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嫉妒業已在一些人心裏形成了“積雨雲”將又如何呢？
文化之“風”和“陽光”仍能證明自己潛移默化的作用。但既曰潛移默化，當然便要假以時日了。
若嫉妒在許許多多成千上萬的人心裏形成了“積雨雲”呢？
果而如此，文化即使再自覺，恐怕也力有不逮了。
成堆成堆的積雨雲凝聚於天空，自然的風已無法將之吹散，隻能將之吹走。但積雨雲未散，電閃雷鳴註定要發生的，滂沱大雨和冰雹也總之是要下的。隻不過不在此時此地，便在彼時彼地罷了。但也不是毫無辦法了——最後的辦法乃是向“積雨雲”層發射驅雲彈。而足夠龐大的“積雨雲”層即使被驅雲彈炸散了，那也是一時的。往往上午炸開，下午又聚攏了，復遮天復蔽日了。
將以上自然界積雨雲之現象比喻人類的社會，那麽發射驅雲彈便已不是什麽文化的化解方法，而是非常手段了，如同是催淚彈、高壓水龍或真槍實彈……
將嫉妒二字換成“鬱悶”一詞，以上每一行字之間的邏輯是成立的。
鬱悶、憤懣、憤怒、怒火中燒——鬱悶在人心中形成情緒“積雨雲”的過程，無非耳耳。
鬱悶是完全可以靠了文化的“風”和“陽光”來將之化解的，不論對於一個人的鬱悶，還是成千上萬人的鬱悶。
但要看那造成人心鬱悶的主因是什麽。倘屬自然災難造成的，文化之“風”和“陽光”的作用一向是萬應靈丹，並且一向無可取代。但若由於顯然的社會不公、官吏腐敗、政府無能造成的，則文化之“風”便須是勁吹的罡風，先對起因予以掃蕩。而文化之“陽光”，也須是強烈的光，將一切陰暗角落一切醜惡行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須有此種勇氣，若無，以為僅靠了提供娛樂和營造暖意便足以化解民間成堆的鬱悶，那是一種文化幻想。文化一旦開始這樣自欺地進行幻想，便是異化的開始。異化了的文化，隻能使事情變得更糟——因為它靠了粉飾太平而遮蔽真相，遮蔽真相便等於製造假象。也不能不製造假象。
那麽，鬱悶開始在假象中自然而然變向憤懣。
當憤懣成為憤怒時——情緒“積雨雲”形成了。如果是千千萬萬人心裏的憤怒，那麽便是大堆大堆的“積雨雲”在社會上空形成了。
此時，文化便隻有望“怒”興嘆，徒喚奈何了。不論對於一個人一些人許許多多千千萬萬的人，由憤怒而怒不可遏而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往往是迅變過程，使文化來不及發揮理性作為。那麽，便隻有政治來採取非常手段予以解決了——斯時已不能用“化解”一詞，唯有用“解決”二字了。眾所周知，那方式，無非是向社會上空的“積雨雲”發射“驅雲彈”……
相對於社會情緒，文化有時體現為體恤、同情及撫慰；有時體現為批評和譴責；有時體現為閃耀理性之光的疏導；有時甚至也體現為振聾發聵的當頭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懾作用。
正派的文化，也是從不對人民大眾凶相畢露的。因為它洞察並明了，民眾之所以由鬱悶而憤懣而終於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會本身積弊不改所導致。
集體的怒不可遏是鬱悶的轉折點。
而憤怒爆發之時，亦正是憤怒開始衰減之刻。正如電閃雷鳴一旦顯現，狂風暴雨冰雹洪災一旦發作，便意味著積雨雲的能量終於釋放了。於是，一切都將過去，都必然過去，不過時間長短罷了。
在大眾情緒轉折之前，文化一向發揮其守望社會穩定的自覺性。這一種自覺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覺到社會本身是在盡量匡正著種種積弊和陋製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傾聽文化之預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會隨大眾的希望一起破滅為失望，於是會一起鬱悶，一起憤怒，更於是體現為推波助瀾的能量。
在大眾情緒轉折之後，文化也一向發揮其撫平社會傷口、呼喚社會穩定的自覺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會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覺地或較自覺地反省錯誤。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從來沒有能夠代替過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卻從不曾在民眾之鬱悶變異為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轉折之際發生過什麽遏止作用。那是文化做不到的。正如炸藥的閃光業已顯現，再神勇的拆彈部隊也無法遏止強大氣浪的膨脹。
文化對社會傷痛的記憶遠比一般人心要長久，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點，也是文化的優點。文化靠了這種不一般的記憶向社會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種記憶，文化於是也鬱悶。而鬱悶的文化會漸陷於自我麻醉、自我遊戲、自我閹割、了無生氣而又自適，最終完全徹底地放棄自身應有的一概自覺性，甘於一味在極端商業化的泥淖打滾或在官場周邊爭風吃醋……
