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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公務員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那麽，晚清軍隊到底腐敗到什麽程度呢？這就要費一點筆墨了。
我們先放下軍官不講，來看看普通士兵。
晚清軍營的一大怪現狀是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職業，或者經商做買賣，或者種地，或者操持什麽手藝。
在駐防各地的八旗部隊中，相當多的士兵私下經商。如太原駐防的普通八旗軍人文英阿，就在武漢偷偷開了間旅店，而且還容留不法人員居住：“馬甲文英阿，在漢城開設歇店（即旅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
綠營兵此風更甚，而且明目張膽，不遮不掩。對許多綠營兵來說，做小生意或者手藝活兒是他們的主業，而當兵才是“第二職業”。他們的主要時間都用來開店擺攤，或者做木匠、裁縫等等，隻有輪到自己值班時，才到營裏去待上一天。
據鴉片戰爭期間當過定海縣令姚懷祥幕友的王慶莊透露，定海鎮的綠營兵，有一半的真正身份是理髮匠、修腳工、僕人等。
這種情況甚至連皇帝也非常清楚。嘉慶皇帝在上諭中就講過，士兵軍事技術荒疏，就是因為綠營兵丁“或在外兼習手藝，訓練生疏，營伍廢弛，所關非細”。
那麽，原本以打仗為職業的軍人，怎麽會出現“小販化”、“工匠化”呢？
三
這也是清代“薄俸製”惹的禍。原來清代的“薄俸製”不隻限於文官，也施用於軍隊。
清代綠營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銀一兩三錢六分，米三鬥。我們要注意，這不是一個人的收入。因為軍人還要承擔養家餬口的任務，所以這是一個士兵家庭的總收入。清代綠營還有另一項讓人啼笑皆非的規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裝備甚至軍裝馬匹都要軍人自己負擔。
清初物價很低，一個綠營士兵的月餉可勉強維持一家生活。但隨著清中後期物價漸漲，這點軍餉就不夠用了。更何況，晚清綠營兵到手的軍餉還要在這個基礎上大打折扣。因為他們還麵臨著軍官們的層層剋扣。
和士兵一樣，綠營軍官的收入同樣過低。正四品千總，一年全部收入不過一百五十多兩。從一品的提督，加上養廉銀，不足千兩。這怎麽能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費要？何況許多軍官的官職是花錢買來的，“花錢買缺，到任後自不能不剋扣兵糧”。軍官的搜刮對象遠不如地方官那樣廣泛，無處不可拔毛。他們能剝削的對下隻有屬下的兵丁這一種，因此其搜刮方法也就更花樣百出。軍官把兵丁當成私人僕役，派他們給自己辦事跑腿，蓋房起屋，卻不付任何報酬，這已經是最輕微的腐敗行為。他們把辦公經費都揣進個人腰包，軍營中的各項開支，都從兵餉中攤派。軍官到任後買辦公用品，遇到上司同僚紅白喜事送份子，出差士兵的差旅費，修理武器的費用，甚至日常生活中買蠟燭、茶點，都從軍餉中開支：“武官到任鋪張器具，都、守、千、把紅白喜葬，護送餉銀弁兵盤費，修補零星軍裝器械，起早油蠟，差操茶點無一不攤派兵餉。”甚至軍官去拜見上司的門包也要攤入兵餉。清政府自己都承認：“各路帶兵將兵，往往浮冒剋扣，中飽私囊，甚至任意取攜，毫無顧忌，致令行間士卒，不免饑寒。”
經過層層盤剝，最後能夠落到士兵手裏軍餉實在是非常可憐。比如福建綠營“每月每兵僅得餉三錢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別尋小本經濟，或另有他項技藝，籍資事蓄”。一兩三錢的銀子，要被扣去百分之七十還要多。
當“皇糧”填不飽肚子時，士兵們別尋生計，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現在晚清軍營中廣泛的經商潮。士兵混跡市肆，做小買賣、幹手藝活，掙錢餬口。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地方軍官幹脆主動鼓勵士兵個人外出經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餉，隻把一半兵餉發放給士兵。這種情形在有些地方漸漸成為一種半公開的製度。因此，士兵們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謀生上，對日常操演能躲就躲。營中每逢會操，大都是僱人頂替。操練之時“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僱人替代，有名無實”。
與此同時，由於綠營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購買，所以大部分兵士對於這些東西能不買就不買，損壞後能不添補者就不添補。再加上上級撥下來的用來養軍馬的草料從來都不夠用，“兵馬關支草料，多有剋扣短少”，士兵們都不願認真操練，怕累著戰馬，出個三長兩短，自己還要承擔賠款。因此軍中“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槍盔甲火器等件，俱鈍敝朽壞，至於帳房窩鋪雨衣弓箭罩從未見備”。
