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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公務員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風水之說宋代以後大興於民間社會。曾國藩生活的時代，普通人舉凡建房、裝修、構園、搬家、遷墳、嫁娶，與土地相關諸事，無不需要求助於風水理論。風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熱門職業，為了尋找一塊發家葬地，許多人家不惜讓屍親久厝，傾家蕩產。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對官位升遷又如此熱中，曾國藩對於住宅風水自然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不過，曾國藩做京官期間窮心竭力精研理學，發誓“學做聖人”，並沒有多少餘力研究風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岡公（曾玉屏）雖然識字不多，卻頗有些高明的見識。曾國藩終生敬仰這位頗有主見的祖父。這位老人在村子裏以“三不信”聞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師，不信風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慣見僧道、風水、庸醫的騙人把戲，故以“三不信”授子孫。他“平日最惡人子欲求吉地久暴親柩”。因為星岡公的影響，也因為對風水吉凶之驗並無親身體驗，所以這一階段他對風水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談不上篤信。直到風水對他家的家運產生“影響”了，他才一度轉而真正相信了風水。
四
許多人對“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於自身經驗。祖母之喪，使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國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餘歲高齡去世。對於祖母的葬地，曾家發生了激烈爭論。祖父星岡公執意將老妻葬於自己很喜歡的木鬥沖，而其他人認為木鬥沖地方狹隘，且風水不佳，都不贊同。弟弟們還特意寫信到京，讓曾國藩勸說祖父。
曾國藩也不贊成祖父的主張。他知道祖父不信風水，因此另選角度來進行勸說。他說自己身為翰林，祖母也得以榮封，因此選擇墳地必須“麵前宏敞”，有足夠的地方樹立牌坊，而“木鬥沖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兇險，麵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為如何”？
但是性格強硬的祖父固執己見，毫不動搖。對風水本不那麽在意的曾國藩也就不再堅持，轉而寫信勸弟弟們聽祖父的話。服膺理學的他以“天理說”來說服弟弟們：
日前所開山向凶吉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為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
也就是說，風水吉凶之說，是“地理”；而孫子聽從爺爺的話，是“天理”。當“地理”與“天理”發生衝突時，作為程朱信徒，當然應該選擇後者，何況爺爺此時還在病中，怎麽能因為這個事惹他生氣。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後不久，曾國藩家裏喜事連連：“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痹症亦愈，且驟升至二品。”祖父痊癒了，困擾曾國藩多時的風濕好了，且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這種好運仍然持續：家裏添了三個男丁，九弟曾國荃也進了學成了秀才。當然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本人升任實職侍郎。
以前雖然聽慣了風水發家的故事，但曾國藩對風水之說一直“存而不論”。這次“親身經歷”，卻讓他確信風水對家運興衰有著直接的影響。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對此事總結出了兩點：第一，很顯然，祖母葬地風水上佳，因此曾家家運才如此順風順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鬥）沖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
第二，風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強求。幾個弟弟因認為此地風水不佳，差點和祖父衝突起來。而素來不信風水的祖父選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鬥）沖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
雖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萬萬不可更動。他囑咐幾個弟弟，祖母墳地“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墳地畢竟過於狹隘，“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誥封碑亭”是體製和家庭榮耀所關，不能不修。他的解決方案是將來將祖父母分別安葬，將碑亭之類建於祖父墳前：
予意乃欲求堯階相一吉地，為祖父大人將來壽台，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為定。
經歷此事後，曾國藩對風水之說的迷信度大漲。鹹豐七年，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去世。曾國藩委軍回家，將父親葬於周壁沖。不過時間倉促，葬地未經充分選擇，葬後有風水師說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對這個葬地“實不放心”。雖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遺訓，曾國藩卻在隨後一段時間裏，先後請過朱堯階、劉為章、杜茂才、許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師”為父親選擇另葬之地。無如千挑萬選後，還是沒挑到各方麵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國藩在家信中鬱悶地說：“吉壤難得，即僅圖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鹹豐八年曾國藩再次出山，離開家鄉時仍然為沒有為父親找到理想葬地而遺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實不放心……餘於親在日，不克篤一日之孝養；親沒之後，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靈。”因此囑咐弟弟們再接再厲，甚至命曾國葆自學風水之說，必將父親遷葬於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風水之說，洪弟在家無事，可留心學習，為二親求一佳城，不必為子孫富貴功名，但求山環水抱，略有生氣，俾二親之體魄少安，即子孫之福蔭亦未始不在其中……諸弟若能盡心竭力肩任此事，則餘寸心之疚可少釋耳。
可見他此時對風水之說，確是篤信非常了。
五
有人認為，作為“千古完人”、“理學宗師”，曾國藩如此熱中風水，似乎不是什麽光彩的事。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談論風水鬼神，是理學家的本分之事。換句話說，“風水鬼神”是“理學”龐大體係之內的一個光明正大的分支。