反觀1949年以後的中國，分明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從前，哪怕僅僅幾年沒有什麽政治的運動，文化都會抓住機遇，自覺而迫切地生長具有人文元素的枝葉，這是令後人起敬意的。
不能說當下的中國文化及文藝一團糟、一無是處。這不符合起碼的事實。但我認為，似乎也不能說當下的中國文化是最好的時期。
與從前相比，方方麵麵都今非昔比。倘論到文化自覺，恐怕理應發揮的人文影響作用與已然發揮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異的。
與從前相比，政治對文化的開明程度也應說今非昔比了。但我認為，此種開明，往往主要體現在對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麵。包容頭腦中存在有“異質”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難能可貴的進步。但同樣包容在某些人士看來有“異質”品相的文化本身更為重要。
我們當下某些文藝門類不要說人文元素少之又少，連當下人間的些微煙火也難以見到了。真煙火尤其難以見到。
倘最應該經常呈現人間煙火的藝術門類恰恰最稀有人間煙火，全然地不接地氣，一味在社會天空的“積雨雲”堆間放飛五彩繽紛的好看風箏，那麽幾乎就真的等於玩藝術了。
是以憂慮。
7.失地農民找到真理了麽？
電影《列寧在十月》中有這樣一段情節，按電影界的話來說是一場“戲”：一個“農民”的“代言人”從鄉下來到莫斯科，竟得以進入克裏姆林宮，要求見列寧一麵，他有話要代表鄉下的“農民”們對列寧說——他聲稱自己是代表“農民”們來尋找“屬於農民的真理的”。
正巧，列寧那會兒沒什麽重要的革命工作，於是接見了他。
列寧客氣地請他坐下。我們都知道的，偉大的列寧同誌對於工農兵尤其是他們的代表人物，一向是平等而友善的。那“農民”的“代言人”卻沒坐。他多少有點兒侷促，但絕對沒有顯出卑微的樣子。那是個身材高大的“農民”，在身材矮小的列寧麵前，他占盡著體格方麵的優勢。他之所以沒坐，觀眾可以理解為是不屑於在不願一坐的地方坐下去。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對克裏姆林宮這個已經變成了每天發出一道道革命指示的地方心懷著分明的敵意。
文化之“風”和“陽光”仍能證明自己潛移默化的作用。但既曰潛移默化，當然便要假以時日了。
若嫉妒在許許多多成千上萬的人心裏形成了“積雨雲”呢？
果而如此，文化即使再自覺，恐怕也力有不逮了。
成堆成堆的積雨雲凝聚於天空，自然的風已無法將之吹散，隻能將之吹走。但積雨雲未散，電閃雷鳴註定要發生的，滂沱大雨和冰雹也總之是要下的。隻不過不在此時此地，便在彼時彼地罷了。但也不是毫無辦法了——最後的辦法乃是向“積雨雲”層發射驅雲彈。而足夠龐大的“積雨雲”層即使被驅雲彈炸散了，那也是一時的。往往上午炸開，下午又聚攏了，復遮天復蔽日了。
將以上自然界積雨雲之現象比喻人類的社會，那麽發射驅雲彈便已不是什麽文化的化解方法，而是非常手段了，如同是催淚彈、高壓水龍或真槍實彈……
將嫉妒二字換成“鬱悶”一詞，以上每一行字之間的邏輯是成立的。
鬱悶、憤懣、憤怒、怒火中燒——鬱悶在人心中形成情緒“積雨雲”的過程，無非耳耳。
鬱悶是完全可以靠了文化的“風”和“陽光”來將之化解的，不論對於一個人的鬱悶，還是成千上萬人的鬱悶。
但要看那造成人心鬱悶的主因是什麽。倘屬自然災難造成的，文化之“風”和“陽光”的作用一向是萬應靈丹，並且一向無可取代。但若由於顯然的社會不公、官吏腐敗、政府無能造成的，則文化之“風”便須是勁吹的罡風，先對起因予以掃蕩。而文化之“陽光”，也須是強烈的光，將一切陰暗角落一切醜惡行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須有此種勇氣，若無，以為僅靠了提供娛樂和營造暖意便足以化解民間成堆的鬱悶，那是一種文化幻想。文化一旦開始這樣自欺地進行幻想，便是異化的開始。異化了的文化，隻能使事情變得更糟——因為它靠了粉飾太平而遮蔽真相，遮蔽真相便等於製造假象。也不能不製造假象。
那麽，鬱悶開始在假象中自然而然變向憤懣。
當憤懣成為憤怒時——情緒“積雨雲”形成了。如果是千千萬萬人心裏的憤怒，那麽便是大堆大堆的“積雨雲”在社會上空形成了。
此時，文化便隻有望“怒”興嘆，徒喚奈何了。不論對於一個人一些人許許多多千千萬萬的人，由憤怒而怒不可遏而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往往是迅變過程，使文化來不及發揮理性作為。那麽，便隻有政治來採取非常手段予以解決了——斯時已不能用“化解”一詞，唯有用“解決”二字了。眾所周知，那方式，無非是向社會上空的“積雨雲”發射“驅雲彈”……
