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4月初，高宗武與西義顯在香港會談，提出了中國 方麵的和平條件。當然，這是以謀略對謀略，虛與委蛇，藉 此一則多了解敵人的意向；二則為緩兵之計，但日本方麵卻 很認真；石原打算由這條路線，逐步進行，修正近衛自己所 承信的，平生所犯的最大的錯誤，發布了那個國際慣例所僅 見的聲明。
那知，4月6日台兒莊大捷，日本第十、第五兩個師團被 擊潰，傷亡三萬人之多。東京軍部大受刺激，封閉了西義顯 的這條路線。
於是接下來便有”宇垣工作”；而以近衛內閣逐漸改組， 杉山”退陣”、板垣登場，及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為”宇 垣工作”的開始。
當時日軍已打到徐州，下一個目標是開封與鄭州，奪得 平漢，隴海兩路交叉點的中原要衝，循平漢線長驅南下，直 達武漢三鎮，打一個大勝仗以後，談和更為有利。那知國軍 已準備了一個根據中國最古老的戰略而設計的陷阱，等在那 裏了。 6月上旬，日軍攻陷開封；它的機械化部隊正計劃一鼓作 氣，直下武漢時，開封、鄭州間的花園口決堤，黃河橫決，滾 滾南下，淹沒了河南省東南的大平原，以及淮河以北的地區， 浸水地區約一公尺，農民還可以步行往來；中國政府當然也 有必要的賑濟行動。而日軍的災情慘重，百倍於當地的中國 百姓；他們的車輛、大炮、坦克，皆盡陷於泥沼，動彈不得， 不但阻遏了日軍對武漢的攻勢，而且逼迫日軍修改作戰計劃， 並改組華中的戰鬥序列。
這對剛剛開始的”宇垣工作”，雖說是兜頭一盆冷水：但 也有好處，那就是正好配合宇垣的”低姿勢”，在6月17日， 他就任外相後所舉行的第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中，公開修正 了第一次近衛聲明，說”大局根本變動時，可以重新考慮日 本的態度。”在此以前，中國政府已獲得情報，宇垣就任外相 有4個條件：加強內閣統一；對華外交一元化；迅速決定和 平方針；不拘泥於”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近衛完 全接受。因此，本乎謀略戰的原則，中國國防會議秘書長張 群，以私人身分向宇垣發了一個賀電，宇垣復電道謝，並建 議可否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到日本商談謀和的可能性？及至 6月17日的公開聲明，無異進一步表明求和的誠意；於是，10 天以後，孔祥熙的代表喬輔之首先在香港與日本總領事中村 豐一會談，為孔祥熙赴日的行程作安排。
當然喬輔之首先要探明的是，日本方麵的條件；喬輔之 問：”日本是不是會要求蔣委員長下野？”
中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急電外務省請示。宇垣親自擬 了復電，明確指示：”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外務省東亞局 長石射立即提出警告：倘或如此，和談一開始就不必希望有 結果。
宇垣的答覆是：”最後並不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但目前 日本朝野反蔣的空氣很濃厚，所以不能不在一開始作一個姿 態。”
事實上是很清楚的，蔣委員長已成為中國唯一的領袖，不 論和戰，都非他主持不可。但石原莞爾所策劃的謀略戰以暫 時”倒蔣”為整個謀略的核心；其中包含著亦和亦戰，對內 對外的重重陰謀：
第一、如果蔣委員長”下野”，中國再無第二個人能領導 抗戰；那時中國戰場將形成一片混亂，日軍在華中、華北、華 南、河東——山西各個戰場，發動全麵攻勢；或許杉山元所 作”3個月內結束戰爭”的狂妄大言竟得實現。這也就是統製 派甘於退讓，容一個長於設計，一個重在實行的石原與板垣 這一對搭檔，來試一試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達成使中國訂立”城下之盟”式的”和 約”；但打一個大勝仗，不會成問題，”和片”亦一定可以實 現。
第三、軍部雖知數十萬陸軍陷入中國戰場這個大泥淖的 危險；但下級軍官至士兵，以及民間為數眾多的狂熱右派分 子，對戰略上的嚴重危機，不會了解，隻看到”皇軍”節節 進展，會反對談和。鑑於日俄戰後，訂立《樸資茅斯條約》引 平民間大暴動的往事，就必須在”反蔣的感情”上，使大家 有所發泄，才能接受與中國談和這一決定。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決非偶然，而是出於精心的設 計；因為宇垣以”倒蔣”出名，但其他中國政府的要人，則 頗多為宇垣的舊識。是故，打出宇垣這張牌，在一般的感覺 上，便有”日支終必和平；但蔣介石不會再成為中國領袖”的 印象。
