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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公務員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規”實際上涵蓋了所有有油水的部門。不管這油水來自哪兒，都要給上級進貢一部分。因為如果不這樣，上級就沒有讓這個油水來源存在的必要。所以除了這幾項主要的陋規之外，有些省還有些特殊的項目，比如“香規”，是向到山東泰山和湖北太和山（武當山）進香的香客徵收的，康熙、雍正年間的山東巡撫每年可以分到“香規”銀兩千五百兩、布政使“香規”銀是一千五百兩。鴉片戰爭之前，廣東有“土規”，來源是鴉片（土煙）走私販子送給海關官吏和水師官兵的賄賂銀。
五
至於“禮”，則是所有官員，不管肥缺瘦缺，官大官小，都要送的，因為這是代表官員個人的心意。
之所以說“陋規”是有中國特色的一種財政分配方式，就是因為這種分配是在“禮”的麵紗下進行的。中國人特別重視禮，以“送禮”的形式進行的分肥也就花樣百出。它不光能解決地方財政資金不足以及官員薪水過低的問題，還能夠在官員之間建立起情感上的聯繫。
清代官場的基層官員需要向上級致送的禮金異常繁重複雜，以至於他要建立一個專門的帳簿來進行統計。順治、康熙時代的吏科給事中林起龍曾經這樣概括一個州縣官員需要送的禮金：
參謁上司，則備見麵禮；凡遇年節，則備節禮；生辰喜慶，則備賀禮；題授保薦，則備謝禮；升轉去任，則備別禮。
下麵我們就來分析一下林起龍所說的這五種禮。
一是“見麵禮”。上司剛剛到任，下屬要前往參拜，要送“見麵禮”，也叫“贄禮”或“贄見禮”，或是稱“上任禮”或“到任規禮”。
“見麵禮”的標準怎麽樣呢？
康熙五十六年（1717），兩江總督長鼐報告，他到兩江地區後，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江蘇按察使、江安糧道、驛鹽道、常鎮（常州、鎮江）道，徽州、江寧（南京）、揚州、鎮江、鬆江（上海）等府知府前來參見，每人送銀一百二十兩到五百兩不等，總共有三千八百兩。按已送的標準估算，加上尚未見麵的下屬將要送來的數目，此項禮銀大概有一萬多兩。而劉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中說到，晚清四川總督的到任禮大約有二萬兩銀子。此例也許可以說明，晚清官場禮金標準照康熙時上漲了一倍。
二是“節禮”。也就是逢年過節送的禮。三個重要的傳統節日，即端午節、中秋節、春節時，下屬是一定要向上司送禮的。據廣西巡撫高其倬說，廣西省內各衙門每年向巡撫送節禮一萬兩千四百兩。廣西是老少邊窮地區，送禮標準也相對較低。而山東巡撫的節禮收入，據交待高達六萬兩銀子。其他各省的巡撫，河南是四萬兩，江西是五萬兩，貴州最少，是七千兩。最多的是廣東。康熙五十六年，廣東巡撫向皇帝匯報說，廣東巡撫的節禮，一年至少十萬兩白銀。
三是“賀禮”，就是上司家紅白喜事及生日時送的禮金，官員的妻子、父母做壽，官員生兒子、生孫子，都要送禮。雍正元年（1723）博爾多代理山東布政使，“濟南府的官員做備圍屏、杯、緞、銀如意、調羹送來上壽”，具體價值不詳。第二年出任安徽布政使，“收受各屬壽禮，金銀、綢緞、玉器等項共計銀七千餘兩”。
四是“謝禮”，是為了感謝上司提拔而送的禮，也就是今天買官的錢。
五是與“上任禮”相對應的“離任禮”，即林起龍所說的“別禮”，它在上司升遷、調動離任時送。
除了上述五種主要的“禮金”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名堂的禮。比如上級到下級單位巡視和檢查工作，也會收到禮金。其中有一項叫“盤庫禮”，就是上司到下級衙門盤查銀庫、糧庫時下級送上的禮金，其目的當然包括讓上級少挑毛病的意思。鹹豐九年，張集馨回答道光皇帝的詢問時，說四川總督每年春、秋兩次到布政司衙門盤庫，每次可得銀子一千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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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規”和“禮”在地方官場上幾乎都是公開的。綜上所述，“陋規”實際上和它的來源即“附加稅”一樣，其用途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合理的，即用於各級衙門的行政開支；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落入官員們的“私囊”。
