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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公務員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前所述，康熙末年，江西巡撫衙門的陋規數達七萬四千四百兩。而據雍正初年山東巡撫黃炳奏報，當地巡撫衙門每年接受的規禮達十一萬餘兩。而河南巡撫則奏報：“一年所有各項陋例，不下二十萬兩。”
相對於上麵估計的雍正年間一位巡撫的實際年支出是八千到二萬兩，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家的默許下，官員們會超越“合理”限度多遠。
所以雍正皇帝進行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改革就顯得無比英明。他以公開的“養廉銀”來補足地方官員開支的需要。此後，總督最大的一筆固定收入是養廉銀。養廉銀製度使得官員的俸祿比以前大為增加，禁革陋規在此基本上漸次展開，成效顯著，吏治為之一清。可是這種情況隻維持了不長時間，幹隆中期之後，陋規又死灰復燃。
這首先是由於“養廉銀”的數額遠遠少於“陋規”。雍幹之際歷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孫嘉淦就說，養廉不及火耗之“少半”，官員們盡管表麵上薪給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實際上收入卻銳減。在官員心底對陋規勢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後，清代物價大幅上漲，“雍正時期和幹隆末嘉慶初的價格差異巨大，根據整個十八世紀官員的零星記錄，王業鍵估算出這一時期物價差不多增長了三倍。”於是陋規製度不可避免地復活了。“當大員們發現自己實際的收入在減少，他們就開始將開銷重擔轉嫁到屬下身上，如同火耗歸公前一樣，公差官員開始責令他們路經地界的官員供應食物、炭薪、僕人、車馬、宴請以及規禮。”到了嘉慶以後，各種陋規全麵復活，數量上則比改革以前還要更多。
八
曾國藩時代，各省陋規數額比康熙時代還要巨大。金安清說：
（規費收入）以兩江總督為最，一年三十萬。淮南鹽務居其一，各關備貢居其一，養廉公費居其一，皆用印文解送，不以為私。
康熙時代，規費最多的總督也不過二十萬兩。
然而這一時期，“規費”的製度化傾向更加明顯。首先，這三十萬中，並未包括私人禮金。其次，金安清說得很清楚：這三十萬巨款，“皆用印文解送，不以為私”。也就是說，這些錢都是各衙門公開以正式印文解送的方式，送到總督衙門。
那麽很顯然，這三十萬巨款中絕大多數起碼在表麵上是用於公務的，否則不可能送得如此光明正大。事實上，晚清時代社會變化劇烈，這三個省加在一起一年財政支出僅僅三十萬，以今天的財政思維，簡直少得不可想像。因此，把這三十萬都算成曾國藩的個人收入，肯定是不合理的。
曾國藩時代，吏治出現兩種並存的走勢。一種是大部分官員都借陋規拚命營私，吏治因此走向極度敗壞。李鴻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陋規橫行之形勢：
政以賄成，婪索相競。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屬者，節壽有賀儀，到任有規禮，補缺署缺有酬謝。取之商民者，街市鋪戶有攤派。變本加厲，上下相沿，不以為怪。
另一種則是一批立誌挽救國家於危亡的名臣，比如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楨等，力圖在可能範圍內解決陋規問題，以澄清吏治。其中曾國藩的作為也是有聲有色。
第四節 曾國藩整頓官風
一
官場上講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麽姿態出現在官場之上，在任何時代都是個需要認真斟酌一下的問題。
鹹豐十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升任兩江總督二十六天後，曾國藩由宿鬆沿江東下，前往祁門。這次出行，對於兩江地區的官場來說，是新任總督的“亮相”之舉。
途中曾國藩經過湘軍水師控製的長江。湘軍官兵盼著大帥成為總督，眼睛都盼藍了。如今曾國藩如願以償，湘軍的日子也肯定要比以前好過多了。湘軍上下都揚眉吐氣，歡欣鼓舞。曾國藩預料到，各處水師一定會大擺宴席，對他大搞迎送儀式。
清代官場迎送和宴請之隆重，史上有名。對許多地處交通要道的地方官來說，他們最繁重的工作不是處理政務，而是迎來送往。早在順治時期，刑科給事中任克溥就在一份奏摺中說，地方官的精力，百分之七十都用於應酬上了：
有司十分精神，三分辦政事，七分奉上官。
