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屬一貫”，隻是前次“未經聲敘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實無別故”。很顯然的，這是左宗棠硬頂下來的，朝廷不能不買他的老麵子。左宗棠心理卻覺得很不是味道，從此對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個折扣，可是卻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當然亦想力蓋前愆，於是而有借商款的辦法，這年——光緒三年年底，左宗棠寫給胡雪岩的覆信說：“今歲餉事，拮據殊常，非樞邸嚴催協餉，籌部款，大局已不可問。洋款枝節橫生，非閣下苦心孤詣，竭力維持，無從說起。
“現在年關滿餉，仍待洋款頭批速到，始夠支銷，除清還鄂欠外，尚須勻撥陝賑及甘屬災黎，所餘洋款，除清還滬局借款外，核計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後又不知何以為計？尊意以為兵事可慰，餉事則殊可憂，不得不先一年預為之地，洵切實確鑿之論，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閣下已代為計之，非設身處地，通盤熟籌，不能道其隻字，萬裏同心，不言而喻。”
原來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過了，年底本應發餉，陝甘兩省旱災要賑濟，再還了湖北、上海兩處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間，便又是青黃不接的時期了。
借款籌餉要早一年便須著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國家的責任，雖說由各省協餉，但災荒連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協餉，無法歸還欠款，仍需政府設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氣，自己亦不大願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說過，“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還罷了。洋人賺了我們重利，還要多方挑剔，實在不甘。”同時又一再表示，“何必海關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陝甘來還債，其實還的還是陝甘應得的協餉。我主持西征，籌餉我有全權，協餉不到，先借款子來接濟，這就是所謂調度。商人如果相信陝甘相信我，由陝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勞動總署？”
因此他設計了一套借商款的辦法，往返磋商，終於定議，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另由滙豐“認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合共三百五十萬，組織一個幹泰公司負責借出。照左宗棠的計算，在七年之中，陝甘可得協餉一千八百八十萬以上，除還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萬之多，所以借幾百萬商款，一定能夠清償，但協餉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來一個“機圓法活”的要求，第一，不出關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還，亦可以遲還，第三，有錢就還，無錢暫欠，利息照算，不必定為幾個月一期。
這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胡雪岩隻能替他辦到不出關票，此外年限定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當然借商款亦需奏準，左宗棠於光緒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個月以後奏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銀既重、各省關每年除劃還本息外，京協各餉，
更屬無從籌措，本係萬不得已之計。此交姑念左宗棠籌辦各務，事在垂成，準照所議辦理。嗣後無論何項急需，不得動輒息借商款，致貽後累。“
所謂“京餉”，即是在京的各項開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給、八旗士兵的餉項，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宮內供兩宮太後及皇帝私人開支的“交進銀”在內，是最重要的一筆預算，由於左宗棠動輒借款之累，連京餉都“無從籌措”，這話說得很重了。
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人京，為了替劉錦棠籌劃西征善後，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獨斷獨行的情況下，借了滙豐銀行招股所貸的四百萬兩。
這兩筆款子的風險，都在胡雪岩一個人身上。三百五十萬的商款，自光緒五年起分期拔還，幾乎已還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約十來萬銀子，邵友濂亦知道，難不倒胡雪岩，要刁難他，隻有在光緒七年所借的那一筆上。
這筆款子實收於光緒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兩年隻付息，不還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萬兩，分兩期給付，光緒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萬兩。
以前各次洋債，雖由胡雪岩經手，但如何償還，不用他來操心，因為各省督撫加了印的“關票”，匯票於江海關後，稅務司還要籤押負連帶責任，如果各省的“關票”不能兌現，稅務司可以截留稅款，代為抵付。可是這最後一次的四百萬兩，在借款時為了替劉錦棠解除後顧之憂，左宗棠近乎獨斷獨行，隻以為未來數年協餉尚多，不愁無法償還，所以大包大攬他說：本銀“如期由上海轉運局經手交還，如上海無銀，應準其向戶部如期兌取。”