著名清官林則徐也公開收受“陋規”。道光二十六年，陝西發生重大災荒，地方稅收大幅減少，導致國家的軍糧都停徵了，然而“陋規”的致送卻不能停止，陝西糧道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說這一年“督撫將軍陋規如常支送”，其中的“撫”就是陝西巡撫林則徐。那麽林這一年所得“陋規”多少呢？張集馨說，計“每季白銀一千三百兩”，另有“三節兩壽”的“表禮、水禮、門包”和雜費，“年逾萬”。
不管多大的天災人禍，林則徐的“陋規”都會旱澇保收。我們很難想像林則徐會為了一己之私不顧人民死活。這一事例隻能解釋成，離開了這筆“陋規”，林則徐個人生活以及巡撫衙門的日常運轉就無法繼續。這個例子可以說明，“陋規”其實是維持地方政府運轉的必不可少的固定收入，“陋規”製度也因此成為一種變形的財政製度。任何一位官員也無法跳離“陋規”遊戲。由此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麽在晚清，本來是官員們之間表達私人感情的“禮金”卻都有著明確嚴格的時間和數目規定。因為這名義上是人情來往，事實上則是上級官員賴以活命的固定收入，和國家正式稅收沒什麽兩樣。“上司各項陋規等於正供，不能短少”已經成了比國家的正式財政製度還要硬性的製度。因此許多官員寧可挪用國家正式稅收，造成國庫虧空，也不敢耽誤給上級送禮。
因為無法在全國建立細化的有效的財政體係，皇帝們隻能寄希望於官員們的道德情操過硬，準確把握這個收取陋規的“度”。一般來說，官員收多少陋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這些錢花到哪兒去了。如果都花到公用開支和必要的生活開支中，那麽他們就不被指摘。稍有所取，使自己日子過得更滋潤一些，也很容易被上上下下所理解。這在康熙皇帝對近侍所說的話中表現得很清楚：“身為大臣，尋常日用豈能一無所費？若必分毫取給於家中，勢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潔，念念從愛百姓起見，便為良吏。”隻有過於貪婪，才會被人批評。
七
問題是，良心不可依恃，貪婪是人的本性。“陋規”給貪腐帶來了極大方便。而腐敗如同洪水猛獸，隻要一開口子，必然愈演愈烈。我們在史料中看到康熙年間和雍正初年的陋規數目，一般都十分驚人。
五
至於“禮”，則是所有官員，不管肥缺瘦缺，官大官小，都要送的，因為這是代表官員個人的心意。
之所以說“陋規”是有中國特色的一種財政分配方式，就是因為這種分配是在“禮”的麵紗下進行的。中國人特別重視禮，以“送禮”的形式進行的分肥也就花樣百出。它不光能解決地方財政資金不足以及官員薪水過低的問題，還能夠在官員之間建立起情感上的聯繫。
清代官場的基層官員需要向上級致送的禮金異常繁重複雜，以至於他要建立一個專門的帳簿來進行統計。順治、康熙時代的吏科給事中林起龍曾經這樣概括一個州縣官員需要送的禮金：
參謁上司，則備見麵禮；凡遇年節，則備節禮；生辰喜慶，則備賀禮；題授保薦，則備謝禮；升轉去任，則備別禮。
下麵我們就來分析一下林起龍所說的這五種禮。
一是“見麵禮”。上司剛剛到任，下屬要前往參拜，要送“見麵禮”，也叫“贄禮”或“贄見禮”，或是稱“上任禮”或“到任規禮”。
“見麵禮”的標準怎麽樣呢？
康熙五十六年（1717），兩江總督長鼐報告，他到兩江地區後，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江蘇按察使、江安糧道、驛鹽道、常鎮（常州、鎮江）道，徽州、江寧（南京）、揚州、鎮江、鬆江（上海）等府知府前來參見，每人送銀一百二十兩到五百兩不等，總共有三千八百兩。按已送的標準估算，加上尚未見麵的下屬將要送來的數目，此項禮銀大概有一萬多兩。而劉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中說到，晚清四川總督的到任禮大約有二萬兩銀子。此例也許可以說明，晚清官場禮金標準照康熙時上漲了一倍。