石原的謀略最深刻之處，便在不獨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 象；同時要使中國的政府，亦能產生這樣的誤解——汪精衛、 周佛海便是有此誤解，怦怦心動，鑽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 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於石原謀略的具體手段，是建立一個”內閣中的內 閣”，由首相及陸、海、外務、大藏四大臣，組織”五相會 議”，作為”最高國策研討機關”，6月10日成立，在一個半 月中開了4次會議，製訂了”今後支那事件指導方針”；”因 應時間的對支謀略”；”支那政權內麵指導大綱”3個文件。
“指導方針”是”集中國力於1938年內達成戰爭目的”。 如何”達成”，就要看”對支謀略”了。
“謀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國”中央政府崩壞，蔣介石下 台”。主要的手段一共6項；尤其重要的3項是：起用”支那 一流人物”，釀成”新中央政權”的機運；利用並操縱”反蔣 實力派”，在敵中樹立”反蔣、反共、反戰政府”；促使中國 法幣製度崩潰，取得中國在外財產，從財政上去徹底擊敗中 國。
至於第三個文件，所謂”支那政權”是指日本炮製的 “新中央政權”而言；既有”內麵指導”，則此”新中央政 權”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過宇垣雖建議請孔祥熙赴日本會談，但以孔祥熙對國 家的紀錄，及與蔣委員長的親密關係，絕不可能期望他能為 “新中央政權”的領導者；而且亦難望與孔祥熙的談判中，獲 致如何有利於日本的和平條件。因此，雖然喬輔之與中村豐 一第二次在香港會談，大致已達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長期談判 的結論；但板垣一變初衷，認為這樣的談判，並無好處，便 趁近衛請假休養的機會，利用”帷幄上奏權”，謁見昭和後， 接見外國記者，發表”倒蔣”的聲明，接著進一步表明了強 硬的態度，明白反對宇垣的外交方針。石原的謀略，遭到嚴 重的挫折；同時這對策動”九一八事變”的親密搭檔，亦就 此分道揚鑣了。
促使板垣態度變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們找到了一個 “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衛。他早就在唱”低調”了；當 “宇垣工作”剛開始時，想去說明蔣委員長，放棄”抗戰到 底”的決心——那天蔣委員長因為重感冒，必須臥床休息，便 在病榻前麵，接見汪精衛。
那知，4月6日台兒莊大捷，日本第十、第五兩個師團被 擊潰，傷亡三萬人之多。東京軍部大受刺激，封閉了西義顯 的這條路線。
於是接下來便有”宇垣工作”；而以近衛內閣逐漸改組， 杉山”退陣”、板垣登場，及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為”宇 垣工作”的開始。
當時日軍已打到徐州，下一個目標是開封與鄭州，奪得 平漢，隴海兩路交叉點的中原要衝，循平漢線長驅南下，直 達武漢三鎮，打一個大勝仗以後，談和更為有利。那知國軍 已準備了一個根據中國最古老的戰略而設計的陷阱，等在那 裏了。 6月上旬，日軍攻陷開封；它的機械化部隊正計劃一鼓作 氣，直下武漢時，開封、鄭州間的花園口決堤，黃河橫決，滾 滾南下，淹沒了河南省東南的大平原，以及淮河以北的地區， 浸水地區約一公尺，農民還可以步行往來；中國政府當然也 有必要的賑濟行動。而日軍的災情慘重，百倍於當地的中國 百姓；他們的車輛、大炮、坦克，皆盡陷於泥沼，動彈不得， 不但阻遏了日軍對武漢的攻勢，而且逼迫日軍修改作戰計劃， 並改組華中的戰鬥序列。
這對剛剛開始的”宇垣工作”，雖說是兜頭一盆冷水：但 也有好處，那就是正好配合宇垣的”低姿勢”，在6月17日， 他就任外相後所舉行的第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中，公開修正 了第一次近衛聲明，說”大局根本變動時，可以重新考慮日 本的態度。”在此以前，中國政府已獲得情報，宇垣就任外相 有4個條件：加強內閣統一；對華外交一元化；迅速決定和 平方針；不拘泥於”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近衛完 全接受。因此，本乎謀略戰的原則，中國國防會議秘書長張 群，以私人身分向宇垣發了一個賀電，宇垣復電道謝，並建 議可否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到日本商談謀和的可能性？及至 6月17日的公開聲明，無異進一步表明求和的誠意；於是，10 天以後，孔祥熙的代表喬輔之首先在香港與日本總領事中村 豐一會談，為孔祥熙赴日的行程作安排。
當然喬輔之首先要探明的是，日本方麵的條件；喬輔之 問：”日本是不是會要求蔣委員長下野？”