與早期儒學“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不同，理學家們偏偏愛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這樣的大命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學興起的原動力是為了與佛教抗衡。佛教理論宏闊奢華，特別是詳盡解釋了人死後何去何從這個大問題，吸引了大批信眾。儒教要想與之爭鋒，就要求衝破“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領域，建立一個可以解釋一切宇宙現象的理論體係。第二，儒家學說建立在宗法傳統之上，異常強調慎終追遠的意義，對祠堂裏的那塊冷豬肉特別當回事。孔子雖然敬鬼神而遠之，卻不敢直接否認鬼神的存在。否則，冷豬肉豈不是形同虛設？以光大孔子思想，彌補孔子之不足為己任，發誓要“格”通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理學家們，因此對“鬼、神”現象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不過，曾國藩做京官期間窮心竭力精研理學，發誓“學做聖人”，並沒有多少餘力研究風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岡公（曾玉屏）雖然識字不多，卻頗有些高明的見識。曾國藩終生敬仰這位頗有主見的祖父。這位老人在村子裏以“三不信”聞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師，不信風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慣見僧道、風水、庸醫的騙人把戲，故以“三不信”授子孫。他“平日最惡人子欲求吉地久暴親柩”。因為星岡公的影響，也因為對風水吉凶之驗並無親身體驗，所以這一階段他對風水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談不上篤信。直到風水對他家的家運產生“影響”了，他才一度轉而真正相信了風水。
四
許多人對“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於自身經驗。祖母之喪，使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國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餘歲高齡去世。對於祖母的葬地，曾家發生了激烈爭論。祖父星岡公執意將老妻葬於自己很喜歡的木鬥沖，而其他人認為木鬥沖地方狹隘，且風水不佳，都不贊同。弟弟們還特意寫信到京，讓曾國藩勸說祖父。
曾國藩也不贊成祖父的主張。他知道祖父不信風水，因此另選角度來進行勸說。他說自己身為翰林，祖母也得以榮封，因此選擇墳地必須“麵前宏敞”，有足夠的地方樹立牌坊，而“木鬥沖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兇險，麵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為如何”？
但是性格強硬的祖父固執己見，毫不動搖。對風水本不那麽在意的曾國藩也就不再堅持，轉而寫信勸弟弟們聽祖父的話。服膺理學的他以“天理說”來說服弟弟們：
日前所開山向凶吉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為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
也就是說，風水吉凶之說，是“地理”；而孫子聽從爺爺的話，是“天理”。當“地理”與“天理”發生衝突時，作為程朱信徒，當然應該選擇後者，何況爺爺此時還在病中，怎麽能因為這個事惹他生氣。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後不久，曾國藩家裏喜事連連：“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痹症亦愈，且驟升至二品。”祖父痊癒了，困擾曾國藩多時的風濕好了，且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這種好運仍然持續：家裏添了三個男丁，九弟曾國荃也進了學成了秀才。當然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本人升任實職侍郎。
以前雖然聽慣了風水發家的故事，但曾國藩對風水之說一直“存而不論”。這次“親身經歷”，卻讓他確信風水對家運興衰有著直接的影響。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對此事總結出了兩點：第一，很顯然，祖母葬地風水上佳，因此曾家家運才如此順風順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鬥）沖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
第二，風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強求。幾個弟弟因認為此地風水不佳，差點和祖父衝突起來。而素來不信風水的祖父選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鬥）沖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
雖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萬萬不可更動。他囑咐幾個弟弟，祖母墳地“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墳地畢竟過於狹隘，“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誥封碑亭”是體製和家庭榮耀所關，不能不修。他的解決方案是將來將祖父母分別安葬，將碑亭之類建於祖父墳前：
予意乃欲求堯階相一吉地，為祖父大人將來壽台，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為定。
經歷此事後，曾國藩對風水之說的迷信度大漲。鹹豐七年，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去世。曾國藩委軍回家，將父親葬於周壁沖。不過時間倉促，葬地未經充分選擇，葬後有風水師說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對這個葬地“實不放心”。雖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遺訓，曾國藩卻在隨後一段時間裏，先後請過朱堯階、劉為章、杜茂才、許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師”為父親選擇另葬之地。無如千挑萬選後，還是沒挑到各方麵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國藩在家信中鬱悶地說：“吉壤難得，即僅圖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鹹豐八年曾國藩再次出山，離開家鄉時仍然為沒有為父親找到理想葬地而遺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實不放心……餘於親在日，不克篤一日之孝養；親沒之後，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靈。”因此囑咐弟弟們再接再厲，甚至命曾國葆自學風水之說，必將父親遷葬於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風水之說，洪弟在家無事，可留心學習，為二親求一佳城，不必為子孫富貴功名，但求山環水抱，略有生氣，俾二親之體魄少安，即子孫之福蔭亦未始不在其中……諸弟若能盡心竭力肩任此事，則餘寸心之疚可少釋耳。
可見他此時對風水之說，確是篤信非常了。
五
有人認為，作為“千古完人”、“理學宗師”，曾國藩如此熱中風水，似乎不是什麽光彩的事。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談論風水鬼神，是理學家的本分之事。換句話說，“風水鬼神”是“理學”龐大體係之內的一個光明正大的分支。
與早期儒學“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不同，理學家們偏偏愛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這樣的大命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學興起的原動力是為了與佛教抗衡。佛教理論宏闊奢華，特別是詳盡解釋了人死後何去何從這個大問題，吸引了大批信眾。儒教要想與之爭鋒，就要求衝破“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領域，建立一個可以解釋一切宇宙現象的理論體係。第二，儒家學說建立在宗法傳統之上，異常強調慎終追遠的意義，對祠堂裏的那塊冷豬肉特別當回事。孔子雖然敬鬼神而遠之，卻不敢直接否認鬼神的存在。否則，冷豬肉豈不是形同虛設？以光大孔子思想，彌補孔子之不足為己任，發誓要“格”通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理學家們，因此對“鬼、神”現象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