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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公務員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與八旗相比，晚清綠營的狀況更差。道光十四年冬，兩廣總督盧坤巡閱廣東水師。各營選出精兵強將，到總督麵前亮相。不料一場考下來，連一槍一箭都不中者就有七十八人，僅中一槍一箭者有二百二十六人，讓盧坤大跌眼鏡。
這樣一支毫無專業精神的軍隊，不惟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麵前一觸即潰，甚至在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自己的農民軍麵前也一樣不堪一擊。
道光三十年太平軍初起之際，朝廷命周天爵署廣西巡撫領兵鎮壓。周天爵在致親友的信中這樣描述清軍在太平軍前麵的表現：
出征之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場門口的豬羊，說什麽也不願上路：“於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帶兵一百名，如駐馬嵬坡，皆不願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作戰之時，一個個裹足不前，讓他無計可施：“惜我兵一百名如見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無一動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殺二人，亦無應者。撼山易，撼嶽家軍難，不意如此。”
兩年過去了，太平軍這些“烏合之眾”沒有如清廷想像的那樣官軍一到，立成齏粉，反而越戰越強。朝廷開始不斷換帥，還特別抽調廣州火器專家烏蘭泰以副都統身份到前線助戰。烏蘭泰到了前線，驚訝地發現撥歸其麾下的貴州綠營各軍竟全無訓練，毫無軍事常識。鹹豐元年五月中坪獨鰲山一戰，這些貴州兵臨敵竟不知挖壕築壘，麵對七名衝殺過來的太平軍，一千官兵竟不戰而潰，事後“經奴才營官兵辱罵毆打，即奴才親自嚇喊欲殺，尚不敢出營，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見”。
五
薄俸製不但導致士兵訓練水平下降，還導致了軍官道德操守的極度敗壞。
清王朝深知如此低微的薪俸不足以支持軍官的生活，所以對軍官的貪腐行為隻能保持較高的容忍度。他們有意識地把自主權相當程度地下放到軍官手裏，讓他們自謀生路，自己解決，這是皇帝們自以為聰明的選擇。他們也明知軍官們會突破紀律界線，隻不過仍寄希望於他們自我約束，自我監督，適可而止。但貪腐行為的特點是，一旦開了口子，就會肆無忌憚，無所不至。所以晚清軍隊貪腐之種種光怪陸離，今人實在難以想像。
第一條當然是吃空額。
軍官吃空額，是中國軍隊歷代相沿的最大弊端，歷代統治者都對之束手無策。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康熙皇帝突發奇想，幹脆將“吃空額”合法化，當成對軍官的一種補貼。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和將軍們商量好，武官們除了國家給的俸銀外，再公開規定每人可以吃多少空額，叫“隨糧”。直到幹隆年間，皇帝覺得這種做法實在不符大清體麵，才改“隨糧”為“養廉”。然而和地方上養廉銀製度一樣，武官並不因為有了養廉專款而改變坐吃空糧的陋習，隻是由合法變為非法，暗中照常進行。
清代後期，吃空額成了軍隊中公開的秘密。各級將領侵吞的兵餉是一筆永遠也查不清的黑帳。鹹豐皇帝在1852年承認，“空額之敝……各省皆然”。曾任貴州知府的胡林翼給朋友的信私下說：貴州“綠營普遍缺額過半，偏遠營汛僅存額兵的六分之一”。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稱：“京師步營額設甲兵二萬一千餘名，風聞現在空額過半。”
第二條是如上所述的剋扣軍餉。
第三則是開展第三產業，大肆經商。其具體做法有如下幾類：
一是動用軍用裝備經商。有的水師把戰船租賃給商賈販貨，把收入全數納入私囊。據鴉片戰爭時期任福建汀漳龍道的張集馨記載：“漳郡城外有軍功廠，每月派道督造戰船一隻，以為駕駛巡緝之用。其實水師將船領去，或賃與商賈販貨運米，或賃與過台往來差使；偶然出洋，亦不過寄碇海濱而已，從無緝獲洋盜多起之事。”
二是出租軍事土地。如浙江八旗、綠營大量出租操場、牧場，以致各處校場長寬皆不足一裏，不但大炮，連抬炮（一種兩人使用的簡陋火器）射擊也無法進行。由於缺少場地和馬匹，士兵訓練次數大為減少，用鳥槍和火炮進行實彈射擊的演習更少。
三是違法犯罪，走私護私。清代軍隊扮演著國防軍、內衛部隊和警察等多重角色。海關緝私、設卡緝拿私鹽也屬於其職能之一。但一些腐敗的清軍官兵身披執法者外衣，卻幹著貪贓枉法，運私、販私、護私的勾當。
