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頁
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公務員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儒學的聖人理想，基本上可以類比為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確實，儒家的“聖人狀態”與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後的“高峰體驗”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
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所謂“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為欲望纏繞，意誌軟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隻能動用上天賦予的很少一部分潛能。而英雄偉人則是醒過來的人，他們天性剛強，頭腦有力，可以把自身潛能發揮得比較充分。而“聖人”，或者說達到“自我實現”狀態的人，則是通過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欲望纏繞，戰勝種種困難，將自身潛能調動發揮到近乎極致。
儒家說，一個人修煉到了聖人狀態，就會“無物，無我”，“與天地相感通”。就會“光明澄澈”，“從容中道”，達到一種極為自信、極為愉快的情感狀態。而馬斯洛也說，當一個人充分自我實現時，也會體驗到一種難言的愉悅，欣喜若狂、如醉如癡。人在這時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發揮全部智能。在高峰體驗中主客體合一，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諧的狀態。
應該說，儒家的聖人理想遠比馬斯洛的“自我實現”高遠和超越。馬斯洛給人實現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間，而儒學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構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聖人理想有著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麵。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聖人學說”也不失為一個強大的心理武器。所謂“取法乎上”，它確實給傳統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可以調動起全部潛能的奮鬥目標。隻不過，儒家學說所設定的自我完善目標如此高遠和超越，幾乎不可操作。由於目標的高遠難及，手段便非同尋常。
三
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經途徑。
首先是立堅定不拔之誌。
立誌對一個人人格發展的意義是決定性的。
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
心理學家費約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他要求三群學生舉起重物，看誰堅持的時間長。他對第一群人什麽都沒有說。對第二群人說的是，想看看你們誰最有耐力。對第三群人，他則說，你們舉起的這些東西關係重大，因為上麵的導線連著一個電網。如果你們一放下手，這個城市就要斷電。為了朋友和家人們，你們一定要多舉一會兒。
結果，第一群人平均舉了十分鍾，第二群人竭盡全力，平均堅持了十五分鍾。第三群人，卻平均堅持了二十分鍾。
可見，人的能力發揮多少，與對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關的。或者說，精神力量直接決定著身體潛能的發揮程度。
因此，“立誌”或者說確立一個終身的奮鬥目標，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曾國藩對這一點體認極深。他曾說過，立誌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眾。誠信則置址甚固，結構甚牢。”隻有基礎廣闊、結實，才能在上麵蓋起宏偉壯大的生命之殿。曾國藩人生第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立了最高遠的誌向。
馬斯洛將自我實現列為人的最後一重追求。越過從食色性也到出人頭地這些層次，才能達到自我實現。
而曾國藩直接把目標鎖定在了自我實現，也就是做“完人”。他認為，這一目標實現了，其他目標就自然而然地能達到。他在給諸弟的信中說，不必占小便宜：“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說，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偉人，人生日用、建功立業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他已經立定了終身之誌。他說：
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於為天地之完人。
這就是他為自己立定的“終身大規模”。
以“完人”為人生目標，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國藩一生成功的第一個要訣，就是立誌高遠。這一誌向，驅動他一生不在小誘惑、小目標麵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難麵前都不苟且，不退縮。促使他“洗除舊日昧卑汙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
四
有了誌向，接下來需要的就是實行力。
古往今來，立誌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實行的人，卻是鳳毛麟角。曾國藩的真正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腳踏實地地實踐了自己的誌向。
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誌自新之日起，曾國藩開始了對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辦法是“日課”。他每天從起床到睡覺，吃喝拉撒睡，都進行自我監督。以聖人標準要求自己，時時刻刻監督檢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認真書寫日記，細細回憶檢索自己這一天的一切言行，發現其中哪一點不符合聖人要求，就要甄別出來，記載下來，深刻反省。
這個方法當然不是他的發明，而是理學家們常用的修身之方。比如當時京師著名的理學家蒙古人倭仁就以日課認真嚴肅聞名。曾國藩曾這樣描述倭仁的日課：“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起，今三十本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國藩學著倭仁開始日課。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介紹說：
餘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餘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
上一節我們提到，青年曾國藩身上有三大缺點：性情浮躁，坐不住；傲慢自大，修養不佳；與人交往虛偽不實，容易言不由衷。他的自我改造，當然首先就從這三端入手。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當然就要抓緊時間，不能再“閑遊荒業”，“閑談荒功”，“溺情於弈”。從十月二日起，曾國藩給自己規定了以下基本學習日程：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這是必須完成的課程下限，除此之外，他還每日讀《易》，練習作文，整個學習的效率大為提高。
但是，一個人想一下子改變久已養成的生活習慣當然不是那麽容易的。曾國藩為人交遊廣闊，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雖然立下誌向，也難免有因為交遊影響學習的事發生。比如當年十月十七日，曾國藩早起讀完《易經》，出門拜客，又到杜蘭溪家參加了他兒子的婚禮。參加完婚禮後，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於是又順便到何家慶生，飯後又在何子敬的熱情挽留下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晚上，他在日記中對自己下午沒能回家用功而浪費了這麽多時間進行了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實可以不去，但還是去了。這就說明自己立誌不堅，行動不能斬釘截鐵。“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決心“戒之”。