這樣一支軍隊，談什麽戰鬥力呢？
四
軍隊的“薄俸製”與文官“薄俸製”一樣，都是基於以皇權為核心的傳統財政製度的自私性與短視性。從皇帝的視角看來，採取“薄俸製”既省心省力，又為國家節省了大量財政經費。
確實，因為清代正規軍隊數量十分龐大，軍費是政府一項沉重的負擔。承平之日，養兵之費幾占清王朝全國收入的一半左右。戰時的財政壓力，更可想而知。“永不加賦”是清王朝引以為自豪的“祖宗大法”。如果要按軍人實際生活費需要，將軍餉標準提高至少一倍，這是晚清財政收入所根本無力承擔的。因此，歷代皇帝的態度是得過且過，拖延一天是一天。
但事實上軍中薄俸製和文官薄俸製一樣，都是典型的掩耳盜鈴之舉，對皇帝來說最後同樣占小便宜吃大虧。
第一個嚴重後果，是軍隊訓練水平下降，戰鬥力幾乎為零。
八旗素以驍勇聞名，綠營創立之初，也屢經惡仗。但到了曾國藩時代，這兩種軍隊都因嚴重腐敗而基本喪失了戰鬥力。
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羅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盧溝橋邊參觀了八旗軍隊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遊記《偷窺紫禁城》中這樣描寫他所見到的景象：
本來觀炮儀式是大清帝國軍界的重要活動，規模盛大，層次很高，“即使皇帝因年事已高不能親自前來，也要派親信要員前來觀摩”。因此科氏以為參加演習的士兵一定會像西方重大閱兵儀式上那樣精神抖擻，容貌整齊。但來到現場後，科氏驚訝地發現，八旗官兵精神狀態非常散漫，“軍士們有的漫不經心地坐在帳篷裏，抽著小菸袋，有的邊吃早點邊與賣小吃的攀談，還有人在縫補第二天要穿的褲子。似乎沒有人關心即將舉行的操演”。
演習過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認真：“操演開始了……一位參領……擺了一個奇怪的姿勢，揮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擊便開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射擊符合規程……但這一炮打得很不準，炮彈就落在大炮旁邊，弄得評審官身上滿是泥土。炮甲似乎並不在意，他隻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門炮旁邊。”
觀摩之後，科氏得出結論說：“中國的炮兵自然無法與歐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隻有打出的炮聲。他們同樣也不能與其他幾個東方強國的炮兵相提並論，如土耳其和尚未落入英國人或埃及人手中的拉哈爾……中國的炮兵沒有一點可取之處。”
我們先放下軍官不講，來看看普通士兵。
晚清軍營的一大怪現狀是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職業，或者經商做買賣，或者種地，或者操持什麽手藝。
在駐防各地的八旗部隊中，相當多的士兵私下經商。如太原駐防的普通八旗軍人文英阿，就在武漢偷偷開了間旅店，而且還容留不法人員居住：“馬甲文英阿，在漢城開設歇店（即旅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
綠營兵此風更甚，而且明目張膽，不遮不掩。對許多綠營兵來說，做小生意或者手藝活兒是他們的主業，而當兵才是“第二職業”。他們的主要時間都用來開店擺攤，或者做木匠、裁縫等等，隻有輪到自己值班時，才到營裏去待上一天。
據鴉片戰爭期間當過定海縣令姚懷祥幕友的王慶莊透露，定海鎮的綠營兵，有一半的真正身份是理髮匠、修腳工、僕人等。
這種情況甚至連皇帝也非常清楚。嘉慶皇帝在上諭中就講過，士兵軍事技術荒疏，就是因為綠營兵丁“或在外兼習手藝，訓練生疏，營伍廢弛，所關非細”。
那麽，原本以打仗為職業的軍人，怎麽會出現“小販化”、“工匠化”呢？
三
這也是清代“薄俸製”惹的禍。原來清代的“薄俸製”不隻限於文官，也施用於軍隊。
清代綠營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銀一兩三錢六分，米三鬥。我們要注意，這不是一個人的收入。因為軍人還要承擔養家餬口的任務，所以這是一個士兵家庭的總收入。清代綠營還有另一項讓人啼笑皆非的規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裝備甚至軍裝馬匹都要軍人自己負擔。
清初物價很低，一個綠營士兵的月餉可勉強維持一家生活。但隨著清中後期物價漸漲，這點軍餉就不夠用了。更何況，晚清綠營兵到手的軍餉還要在這個基礎上大打折扣。因為他們還麵臨著軍官們的層層剋扣。
和士兵一樣，綠營軍官的收入同樣過低。正四品千總，一年全部收入不過一百五十多兩。從一品的提督，加上養廉銀，不足千兩。這怎麽能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費要？何況許多軍官的官職是花錢買來的，“花錢買缺，到任後自不能不剋扣兵糧”。軍官的搜刮對象遠不如地方官那樣廣泛，無處不可拔毛。他們能剝削的對下隻有屬下的兵丁這一種，因此其搜刮方法也就更花樣百出。軍官把兵丁當成私人僕役，派他們給自己辦事跑腿，蓋房起屋，卻不付任何報酬，這已經是最輕微的腐敗行為。他們把辦公經費都揣進個人腰包，軍營中的各項開支，都從兵餉中攤派。軍官到任後買辦公用品，遇到上司同僚紅白喜事送份子，出差士兵的差旅費，修理武器的費用，甚至日常生活中買蠟燭、茶點，都從軍餉中開支：“武官到任鋪張器具，都、守、千、把紅白喜葬，護送餉銀弁兵盤費，修補零星軍裝器械，起早油蠟，差操茶點無一不攤派兵餉。”甚至軍官去拜見上司的門包也要攤入兵餉。清政府自己都承認：“各路帶兵將兵，往往浮冒剋扣，中飽私囊，甚至任意取攜，毫無顧忌，致令行間士卒，不免饑寒。”