中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急電外務省請示。宇垣親自擬 了復電，明確指示：”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外務省東亞局 長石射立即提出警告：倘或如此，和談一開始就不必希望有 結果。
宇垣的答覆是：”最後並不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但目前 日本朝野反蔣的空氣很濃厚，所以不能不在一開始作一個姿 態。”
事實上是很清楚的，蔣委員長已成為中國唯一的領袖，不 論和戰，都非他主持不可。但石原莞爾所策劃的謀略戰以暫 時”倒蔣”為整個謀略的核心；其中包含著亦和亦戰，對內 對外的重重陰謀：
第一、如果蔣委員長”下野”，中國再無第二個人能領導 抗戰；那時中國戰場將形成一片混亂，日軍在華中、華北、華 南、河東——山西各個戰場，發動全麵攻勢；或許杉山元所 作”3個月內結束戰爭”的狂妄大言竟得實現。這也就是統製 派甘於退讓，容一個長於設計，一個重在實行的石原與板垣 這一對搭檔，來試一試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達成使中國訂立”城下之盟”式的”和 約”；但打一個大勝仗，不會成問題，”和片”亦一定可以實 現。
第三、軍部雖知數十萬陸軍陷入中國戰場這個大泥淖的 危險；但下級軍官至士兵，以及民間為數眾多的狂熱右派分 子，對戰略上的嚴重危機，不會了解，隻看到”皇軍”節節 進展，會反對談和。鑑於日俄戰後，訂立《樸資茅斯條約》引 平民間大暴動的往事，就必須在”反蔣的感情”上，使大家 有所發泄，才能接受與中國談和這一決定。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決非偶然，而是出於精心的設 計；因為宇垣以”倒蔣”出名，但其他中國政府的要人，則 頗多為宇垣的舊識。是故，打出宇垣這張牌，在一般的感覺 上，便有”日支終必和平；但蔣介石不會再成為中國領袖”的 印象。
石原的謀略最深刻之處，便在不獨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 象；同時要使中國的政府，亦能產生這樣的誤解——汪精衛、 周佛海便是有此誤解，怦怦心動，鑽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 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於石原謀略的具體手段，是建立一個”內閣中的內 閣”，由首相及陸、海、外務、大藏四大臣，組織”五相會 議”，作為”最高國策研討機關”，6月10日成立，在一個半 月中開了4次會議，製訂了”今後支那事件指導方針”；”因 應時間的對支謀略”；”支那政權內麵指導大綱”3個文件。
“指導方針”是”集中國力於1938年內達成戰爭目的”。 如何”達成”，就要看”對支謀略”了。
“謀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國”中央政府崩壞，蔣介石下 台”。主要的手段一共6項；尤其重要的3項是：起用”支那 一流人物”，釀成”新中央政權”的機運；利用並操縱”反蔣 實力派”，在敵中樹立”反蔣、反共、反戰政府”；促使中國 法幣製度崩潰，取得中國在外財產，從財政上去徹底擊敗中 國。
至於第三個文件，所謂”支那政權”是指日本炮製的 “新中央政權”而言；既有”內麵指導”，則此”新中央政 權”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過宇垣雖建議請孔祥熙赴日本會談，但以孔祥熙對國 家的紀錄，及與蔣委員長的親密關係，絕不可能期望他能為 “新中央政權”的領導者；而且亦難望與孔祥熙的談判中，獲 致如何有利於日本的和平條件。因此，雖然喬輔之與中村豐 一第二次在香港會談，大致已達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長期談判 的結論；但板垣一變初衷，認為這樣的談判，並無好處，便 趁近衛請假休養的機會，利用”帷幄上奏權”，謁見昭和後， 接見外國記者，發表”倒蔣”的聲明，接著進一步表明了強 硬的態度，明白反對宇垣的外交方針。石原的謀略，遭到嚴 重的挫折；同時這對策動”九一八事變”的親密搭檔，亦就 此分道揚鑣了。
促使板垣態度變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們找到了一個 “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衛。他早就在唱”低調”了；當 “宇垣工作”剛開始時，想去說明蔣委員長，放棄”抗戰到 底”的決心——那天蔣委員長因為重感冒，必須臥床休息，便 在病榻前麵，接見汪精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