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中國官員的交往，讓他們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國人在山東登州府短暫停留。登州知府聞訊前來拜訪，“知府帶來了許多隨從人員，其中有一個人在知府問到他話的時候，立刻跪下來回答，這給英國人一個很大驚異。知府安然接受這種禮貌，似乎他們之間一向是這樣講話，這給英國人更大的驚異”。（斯當東《英使謁見幹隆紀實》）
更讓英國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官場的另一項規矩：在任何場合，上級都可能打下級的板子。
被扒掉褲子當眾打屁股，對英國紳士來講，是無法想像也無法容忍的恥辱。然而英國人卻發現，中國人對此卻司空見慣。
巴羅說：“在任何場合，隻要他們（中國官員）認為恰當，就以父權的名義，立即用板子處罰，無須預審或調查。”
這讓視個人尊嚴和榮譽為生命的英國人無法理解並且非常氣憤：“一個朝廷官員伸開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僅比他官高一級，這樣的情景對外國人來說也許顯得荒謬。這種卑劣的順從，這種人類靈魂的墮落，在任何場合都毫無怨言地將自己置於一個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惡意的體罰，而後還不顧加倍的廉恥與羞辱，居然去親吻那根教訓過自己的板子，目睹這一切，你無論如何也壓抑不住胸中燃燒起來的憤慨之火。”（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
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政治製度也造就了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國百姓。
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麵的。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僕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麵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歌德說：“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比我們這裏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英國人發現在暴力威脅下生活的中國人的道德品質與傳教士所描述的大相逕庭。那些伺候他們的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過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兩隻雞，每隻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隻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就變了：
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於政治製度，而不在於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製之下。”“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這樣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朝廷在這方麵有著豐富的經驗。”“……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於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裏，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於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製統治。”這種專製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馬戛爾尼使團雖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但它卻將大量的關於中國的情況帶回了英國。英使團為後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馬戛爾尼寫下了大量的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副使喬治·斯當東和約翰·巴羅，甚至一位僕從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們的隨行紀實，使團的畫家托馬斯·希基和製圖員威廉·亞歷山大還帶回了大量的中國風物畫與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麵紗。“這個使團最為重要的收穫，大概就在於它導致了有關中國知識的激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明確地標誌著英中關係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回國之後，英國副使斯當東編輯的《英使謁見幹隆紀實》以及使團隨行人員發表的各種報告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製，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製主義暴政的典型。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滯於農業”。（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黑格爾仔細閱讀了當時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關中國的文字，從翻譯到歐洲的《通鑑綱目》到傳教士們的《中國叢刊》。不過，馬戛爾尼等人的遊記顯然給了他最大的震動。
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他認為，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裏發源。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國人在山東登州府短暫停留。登州知府聞訊前來拜訪，“知府帶來了許多隨從人員，其中有一個人在知府問到他話的時候，立刻跪下來回答，這給英國人一個很大驚異。知府安然接受這種禮貌，似乎他們之間一向是這樣講話，這給英國人更大的驚異”。（斯當東《英使謁見幹隆紀實》）
更讓英國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官場的另一項規矩：在任何場合，上級都可能打下級的板子。
被扒掉褲子當眾打屁股，對英國紳士來講，是無法想像也無法容忍的恥辱。然而英國人卻發現，中國人對此卻司空見慣。
巴羅說：“在任何場合，隻要他們（中國官員）認為恰當，就以父權的名義，立即用板子處罰，無須預審或調查。”
這讓視個人尊嚴和榮譽為生命的英國人無法理解並且非常氣憤：“一個朝廷官員伸開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僅比他官高一級，這樣的情景對外國人來說也許顯得荒謬。這種卑劣的順從，這種人類靈魂的墮落，在任何場合都毫無怨言地將自己置於一個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惡意的體罰，而後還不顧加倍的廉恥與羞辱，居然去親吻那根教訓過自己的板子，目睹這一切，你無論如何也壓抑不住胸中燃燒起來的憤慨之火。”（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
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政治製度也造就了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國百姓。
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麵的。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僕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麵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歌德說：“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比我們這裏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英國人發現在暴力威脅下生活的中國人的道德品質與傳教士所描述的大相逕庭。那些伺候他們的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過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兩隻雞，每隻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隻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就變了：
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於政治製度，而不在於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製之下。”“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這樣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朝廷在這方麵有著豐富的經驗。”“……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於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裏，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於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製統治。”這種專製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馬戛爾尼使團雖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但它卻將大量的關於中國的情況帶回了英國。英使團為後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馬戛爾尼寫下了大量的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副使喬治·斯當東和約翰·巴羅，甚至一位僕從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們的隨行紀實，使團的畫家托馬斯·希基和製圖員威廉·亞歷山大還帶回了大量的中國風物畫與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麵紗。“這個使團最為重要的收穫，大概就在於它導致了有關中國知識的激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明確地標誌著英中關係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回國之後，英國副使斯當東編輯的《英使謁見幹隆紀實》以及使團隨行人員發表的各種報告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製，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製主義暴政的典型。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滯於農業”。（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黑格爾仔細閱讀了當時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關中國的文字，從翻譯到歐洲的《通鑑綱目》到傳教士們的《中國叢刊》。不過，馬戛爾尼等人的遊記顯然給了他最大的震動。
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他認為，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裏發源。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