相對於社會情緒，文化有時體現為體恤、同情及撫慰；有時體現為批評和譴責；有時體現為閃耀理性之光的疏導；有時甚至也體現為振聾發聵的當頭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懾作用。
正派的文化，也是從不對人民大眾凶相畢露的。因為它洞察並明了，民眾之所以由鬱悶而憤懣而終於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會本身積弊不改所導致。
集體的怒不可遏是鬱悶的轉折點。
而憤怒爆發之時，亦正是憤怒開始衰減之刻。正如電閃雷鳴一旦顯現，狂風暴雨冰雹洪災一旦發作，便意味著積雨雲的能量終於釋放了。於是，一切都將過去，都必然過去，不過時間長短罷了。
在大眾情緒轉折之前，文化一向發揮其守望社會穩定的自覺性。這一種自覺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覺到社會本身是在盡量匡正著種種積弊和陋製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傾聽文化之預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會隨大眾的希望一起破滅為失望，於是會一起鬱悶，一起憤怒，更於是體現為推波助瀾的能量。
在大眾情緒轉折之後，文化也一向發揮其撫平社會傷口、呼喚社會穩定的自覺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會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覺地或較自覺地反省錯誤。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從來沒有能夠代替過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卻從不曾在民眾之鬱悶變異為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轉折之際發生過什麽遏止作用。那是文化做不到的。正如炸藥的閃光業已顯現，再神勇的拆彈部隊也無法遏止強大氣浪的膨脹。
文化對社會傷痛的記憶遠比一般人心要長久，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點，也是文化的優點。文化靠了這種不一般的記憶向社會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種記憶，文化於是也鬱悶。而鬱悶的文化會漸陷於自我麻醉、自我遊戲、自我閹割、了無生氣而又自適，最終完全徹底地放棄自身應有的一概自覺性，甘於一味在極端商業化的泥淖打滾或在官場周邊爭風吃醋……
反觀1949年以後的中國，分明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從前，哪怕僅僅幾年沒有什麽政治的運動，文化都會抓住機遇，自覺而迫切地生長具有人文元素的枝葉，這是令後人起敬意的。
不能說當下的中國文化及文藝一團糟、一無是處。這不符合起碼的事實。但我認為，似乎也不能說當下的中國文化是最好的時期。
與從前相比，方方麵麵都今非昔比。倘論到文化自覺，恐怕理應發揮的人文影響作用與已然發揮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異的。
與從前相比，政治對文化的開明程度也應說今非昔比了。但我認為，此種開明，往往主要體現在對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麵。包容頭腦中存在有“異質”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難能可貴的進步。但同樣包容在某些人士看來有“異質”品相的文化本身更為重要。
我們當下某些文藝門類不要說人文元素少之又少，連當下人間的些微煙火也難以見到了。真煙火尤其難以見到。
倘最應該經常呈現人間煙火的藝術門類恰恰最稀有人間煙火，全然地不接地氣，一味在社會天空的“積雨雲”堆間放飛五彩繽紛的好看風箏，那麽幾乎就真的等於玩藝術了。
是以憂慮。
7.失地農民找到真理了麽？
電影《列寧在十月》中有這樣一段情節，按電影界的話來說是一場“戲”：一個“農民”的“代言人”從鄉下來到莫斯科，竟得以進入克裏姆林宮，要求見列寧一麵，他有話要代表鄉下的“農民”們對列寧說——他聲稱自己是代表“農民”們來尋找“屬於農民的真理的”。
正巧，列寧那會兒沒什麽重要的革命工作，於是接見了他。
列寧客氣地請他坐下。我們都知道的，偉大的列寧同誌對於工農兵尤其是他們的代表人物，一向是平等而友善的。那“農民”的“代言人”卻沒坐。他多少有點兒侷促，但絕對沒有顯出卑微的樣子。那是個身材高大的“農民”，在身材矮小的列寧麵前，他占盡著體格方麵的優勢。他之所以沒坐，觀眾可以理解為是不屑於在不願一坐的地方坐下去。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對克裏姆林宮這個已經變成了每天發出一道道革命指示的地方心懷著分明的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