晚清軍隊最令人痛恨之處，就是其在鴉片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水師利用手中的權力收受賄賂，聽任鴉片流入內地，有時甚至自己也參與其中，為之運輸護航。至鴉片戰爭前，水師官兵與鴉片商相互勾結，已形成一整套從水師提督到普通士兵的賄銀分配慣例，即所謂“陋規”、“土規”。正如陝西道監察禦史杜彥士所指出的那樣：“夷船所以停泊無忌者，由於水師員弁收受陋規，每船得洋四百圓、六百圓不等。船上煙土，皆營弁包庇販賣。”“夷船一到彼處，則盈千累萬，交水師哨船代為交易。”
廣東禁菸期間，林則徐轟轟烈烈地展開過打擊走私活動，卻沒有收到實效。後來他曾對友人透露其中的原因說：“粵營以水師為最優，其歲入得至糧餉者百分之一，得至土規者百分之九十九，禁絕煙土，則去其得項百分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
以上種種貪腐行為，已經是朝野皆知的公開的秘密，卻多年相沿，難以取締。其原因無非是因為這些收入已經成為軍中日常招待經費的主要來源，也是軍官固定半固定收入的一部分，如果取締，必然影響軍隊“穩定”。所以歷代相沿之下，這些做法竟然獲得了某種“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從皇帝的角度看，這些做法一時似乎確實解決了國家經費不足的困難，甚至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兵的待遇，不失為不增加財政收入前提下維持龐大的軍隊數量的一個“巧妙”的辦法。所以皇帝們長時間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表麵上偶爾下下諭旨，重申一下禁止侵沒，否則“從重治罪”，“以肅戍政”等紀律，但大多虛聲恫嚇，並無實際措施。
然而在滿足了體製的惰性的同時，這些行為給軍隊帶來的危害卻是災難性的，軍隊因此失去起碼的戰鬥能力，不能正常行使自己的職能。各級軍官精力全部用來撈錢，“近聞各省營務，如提、鎮大員，一味養尊處優，全不習勞”，“所謂訓練操防，全屬有名無實”。鹹豐元年曾國藩在應召陳言時，曾上過一道《議汰兵疏》，其中對當時全國軍隊的狀況做了如下概括：
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為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遊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
針對以上情況，林則徐說：“雖諸葛武侯來，亦隻是束手無策。”
這樣一支毫無專業精神的軍隊，不惟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麵前一觸即潰，甚至在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自己的農民軍麵前也一樣不堪一擊。
道光三十年太平軍初起之際，朝廷命周天爵署廣西巡撫領兵鎮壓。周天爵在致親友的信中這樣描述清軍在太平軍前麵的表現：
出征之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場門口的豬羊，說什麽也不願上路：“於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帶兵一百名，如駐馬嵬坡，皆不願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作戰之時，一個個裹足不前，讓他無計可施：“惜我兵一百名如見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無一動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殺二人，亦無應者。撼山易，撼嶽家軍難，不意如此。”
兩年過去了，太平軍這些“烏合之眾”沒有如清廷想像的那樣官軍一到，立成齏粉，反而越戰越強。朝廷開始不斷換帥，還特別抽調廣州火器專家烏蘭泰以副都統身份到前線助戰。烏蘭泰到了前線，驚訝地發現撥歸其麾下的貴州綠營各軍竟全無訓練，毫無軍事常識。鹹豐元年五月中坪獨鰲山一戰，這些貴州兵臨敵竟不知挖壕築壘，麵對七名衝殺過來的太平軍，一千官兵竟不戰而潰，事後“經奴才營官兵辱罵毆打，即奴才親自嚇喊欲殺，尚不敢出營，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見”。
五
薄俸製不但導致士兵訓練水平下降，還導致了軍官道德操守的極度敗壞。
清王朝深知如此低微的薪俸不足以支持軍官的生活，所以對軍官的貪腐行為隻能保持較高的容忍度。他們有意識地把自主權相當程度地下放到軍官手裏，讓他們自謀生路，自己解決，這是皇帝們自以為聰明的選擇。他們也明知軍官們會突破紀律界線，隻不過仍寄希望於他們自我約束，自我監督，適可而止。但貪腐行為的特點是，一旦開了口子，就會肆無忌憚，無所不至。所以晚清軍隊貪腐之種種光怪陸離，今人實在難以想像。