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所謂“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為欲望纏繞，意誌軟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隻能動用上天賦予的很少一部分潛能。而英雄偉人則是醒過來的人，他們天性剛強，頭腦有力，可以把自身潛能發揮得比較充分。而“聖人”，或者說達到“自我實現”狀態的人，則是通過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欲望纏繞，戰勝種種困難，將自身潛能調動發揮到近乎極致。
儒家說，一個人修煉到了聖人狀態，就會“無物，無我”，“與天地相感通”。就會“光明澄澈”，“從容中道”，達到一種極為自信、極為愉快的情感狀態。而馬斯洛也說，當一個人充分自我實現時，也會體驗到一種難言的愉悅，欣喜若狂、如醉如癡。人在這時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發揮全部智能。在高峰體驗中主客體合一，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諧的狀態。
應該說，儒家的聖人理想遠比馬斯洛的“自我實現”高遠和超越。馬斯洛給人實現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間，而儒學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構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聖人理想有著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麵。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聖人學說”也不失為一個強大的心理武器。所謂“取法乎上”，它確實給傳統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可以調動起全部潛能的奮鬥目標。隻不過，儒家學說所設定的自我完善目標如此高遠和超越，幾乎不可操作。由於目標的高遠難及，手段便非同尋常。
三
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經途徑。
首先是立堅定不拔之誌。
立誌對一個人人格發展的意義是決定性的。
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
心理學家費約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他要求三群學生舉起重物，看誰堅持的時間長。他對第一群人什麽都沒有說。對第二群人說的是，想看看你們誰最有耐力。對第三群人，他則說，你們舉起的這些東西關係重大，因為上麵的導線連著一個電網。如果你們一放下手，這個城市就要斷電。為了朋友和家人們，你們一定要多舉一會兒。
結果，第一群人平均舉了十分鍾，第二群人竭盡全力，平均堅持了十五分鍾。第三群人，卻平均堅持了二十分鍾。
可見，人的能力發揮多少，與對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關的。或者說，精神力量直接決定著身體潛能的發揮程度。
因此，“立誌”或者說確立一個終身的奮鬥目標，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曾國藩對這一點體認極深。他曾說過，立誌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眾。誠信則置址甚固，結構甚牢。”隻有基礎廣闊、結實，才能在上麵蓋起宏偉壯大的生命之殿。曾國藩人生第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立了最高遠的誌向。
馬斯洛將自我實現列為人的最後一重追求。越過從食色性也到出人頭地這些層次，才能達到自我實現。
而曾國藩直接把目標鎖定在了自我實現，也就是做“完人”。他認為，這一目標實現了，其他目標就自然而然地能達到。他在給諸弟的信中說，不必占小便宜：“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說，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偉人，人生日用、建功立業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他已經立定了終身之誌。他說：
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於為天地之完人。
這就是他為自己立定的“終身大規模”。
以“完人”為人生目標，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國藩一生成功的第一個要訣，就是立誌高遠。這一誌向，驅動他一生不在小誘惑、小目標麵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難麵前都不苟且，不退縮。促使他“洗除舊日昧卑汙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
四
有了誌向，接下來需要的就是實行力。
古往今來，立誌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實行的人，卻是鳳毛麟角。曾國藩的真正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腳踏實地地實踐了自己的誌向。
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誌自新之日起，曾國藩開始了對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辦法是“日課”。他每天從起床到睡覺，吃喝拉撒睡，都進行自我監督。以聖人標準要求自己，時時刻刻監督檢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認真書寫日記，細細回憶檢索自己這一天的一切言行，發現其中哪一點不符合聖人要求，就要甄別出來，記載下來，深刻反省。
這個方法當然不是他的發明，而是理學家們常用的修身之方。比如當時京師著名的理學家蒙古人倭仁就以日課認真嚴肅聞名。曾國藩曾這樣描述倭仁的日課：“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起，今三十本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國藩學著倭仁開始日課。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介紹說：
餘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餘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
上一節我們提到，青年曾國藩身上有三大缺點：性情浮躁，坐不住；傲慢自大，修養不佳；與人交往虛偽不實，容易言不由衷。他的自我改造，當然首先就從這三端入手。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當然就要抓緊時間，不能再“閑遊荒業”，“閑談荒功”，“溺情於弈”。從十月二日起，曾國藩給自己規定了以下基本學習日程：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這是必須完成的課程下限，除此之外，他還每日讀《易》，練習作文，整個學習的效率大為提高。
但是，一個人想一下子改變久已養成的生活習慣當然不是那麽容易的。曾國藩為人交遊廣闊，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雖然立下誌向，也難免有因為交遊影響學習的事發生。比如當年十月十七日，曾國藩早起讀完《易經》，出門拜客，又到杜蘭溪家參加了他兒子的婚禮。參加完婚禮後，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於是又順便到何家慶生，飯後又在何子敬的熱情挽留下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晚上，他在日記中對自己下午沒能回家用功而浪費了這麽多時間進行了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實可以不去，但還是去了。這就說明自己立誌不堅，行動不能斬釘截鐵。“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決心“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