官場應酬之中，有許多精細的“尺寸”，比如上級來視察，地方官要出城多少裏迎接，來到之後，用什麽級別的宴席款待，安排幾次聽戲，臨走時送多少紅包，都按級別大小、事體輕重、關係遠近，有微妙而明確的“潛規則”。張集馨在他的自敘年譜中對此有一段具體描寫：
西安地處交通要道……每當有官員路過，陝西糧道都要隨西安將軍、陝西巡撫等在官廳舉行迎接儀式……每次迎接的規格，是請兩班戲，安排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須用燕窩燒烤，中席也要有魚翅海參。西安這個地方活魚很難得，大魚一尾，要值四五千文，這道菜是上席五桌斷不能少的。其他如白鱔、鹿尾等，都是貴重難得之物，也必須設法購求，否則就要說糧道太小氣。每次戲筵散後，不管冬天夏天，總要到午夜了。
官員離開時，本地官員又要到城西共同歡送，並且要送盤纏。盤纏送得多少，要看對方官職之尊卑。一般來說，每次宴會，連請戲班、賞下人、辦酒席等等，總要二百餘兩銀子，盤纏在外。
張集馨說自己的從政歲月，主要都花在了迎來送往、聽戲請客、花天酒地上了：“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有識者恥之。”因為來往的官員實在太多了，所以根本無法休息：“來往過客，攀挽流連，餘等復迭為賓主，幾於無日不花天酒地。”同僚之間，也需要經常以宴會來聯絡感情：“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許多官員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裏，喝壞了官風，喝壞了胃。
對於這種情況，朝廷當然是三令五申，嚴厲禁止。禁止官員公款吃喝迎送的上諭每朝都要發上幾道，而且每道說的都是那麽痛切，有的說：“撫按舊習，迎送往來，交際饋遺，實為可恨。”有的說：“各衙門官員，拜往宴會，曠職營私，明季弊習，深可痛恨。著都察院嚴行禁飭，有故違者，該城禦史呈報糾參，隱徇者並治。”有的上諭甚至規定，禦史出巡，必須“減騶從以恤驛困，禁鋪設以紓民力，拒參謁以杜逢迎”，“如不恪遵力行，一經發覺，必行重處”。光從字麵上看，朝廷對這個問題態度不可謂不堅決，措施不可謂不嚴厲，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這些“天語玉音”幾乎沒有一個字能落到實處。
原因非常簡單。清代官場上，官員們隻需對上負責，不需對百姓負責。隻要領導滿意，升官發財自然機會多多。如果疏於應酬，那麽肯定升遷無望。
對於這種風習，曾國藩自然非常清楚。曾國藩以“禮學經世”聞名，但是對於這類“禮節”，他不但避之不遑，而且深為痛恨。所以出發之前，他特別致信楊載福、彭玉麟，要求他們不要搞迎送儀式：
相對於上麵估計的雍正年間一位巡撫的實際年支出是八千到二萬兩，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家的默許下，官員們會超越“合理”限度多遠。
所以雍正皇帝進行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改革就顯得無比英明。他以公開的“養廉銀”來補足地方官員開支的需要。此後，總督最大的一筆固定收入是養廉銀。養廉銀製度使得官員的俸祿比以前大為增加，禁革陋規在此基本上漸次展開，成效顯著，吏治為之一清。可是這種情況隻維持了不長時間，幹隆中期之後，陋規又死灰復燃。
這首先是由於“養廉銀”的數額遠遠少於“陋規”。雍幹之際歷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孫嘉淦就說，養廉不及火耗之“少半”，官員們盡管表麵上薪給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實際上收入卻銳減。在官員心底對陋規勢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後，清代物價大幅上漲，“雍正時期和幹隆末嘉慶初的價格差異巨大，根據整個十八世紀官員的零星記錄，王業鍵估算出這一時期物價差不多增長了三倍。”於是陋規製度不可避免地復活了。“當大員們發現自己實際的收入在減少，他們就開始將開銷重擔轉嫁到屬下身上，如同火耗歸公前一樣，公差官員開始責令他們路經地界的官員供應食物、炭薪、僕人、車馬、宴請以及規禮。”到了嘉慶以後，各種陋規全麵復活，數量上則比改革以前還要更多。
八
曾國藩時代，各省陋規數額比康熙時代還要巨大。金安清說：
（規費收入）以兩江總督為最，一年三十萬。淮南鹽務居其一，各關備貢居其一，養廉公費居其一，皆用印文解送，不以為私。
康熙時代，規費最多的總督也不過二十萬兩。
然而這一時期，“規費”的製度化傾向更加明顯。首先，這三十萬中，並未包括私人禮金。其次，金安清說得很清楚：這三十萬巨款，“皆用印文解送，不以為私”。也就是說，這些錢都是各衙門公開以正式印文解送的方式，送到總督衙門。