這一唯恐總理衙門及李鴻章策動赫德阻撓，但求成功不惜遷就的承諾，無形之中使將全部風險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頭上，因為各省如果不解，滙豐銀行一定找胡雪岩，他們不必多費周折，請英國公使出麵跟戶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財力、信用與擔當，每期五十萬兩銀子的本銀，亦一定挑得起來。
話雖如此，五十萬兩銀子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邵友濂與盛宣懷密密商定，到時候“擠他一擠”，雖未必能擠倒，至少可以打擊打擊他的信用。
其時——光緒九年春天，中法的關係復又惡化了。本來前一年十一月間，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在上海談判，已經達成了和平解決在越南的糾紛的三點協議。但法國海軍部及殖民部，分別向他們的外交部表示，不滿寶海與李鴻章的協議，海軍方麵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國發生政潮，新內閣的外交部長沙美拉庫支持軍部的主張，推翻前議，而且將寶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專程來華談判。
妙的是法國公使寶海，特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鴻章，他勸李鴻章堅持前議，不妨指責法國政府違約。有了這種反對他們政府的法國公使，李鴻章覺得談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舊照原定計劃，奏請準予給假回籍葬親。李還不肯回任，但為了開始建設旅順軍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來了，既然請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張樹聲暫署。
但就在二月裏，李鴻章在合肥原籍時，法軍在越南復又動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國在越南權益，招商局運米的船，在海防為法軍扣押，設在海防及順安的兩處倉庫，為法軍占領，其中的存糧及其他物品，當然也被沒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禮部乞援外，並特派“刑部尚書”範慎來華，效“申包青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動，清議昂揚，都主張採取強硬的對策，甚至駐英兼駐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紀澤，亦打電報回來，建議派軍援越，不可對法國讓步。
當時疆臣亦多主哉，雲貴總督岑毓英，備戰已有多時，但署理兩廣總督的曾國荃，卻不願輕啟戰端，清議深為不滿，因而主持總署的恭王，一麵循外交途徑向法國抗議，一麵奏準命李鴻章迅回直隸總督本任，接著降諭，派李鴻章以直隸總督的身分迅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雲南防軍，均歸節製。同時命左宗棠籌劃江南防軍，待命南調援越。
胡雪岩當然亦想力蓋前愆，於是而有借商款的辦法，這年——光緒三年年底，左宗棠寫給胡雪岩的覆信說：“今歲餉事，拮據殊常，非樞邸嚴催協餉，籌部款，大局已不可問。洋款枝節橫生，非閣下苦心孤詣，竭力維持，無從說起。
“現在年關滿餉，仍待洋款頭批速到，始夠支銷，除清還鄂欠外，尚須勻撥陝賑及甘屬災黎，所餘洋款，除清還滬局借款外，核計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後又不知何以為計？尊意以為兵事可慰，餉事則殊可憂，不得不先一年預為之地，洵切實確鑿之論，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閣下已代為計之，非設身處地，通盤熟籌，不能道其隻字，萬裏同心，不言而喻。”
原來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過了，年底本應發餉，陝甘兩省旱災要賑濟，再還了湖北、上海兩處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間，便又是青黃不接的時期了。
借款籌餉要早一年便須著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國家的責任，雖說由各省協餉，但災荒連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協餉，無法歸還欠款，仍需政府設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氣，自己亦不大願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說過，“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還罷了。洋人賺了我們重利，還要多方挑剔，實在不甘。”同時又一再表示，“何必海關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陝甘來還債，其實還的還是陝甘應得的協餉。我主持西征，籌餉我有全權，協餉不到，先借款子來接濟，這就是所謂調度。商人如果相信陝甘相信我，由陝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勞動總署？”
因此他設計了一套借商款的辦法，往返磋商，終於定議，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另由滙豐“認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合共三百五十萬，組織一個幹泰公司負責借出。照左宗棠的計算，在七年之中，陝甘可得協餉一千八百八十萬以上，除還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萬之多，所以借幾百萬商款，一定能夠清償，但協餉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來一個“機圓法活”的要求，第一，不出關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還，亦可以遲還，第三，有錢就還，無錢暫欠，利息照算，不必定為幾個月一期。
