山、環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農村，則他們身處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這是因為，他們的農民父母其實對他們並無太高的要求。倘他們能在大都市裏站穩腳跟，安家落戶，父母自然高興；倘他們自己覺得在大都市裏難過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樣高興，照樣認為他們並沒有白上大學；即使他們回到了就近的縣城謀到了一份工作，父母雖會感到有點兒遺憾，但不久那點兒遺憾就會過去的。
很少有農民對他們考上大學的兒女們說：“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結束咱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的命運！”他們明白，那絕不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兒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們供兒女讀完大學，想法相對單純：隻要兒女們以後比他們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國農民大多是些不求兒女回報什麽的父母。他們對土地的指望和依賴甚至要比對兒女們還多一些。
故不少幸運地在較富裕的農村以及小鎮小縣城有家的、就讀於大都市漂泊於大都市的學子和青年，心態比城市平民（或貧民）之家的學子、青年還要達觀幾分。因為他們的人生永遠有一條退路——他們的家園。如果家庭和睦，家園的門便永遠為他們敞開，家人永遠歡迎他們回去。所以，即使他們在大都市裏住的是貨櫃——南方已有將空置的貨櫃租給他們住的現象——他們往往也能咬緊牙關挺過去。他們留在大都市艱苦奮鬥，甚至年復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們個人心甘情願的選擇，與家庭寄託之壓力沒什麽關係。如果他們實在打拚累了，往往會回到家園休養、調整一段時日。同樣命運的城市平民或貧民人家的兒女，卻斷無一處“稚子就花拈蛺蝶，人家依樹係鞦韆”，“羅漢鬆遮花裏路，美人蕉錯雨中欞”的家園可以回歸。坐在那樣的家門口，回憶兒時“爭騎一竿竹，偷折四鄰花”之往事，真的近於是在療養。即使並沒回去，想一想那樣的家園，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論他們是就讀學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總有一種達觀在支撐著。是的，那隻不過是種達觀，算不上是樂觀。但是能夠達觀，也已很值得為他們高興了。
不論一個當下青年是大學校園裏的學子、大都市裏的臨時就業者或季節性打工者，若他們的家不但在農村，還在偏僻之地的貧窮農村，則他們的心境比之於以上一類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樣的家園，即使是年節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憂愁的溫情有，快樂的心情無。打工青年們最終卻總是要回去的。
大學畢業生回去了毫無意義——不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的家庭。他們連省城和縣裏也難以回去，因為省城也罷，縣裏也罷，適合於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根本不會有他們的份兒。而農村，通常也不會直接招聘什麽大學畢業生“村官”的。
所以，當他們用“不放棄！絕不放棄！”之類的話語表達留在大都市的決心時，大都市應該予以理解，全社會也應該予以理解。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以上兩句話，是狄更斯小說《雙城記》的開篇語。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此不贅述。狄氏將“好”寫在前，將“壞”寫在後，意味著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樣一個時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來說：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足以令中國寄託希望的青年。
說他們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來，他們身上有太多毛病。諸毛病中，以獨生子女的嬌驕二氣、“自我中心”的壞習性、逐娛樂鄙修養的玩世不恭最為討嫌。
說他們足以令中國寄託希望，乃因他們是自1949年以後最真實地表現為人的一代，也可以說是忠順意識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義上脫胎換骨的一代。在他們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們的思想的底裏，對民主、自由、人道主義、社會公平正義的尊重和訴求，也比1949年以後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強烈……
隻不過，現在還沒輪到他們充分呈現影響力，而他們一旦整體發聲，十之七八都會是進步思想的認同者和光大者。
9.中國中產階級，註定艱難
歷史上，資產階級靠經濟冒險完成了階層雛形，中產階級靠文化知識的提升形成本階層的特徵。當下之中國，不論主旋律文化或商業文化，少有人文元素。關懷、同情、平等、敬畏，這些普適的中產階級價值觀在今天的中國遠非主流。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對於社會進步的責任感——中國中產階級要學會擔當的太多了；而脆弱和焦慮的大環境將註定其成長的艱難，乃至悲劇性。
城市平民脆弱：中產階級如何產生？
構建和諧社會，最終還在於是否形成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從理論上說，中產階層社會如果形成，整個社會的貧富結構就變成了棗核型，這也意味著較富裕的人多起來，自然構成了穩定因素。中產階層社會形成的過程，就是較富裕的人群從少數變成多數的過程。如果我們在財富分配政策方麵失之於兼顧，失之於體恤，失之於相對公平，恐怕國家還沒等到形成棗核型結構時，社會矛盾就已經尖銳萬分了。
一則報導說，中國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產階級化，以我的眼睛看，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有七億多城市人口，要達到棗核型的社會結構，中產階級怎麽也得達到60%以上。我們的中產階級夠4億人麽？我很懷疑。我寫《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時談到的中產階級，是指從城市平民階層中上升出來的一個階層。社會朝前發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來越大，在此基礎，才可能上升出足夠的中產階級。當年我就提過，中國的城市平民階層正處於一個相當脆弱的生存邊緣，甚至完全有可能隨時跌入貧民階層。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穩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時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著的時候，社會的中產階層才能開始成長，這是正常的發育。而我們的平民們的經濟基礎卻是越來越脆弱。改革開放這麽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還隻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應該急於談如何壯大中產階層，你首先要把城市平民這個階層的狀態分析清楚，他們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方麵，幾乎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的退休金普遍很低，和物價的上漲不成正比。他們有一點存款，但用那點存款給兒女買房子的話，交首付都不夠。即使交了首付，也沒有可持續還貸的能力。何況他們的醫療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搶救就要花很多錢，於是傾家蕩產。一旦有這樣一個病人，原來是城市平民的這些家庭可能就會迅速滑入城市貧民階層。社會保障沒有做好，平民階層中每一個人都有下滑的危機感，即使幸運地上升為中產階級的少數人，也根本無法擁有中產階級本應有的穩定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