那麽很顯然，這三十萬巨款中絕大多數起碼在表麵上是用於公務的，否則不可能送得如此光明正大。事實上，晚清時代社會變化劇烈，這三個省加在一起一年財政支出僅僅三十萬，以今天的財政思維，簡直少得不可想像。因此，把這三十萬都算成曾國藩的個人收入，肯定是不合理的。
曾國藩時代，吏治出現兩種並存的走勢。一種是大部分官員都借陋規拚命營私，吏治因此走向極度敗壞。李鴻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陋規橫行之形勢：
政以賄成，婪索相競。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屬者，節壽有賀儀，到任有規禮，補缺署缺有酬謝。取之商民者，街市鋪戶有攤派。變本加厲，上下相沿，不以為怪。
另一種則是一批立誌挽救國家於危亡的名臣，比如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楨等，力圖在可能範圍內解決陋規問題，以澄清吏治。其中曾國藩的作為也是有聲有色。
第四節 曾國藩整頓官風
一
官場上講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麽姿態出現在官場之上，在任何時代都是個需要認真斟酌一下的問題。
鹹豐十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升任兩江總督二十六天後，曾國藩由宿鬆沿江東下，前往祁門。這次出行，對於兩江地區的官場來說，是新任總督的“亮相”之舉。
途中曾國藩經過湘軍水師控製的長江。湘軍官兵盼著大帥成為總督，眼睛都盼藍了。如今曾國藩如願以償，湘軍的日子也肯定要比以前好過多了。湘軍上下都揚眉吐氣，歡欣鼓舞。曾國藩預料到，各處水師一定會大擺宴席，對他大搞迎送儀式。
清代官場迎送和宴請之隆重，史上有名。對許多地處交通要道的地方官來說，他們最繁重的工作不是處理政務，而是迎來送往。早在順治時期，刑科給事中任克溥就在一份奏摺中說，地方官的精力，百分之七十都用於應酬上了：
有司十分精神，三分辦政事，七分奉上官。
官場應酬之中，有許多精細的“尺寸”，比如上級來視察，地方官要出城多少裏迎接，來到之後，用什麽級別的宴席款待，安排幾次聽戲，臨走時送多少紅包，都按級別大小、事體輕重、關係遠近，有微妙而明確的“潛規則”。張集馨在他的自敘年譜中對此有一段具體描寫：
西安地處交通要道……每當有官員路過，陝西糧道都要隨西安將軍、陝西巡撫等在官廳舉行迎接儀式……每次迎接的規格，是請兩班戲，安排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須用燕窩燒烤，中席也要有魚翅海參。西安這個地方活魚很難得，大魚一尾，要值四五千文，這道菜是上席五桌斷不能少的。其他如白鱔、鹿尾等，都是貴重難得之物，也必須設法購求，否則就要說糧道太小氣。每次戲筵散後，不管冬天夏天，總要到午夜了。
官員離開時，本地官員又要到城西共同歡送，並且要送盤纏。盤纏送得多少，要看對方官職之尊卑。一般來說，每次宴會，連請戲班、賞下人、辦酒席等等，總要二百餘兩銀子，盤纏在外。
張集馨說自己的從政歲月，主要都花在了迎來送往、聽戲請客、花天酒地上了：“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有識者恥之。”因為來往的官員實在太多了，所以根本無法休息：“來往過客，攀挽流連，餘等復迭為賓主，幾於無日不花天酒地。”同僚之間，也需要經常以宴會來聯絡感情：“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許多官員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裏，喝壞了官風，喝壞了胃。
對於這種情況，朝廷當然是三令五申，嚴厲禁止。禁止官員公款吃喝迎送的上諭每朝都要發上幾道，而且每道說的都是那麽痛切，有的說：“撫按舊習，迎送往來，交際饋遺，實為可恨。”有的說：“各衙門官員，拜往宴會，曠職營私，明季弊習，深可痛恨。著都察院嚴行禁飭，有故違者，該城禦史呈報糾參，隱徇者並治。”有的上諭甚至規定，禦史出巡，必須“減騶從以恤驛困，禁鋪設以紓民力，拒參謁以杜逢迎”，“如不恪遵力行，一經發覺，必行重處”。光從字麵上看，朝廷對這個問題態度不可謂不堅決，措施不可謂不嚴厲，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這些“天語玉音”幾乎沒有一個字能落到實處。
原因非常簡單。清代官場上，官員們隻需對上負責，不需對百姓負責。隻要領導滿意，升官發財自然機會多多。如果疏於應酬，那麽肯定升遷無望。
對於這種風習，曾國藩自然非常清楚。曾國藩以“禮學經世”聞名，但是對於這類“禮節”，他不但避之不遑，而且深為痛恨。所以出發之前，他特別致信楊載福、彭玉麟，要求他們不要搞迎送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