二是“節禮”。也就是逢年過節送的禮。三個重要的傳統節日，即端午節、中秋節、春節時，下屬是一定要向上司送禮的。據廣西巡撫高其倬說，廣西省內各衙門每年向巡撫送節禮一萬兩千四百兩。廣西是老少邊窮地區，送禮標準也相對較低。而山東巡撫的節禮收入，據交待高達六萬兩銀子。其他各省的巡撫，河南是四萬兩，江西是五萬兩，貴州最少，是七千兩。最多的是廣東。康熙五十六年，廣東巡撫向皇帝匯報說，廣東巡撫的節禮，一年至少十萬兩白銀。
三是“賀禮”，就是上司家紅白喜事及生日時送的禮金，官員的妻子、父母做壽，官員生兒子、生孫子，都要送禮。雍正元年（1723）博爾多代理山東布政使，“濟南府的官員做備圍屏、杯、緞、銀如意、調羹送來上壽”，具體價值不詳。第二年出任安徽布政使，“收受各屬壽禮，金銀、綢緞、玉器等項共計銀七千餘兩”。
四是“謝禮”，是為了感謝上司提拔而送的禮，也就是今天買官的錢。
五是與“上任禮”相對應的“離任禮”，即林起龍所說的“別禮”，它在上司升遷、調動離任時送。
除了上述五種主要的“禮金”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名堂的禮。比如上級到下級單位巡視和檢查工作，也會收到禮金。其中有一項叫“盤庫禮”，就是上司到下級衙門盤查銀庫、糧庫時下級送上的禮金，其目的當然包括讓上級少挑毛病的意思。鹹豐九年，張集馨回答道光皇帝的詢問時，說四川總督每年春、秋兩次到布政司衙門盤庫，每次可得銀子一千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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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清官林則徐也公開收受“陋規”。道光二十六年，陝西發生重大災荒，地方稅收大幅減少，導致國家的軍糧都停徵了，然而“陋規”的致送卻不能停止，陝西糧道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說這一年“督撫將軍陋規如常支送”，其中的“撫”就是陝西巡撫林則徐。那麽林這一年所得“陋規”多少呢？張集馨說，計“每季白銀一千三百兩”，另有“三節兩壽”的“表禮、水禮、門包”和雜費，“年逾萬”。
不管多大的天災人禍，林則徐的“陋規”都會旱澇保收。我們很難想像林則徐會為了一己之私不顧人民死活。這一事例隻能解釋成，離開了這筆“陋規”，林則徐個人生活以及巡撫衙門的日常運轉就無法繼續。這個例子可以說明，“陋規”其實是維持地方政府運轉的必不可少的固定收入，“陋規”製度也因此成為一種變形的財政製度。任何一位官員也無法跳離“陋規”遊戲。由此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麽在晚清，本來是官員們之間表達私人感情的“禮金”卻都有著明確嚴格的時間和數目規定。因為這名義上是人情來往，事實上則是上級官員賴以活命的固定收入，和國家正式稅收沒什麽兩樣。“上司各項陋規等於正供，不能短少”已經成了比國家的正式財政製度還要硬性的製度。因此許多官員寧可挪用國家正式稅收，造成國庫虧空，也不敢耽誤給上級送禮。
因為無法在全國建立細化的有效的財政體係，皇帝們隻能寄希望於官員們的道德情操過硬，準確把握這個收取陋規的“度”。一般來說，官員收多少陋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這些錢花到哪兒去了。如果都花到公用開支和必要的生活開支中，那麽他們就不被指摘。稍有所取，使自己日子過得更滋潤一些，也很容易被上上下下所理解。這在康熙皇帝對近侍所說的話中表現得很清楚：“身為大臣，尋常日用豈能一無所費？若必分毫取給於家中，勢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潔，念念從愛百姓起見，便為良吏。”隻有過於貪婪，才會被人批評。
七
問題是，良心不可依恃，貪婪是人的本性。“陋規”給貪腐帶來了極大方便。而腐敗如同洪水猛獸，隻要一開口子，必然愈演愈烈。我們在史料中看到康熙年間和雍正初年的陋規數目，一般都十分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