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從來都是十分勤勞的。馬戛爾尼說：“在整個路途上，我沒有見到一塊土地不是用無限的辛勞來加以耕作，來生產它能夠生長的每一種糧食和蔬菜。”“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穫，農民們擠在一塊狹小的平地上，密集地進行勞動，精心選種育苗，進行精耕細作。事實上，幹隆年間的農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巴羅則估計糧食的收穫率高於英國，他寫道：“在中國麥子的收穫率為15∶1，而在歐洲居首位的英國為10∶1。”
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幹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飢餓的盛世。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馬爾薩斯後來在《人口論》中用中國作為典型例子來論證人口無限製增長的可怕後果：
在一些國家，人口似乎受迫，人們習慣了靠盡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這樣的國家一定曾有這樣一些時期：人口不斷增長，而生活資料卻毫無增加。中國看起來符合這種描述。假如我們所得到的對它的描述可信的話，那麽下層階級的人民習慣於靠盡可能少的食物生存，並樂於食用歐洲工人寧死也不願意吃的泛濫垃圾……這種境況下的國家必然會麵臨饑荒。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隻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裏，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對於社會的強烈兩極分化，中國人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國家並不都是這樣。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中產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19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裏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實際上，中國隻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製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幹隆紀實》）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對於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洛克就說，財產權與個人的自由有著直接的關係。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係，而是一種道德的關係，一種與因果關係相聯繫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係。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後得出結論說：
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隻有這種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於聚積財產。對權勢的貪慾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於執法官員有權淩駕於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他說，是專製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進步隻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幹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他寫道：“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
在那些推崇中國政治的歐洲學者的著作中，中國社會的和平、穩定、井井有條一直是他們讚美的重點。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民權、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國。“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鄭鳴謙《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儒學”鏡像》）
與傳說中一樣的是，英國人看到的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確實十分井然。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嘆不已：“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麵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斯當東《英使謁見幹隆紀實》）“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麵上，遵守著一個統一的政治製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於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於歐洲：
“皇權的鐵掌威懾著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斯當東《英使謁見幹隆紀實》）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內秩序井然。“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
中華帝國的組織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極深。英國人原來擔心自己帶來的數量眾多、體積巨大的禮品在陸地運輸過程中一定會損壞幾件。然而，在清帝國官員的有力組織協調下，整個運輸任務完成得非常漂亮：“我們的包裹總共有六百多件，形狀大小不一，盡管有多次裝卸、轉駁，到達京城時卻沒有丟失或者損壞一件。”“的確，這兒一切似乎隻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隨時得到執行，甚至是興高采烈地執行。”（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
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幹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飢餓的盛世。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馬爾薩斯後來在《人口論》中用中國作為典型例子來論證人口無限製增長的可怕後果：
在一些國家，人口似乎受迫，人們習慣了靠盡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這樣的國家一定曾有這樣一些時期：人口不斷增長，而生活資料卻毫無增加。中國看起來符合這種描述。假如我們所得到的對它的描述可信的話，那麽下層階級的人民習慣於靠盡可能少的食物生存，並樂於食用歐洲工人寧死也不願意吃的泛濫垃圾……這種境況下的國家必然會麵臨饑荒。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隻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裏，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對於社會的強烈兩極分化，中國人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國家並不都是這樣。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中產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19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裏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實際上，中國隻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製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幹隆紀實》）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對於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洛克就說，財產權與個人的自由有著直接的關係。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係，而是一種道德的關係，一種與因果關係相聯繫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係。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後得出結論說：
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隻有這種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於聚積財產。對權勢的貪慾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於執法官員有權淩駕於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他說，是專製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進步隻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幹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他寫道：“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
在那些推崇中國政治的歐洲學者的著作中，中國社會的和平、穩定、井井有條一直是他們讚美的重點。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民權、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國。“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鄭鳴謙《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儒學”鏡像》）
與傳說中一樣的是，英國人看到的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確實十分井然。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嘆不已：“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麵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斯當東《英使謁見幹隆紀實》）“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麵上，遵守著一個統一的政治製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於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於歐洲：
“皇權的鐵掌威懾著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斯當東《英使謁見幹隆紀實》）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內秩序井然。“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
中華帝國的組織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極深。英國人原來擔心自己帶來的數量眾多、體積巨大的禮品在陸地運輸過程中一定會損壞幾件。然而，在清帝國官員的有力組織協調下，整個運輸任務完成得非常漂亮：“我們的包裹總共有六百多件，形狀大小不一，盡管有多次裝卸、轉駁，到達京城時卻沒有丟失或者損壞一件。”“的確，這兒一切似乎隻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隨時得到執行，甚至是興高采烈地執行。”（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