第一條當然是吃空額。
軍官吃空額，是中國軍隊歷代相沿的最大弊端，歷代統治者都對之束手無策。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康熙皇帝突發奇想，幹脆將“吃空額”合法化，當成對軍官的一種補貼。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和將軍們商量好，武官們除了國家給的俸銀外，再公開規定每人可以吃多少空額，叫“隨糧”。直到幹隆年間，皇帝覺得這種做法實在不符大清體麵，才改“隨糧”為“養廉”。然而和地方上養廉銀製度一樣，武官並不因為有了養廉專款而改變坐吃空糧的陋習，隻是由合法變為非法，暗中照常進行。
清代後期，吃空額成了軍隊中公開的秘密。各級將領侵吞的兵餉是一筆永遠也查不清的黑帳。鹹豐皇帝在1852年承認，“空額之敝……各省皆然”。曾任貴州知府的胡林翼給朋友的信私下說：貴州“綠營普遍缺額過半，偏遠營汛僅存額兵的六分之一”。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稱：“京師步營額設甲兵二萬一千餘名，風聞現在空額過半。”
第二條是如上所述的剋扣軍餉。
第三則是開展第三產業，大肆經商。其具體做法有如下幾類：
一是動用軍用裝備經商。有的水師把戰船租賃給商賈販貨，把收入全數納入私囊。據鴉片戰爭時期任福建汀漳龍道的張集馨記載：“漳郡城外有軍功廠，每月派道督造戰船一隻，以為駕駛巡緝之用。其實水師將船領去，或賃與商賈販貨運米，或賃與過台往來差使；偶然出洋，亦不過寄碇海濱而已，從無緝獲洋盜多起之事。”
二是出租軍事土地。如浙江八旗、綠營大量出租操場、牧場，以致各處校場長寬皆不足一裏，不但大炮，連抬炮（一種兩人使用的簡陋火器）射擊也無法進行。由於缺少場地和馬匹，士兵訓練次數大為減少，用鳥槍和火炮進行實彈射擊的演習更少。
三是違法犯罪，走私護私。清代軍隊扮演著國防軍、內衛部隊和警察等多重角色。海關緝私、設卡緝拿私鹽也屬於其職能之一。但一些腐敗的清軍官兵身披執法者外衣，卻幹著貪贓枉法，運私、販私、護私的勾當。
晚清軍隊最令人痛恨之處，就是其在鴉片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水師利用手中的權力收受賄賂，聽任鴉片流入內地，有時甚至自己也參與其中，為之運輸護航。至鴉片戰爭前，水師官兵與鴉片商相互勾結，已形成一整套從水師提督到普通士兵的賄銀分配慣例，即所謂“陋規”、“土規”。正如陝西道監察禦史杜彥士所指出的那樣：“夷船所以停泊無忌者，由於水師員弁收受陋規，每船得洋四百圓、六百圓不等。船上煙土，皆營弁包庇販賣。”“夷船一到彼處，則盈千累萬，交水師哨船代為交易。”
廣東禁菸期間，林則徐轟轟烈烈地展開過打擊走私活動，卻沒有收到實效。後來他曾對友人透露其中的原因說：“粵營以水師為最優，其歲入得至糧餉者百分之一，得至土規者百分之九十九，禁絕煙土，則去其得項百分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
以上種種貪腐行為，已經是朝野皆知的公開的秘密，卻多年相沿，難以取締。其原因無非是因為這些收入已經成為軍中日常招待經費的主要來源，也是軍官固定半固定收入的一部分，如果取締，必然影響軍隊“穩定”。所以歷代相沿之下，這些做法竟然獲得了某種“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從皇帝的角度看，這些做法一時似乎確實解決了國家經費不足的困難，甚至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兵的待遇，不失為不增加財政收入前提下維持龐大的軍隊數量的一個“巧妙”的辦法。所以皇帝們長時間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表麵上偶爾下下諭旨，重申一下禁止侵沒，否則“從重治罪”，“以肅戍政”等紀律，但大多虛聲恫嚇，並無實際措施。
然而在滿足了體製的惰性的同時，這些行為給軍隊帶來的危害卻是災難性的，軍隊因此失去起碼的戰鬥能力，不能正常行使自己的職能。各級軍官精力全部用來撈錢，“近聞各省營務，如提、鎮大員，一味養尊處優，全不習勞”，“所謂訓練操防，全屬有名無實”。鹹豐元年曾國藩在應召陳言時，曾上過一道《議汰兵疏》，其中對當時全國軍隊的狀況做了如下概括：
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為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遊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
針對以上情況，林則徐說：“雖諸葛武侯來，亦隻是束手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