這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胡雪岩隻能替他辦到不出關票，此外年限定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當然借商款亦需奏準，左宗棠於光緒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個月以後奏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銀既重、各省關每年除劃還本息外，京協各餉，
更屬無從籌措，本係萬不得已之計。此交姑念左宗棠籌辦各務，事在垂成，準照所議辦理。嗣後無論何項急需，不得動輒息借商款，致貽後累。“
所謂“京餉”，即是在京的各項開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給、八旗士兵的餉項，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宮內供兩宮太後及皇帝私人開支的“交進銀”在內，是最重要的一筆預算，由於左宗棠動輒借款之累，連京餉都“無從籌措”，這話說得很重了。
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人京，為了替劉錦棠籌劃西征善後，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獨斷獨行的情況下，借了滙豐銀行招股所貸的四百萬兩。
這兩筆款子的風險，都在胡雪岩一個人身上。三百五十萬的商款，自光緒五年起分期拔還，幾乎已還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約十來萬銀子，邵友濂亦知道，難不倒胡雪岩，要刁難他，隻有在光緒七年所借的那一筆上。
這筆款子實收於光緒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兩年隻付息，不還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萬兩，分兩期給付，光緒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萬兩。
以前各次洋債，雖由胡雪岩經手，但如何償還，不用他來操心，因為各省督撫加了印的“關票”，匯票於江海關後，稅務司還要籤押負連帶責任，如果各省的“關票”不能兌現，稅務司可以截留稅款，代為抵付。可是這最後一次的四百萬兩，在借款時為了替劉錦棠解除後顧之憂，左宗棠近乎獨斷獨行，隻以為未來數年協餉尚多，不愁無法償還，所以大包大攬他說：本銀“如期由上海轉運局經手交還，如上海無銀，應準其向戶部如期兌取。”
這一唯恐總理衙門及李鴻章策動赫德阻撓，但求成功不惜遷就的承諾，無形之中使將全部風險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頭上，因為各省如果不解，滙豐銀行一定找胡雪岩，他們不必多費周折，請英國公使出麵跟戶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財力、信用與擔當，每期五十萬兩銀子的本銀，亦一定挑得起來。
話雖如此，五十萬兩銀子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邵友濂與盛宣懷密密商定，到時候“擠他一擠”，雖未必能擠倒，至少可以打擊打擊他的信用。
其時——光緒九年春天，中法的關係復又惡化了。本來前一年十一月間，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在上海談判，已經達成了和平解決在越南的糾紛的三點協議。但法國海軍部及殖民部，分別向他們的外交部表示，不滿寶海與李鴻章的協議，海軍方麵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國發生政潮，新內閣的外交部長沙美拉庫支持軍部的主張，推翻前議，而且將寶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專程來華談判。
妙的是法國公使寶海，特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鴻章，他勸李鴻章堅持前議，不妨指責法國政府違約。有了這種反對他們政府的法國公使，李鴻章覺得談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舊照原定計劃，奏請準予給假回籍葬親。李還不肯回任，但為了開始建設旅順軍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來了，既然請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張樹聲暫署。
但就在二月裏，李鴻章在合肥原籍時，法軍在越南復又動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國在越南權益，招商局運米的船，在海防為法軍扣押，設在海防及順安的兩處倉庫，為法軍占領，其中的存糧及其他物品，當然也被沒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禮部乞援外，並特派“刑部尚書”範慎來華，效“申包青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動，清議昂揚，都主張採取強硬的對策，甚至駐英兼駐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紀澤，亦打電報回來，建議派軍援越，不可對法國讓步。
當時疆臣亦多主哉，雲貴總督岑毓英，備戰已有多時，但署理兩廣總督的曾國荃，卻不願輕啟戰端，清議深為不滿，因而主持總署的恭王，一麵循外交途徑向法國抗議，一麵奏準命李鴻章迅回直隸總督本任，接著降諭，派李鴻章以直隸總督的身分迅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雲南防軍，均歸節製。同時命左宗棠籌劃江南防軍，待命南調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