經過層層盤剝，最後能夠落到士兵手裏軍餉實在是非常可憐。比如福建綠營“每月每兵僅得餉三錢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別尋小本經濟，或另有他項技藝，籍資事蓄”。一兩三錢的銀子，要被扣去百分之七十還要多。
當“皇糧”填不飽肚子時，士兵們別尋生計，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現在晚清軍營中廣泛的經商潮。士兵混跡市肆，做小買賣、幹手藝活，掙錢餬口。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地方軍官幹脆主動鼓勵士兵個人外出經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餉，隻把一半兵餉發放給士兵。這種情形在有些地方漸漸成為一種半公開的製度。因此，士兵們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謀生上，對日常操演能躲就躲。營中每逢會操，大都是僱人頂替。操練之時“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僱人替代，有名無實”。
與此同時，由於綠營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購買，所以大部分兵士對於這些東西能不買就不買，損壞後能不添補者就不添補。再加上上級撥下來的用來養軍馬的草料從來都不夠用，“兵馬關支草料，多有剋扣短少”，士兵們都不願認真操練，怕累著戰馬，出個三長兩短，自己還要承擔賠款。因此軍中“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槍盔甲火器等件，俱鈍敝朽壞，至於帳房窩鋪雨衣弓箭罩從未見備”。
這樣一支軍隊，談什麽戰鬥力呢？
四
軍隊的“薄俸製”與文官“薄俸製”一樣，都是基於以皇權為核心的傳統財政製度的自私性與短視性。從皇帝的視角看來，採取“薄俸製”既省心省力，又為國家節省了大量財政經費。
確實，因為清代正規軍隊數量十分龐大，軍費是政府一項沉重的負擔。承平之日，養兵之費幾占清王朝全國收入的一半左右。戰時的財政壓力，更可想而知。“永不加賦”是清王朝引以為自豪的“祖宗大法”。如果要按軍人實際生活費需要，將軍餉標準提高至少一倍，這是晚清財政收入所根本無力承擔的。因此，歷代皇帝的態度是得過且過，拖延一天是一天。
但事實上軍中薄俸製和文官薄俸製一樣，都是典型的掩耳盜鈴之舉，對皇帝來說最後同樣占小便宜吃大虧。
第一個嚴重後果，是軍隊訓練水平下降，戰鬥力幾乎為零。
八旗素以驍勇聞名，綠營創立之初，也屢經惡仗。但到了曾國藩時代，這兩種軍隊都因嚴重腐敗而基本喪失了戰鬥力。
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羅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盧溝橋邊參觀了八旗軍隊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遊記《偷窺紫禁城》中這樣描寫他所見到的景象：
本來觀炮儀式是大清帝國軍界的重要活動，規模盛大，層次很高，“即使皇帝因年事已高不能親自前來，也要派親信要員前來觀摩”。因此科氏以為參加演習的士兵一定會像西方重大閱兵儀式上那樣精神抖擻，容貌整齊。但來到現場後，科氏驚訝地發現，八旗官兵精神狀態非常散漫，“軍士們有的漫不經心地坐在帳篷裏，抽著小菸袋，有的邊吃早點邊與賣小吃的攀談，還有人在縫補第二天要穿的褲子。似乎沒有人關心即將舉行的操演”。
演習過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認真：“操演開始了……一位參領……擺了一個奇怪的姿勢，揮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擊便開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射擊符合規程……但這一炮打得很不準，炮彈就落在大炮旁邊，弄得評審官身上滿是泥土。炮甲似乎並不在意，他隻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門炮旁邊。”
觀摩之後，科氏得出結論說：“中國的炮兵自然無法與歐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隻有打出的炮聲。他們同樣也不能與其他幾個東方強國的炮兵相提並論，如土耳其和尚未落入英國人或埃及人手中的拉哈爾……中國的炮兵沒有一點可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