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尤拔世《粵海關改正歸公規例冊》記載,雍正年間到廣州經商的洋船,每條船送給粵海關衙門的陋規多達68種名目,總計1950兩白銀。


    幹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四,奉旨查辦廣州海關的新柱在奏摺中向皇帝列舉了粵海關對外商收的種種“陋規”。


    外商船舶到達中國後,要想上岸,要給各級官員交納以下禮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僱船銀三十二兩;


    官禮銀六百兩(法蘭西加一百兩,蘇喇減一百兩);


    通事禮銀一百兩;


    管事家人丈量開艙禮銀四十八兩,小包四兩;


    庫房規禮銀一百二十兩,貼寫十兩,小包四兩;


    稿房規禮銀一百一十二兩,掌按貼寫四兩,小包二兩八錢(內八錢掌按小包);


    單房規禮銀二十四兩,貼寫二兩,小包一兩;


    船房丈量規禮銀二十四兩,小包一兩;


    總巡館丈量樓梯銀六錢,又規銀一兩;


    東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西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黃埔口收銀五兩,小包七錢二分;


    虎門口收銀五兩,小包一兩三錢二分;


    押船家人銀八兩;


    四班頭役銀八兩三錢二分;


    庫房照鈔銀每兩收銀一錢;


    算房照鈔銀每兩收銀二分。


    在中國採購貨物,想要離港,要交納:


    管事家人收驗艙放關禮銀四十八兩,小包四兩;


    庫房收禮銀一百二十兩,貼寫二十四兩,小包四兩;


    稿房收禮銀一百一十二兩,貼寫二十四小兩,小包二兩;


    稿房收領牌銀一兩,小包二錢;


    承發房收禮銀四十兩,小包一兩四錢四分;


    單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八兩,小包一兩;


    船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八兩,小包一兩;


    票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六兩,小包一兩;


    算房收禮銀一兩,小包五錢;


    柬房收禮銀十六兩,貼寫一兩五錢,小包七錢二分;


    籤押官收禮銀四兩,小包二錢;


    押船家人收銀八兩;


    總巡館水手收銀一兩;


    虎門口收銀五兩,小包一兩三錢二分;


    東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西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黃埔口收銀五兩,小包七錢二分。(《新柱等奏各關口規禮名色請刪改載於則例內折》,見《史料旬刊》)


    這張清單是新柱簡單調查後所列,而實際所收的,遠比這些還要多。


    廣州海關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張膽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簡單,一是他們有壟斷權,外商必須通過廣州一地進行貿易。二是外商沒有申訴權。中國政府規定外商不得直接與中國政府發生關係,隻能通過十三行代轉,這實際上就取消了外國人反映問題的權力。


    數十年來,英國一直在想辦法突破十三行的控製。


    事實上,前兩年,一貫敢於冒險的英國人曾經嚐試過到中國別的地方開展貿易。


    康熙年間,大清王朝結束海禁,開放對外貿易,在廣州黃埔、福建廈門、浙江寧波和江蘇雲台山設立了四個外貿口岸。不過,外國人還是按明末慣例,隻在廣州貿易。寧波等港口作為開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國商船登陸的紀錄,直到幹隆二十年(175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實在受不了廣州海關和十三行的種種限製剋扣,壯著膽子,北上寧波直接採購茶葉和絲綢。


    多年沒見到外國人的寧波官員和商人對洪仁輝等人很熱情,採購進行得很順利。“洪仁輝船長和他的水手們抵達寧波,並受到熱烈歡迎。回國時,洪仁輝船長帶回了滿艙的中國貨物。”在寧波採購的茶葉比在廣州買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國貨在寧波也很受歡迎。在這個成功的開始後,英國商人來寧波越來越頻繁。


    然而兩年過後,風雲突變。“在1757年(幹隆二十二年),當他(洪仁輝)再次到達寧波時,中國人先讓他等著,然後沒收了他半船的貨物,並不做任何解釋就收繳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原來,頻繁到達的英國船隻讓地方官很不安。他們上報了皇帝。


    幹隆皇帝立刻警惕起來。


    幹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訣就是收緊韁繩,強化控製。在他眼裏,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整個社會的每一個分子,都要歸攏到政權的羅網之內。大清王朝的千秋萬代,固若金湯,是他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出發點。雖然重新啟用寧波等港口,會給浙江經濟帶來推動,但是卻給帝國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煩。多開一個通商口岸,就讓百姓多了一個裏通外國的窗口。所以經過權衡,皇帝向地方官員下達諭旨:


    向來洋船進口,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其至浙江之寧波者甚少……於此復又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蓋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從中取利,往往有私為招致者。此輩因緣覓利無有已時;即巡邏兵役人等,亦樂於夷船進口抽肥獲利。在此時固不過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誠恐別滋事端,尤當時加體察。(《清高宗實錄》)


    皇帝發出諭旨,規定對外貿易依舊隻能在廣州進行。


    剛剛從直接貿易中嚐到甜頭的英國人卻不想再回頭,對於英國人來說,這個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對他們實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幹隆即位的前兩年,英國人發明了飛梭,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幹隆二十九年,英國人又發明了新式紡車,紡織業異軍突起,帶領整個工業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機器的大量採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學的技師詹姆斯·瓦特開始改進紐科門的蒸汽機,使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擺脫了對畜力、風力和水力由來已久的依賴。而在這一年,幹隆進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業革命使英國迅速強大起來,英國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製造出來的大量產品賣到全世界。從1698年至1775年,英國的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長到500%至600%之間。因為國民的普遍富裕,英國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大量的中國茶葉。而英國人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急於把自己生產的紡織品、鋼鐵產品及其他工業製成品賣到中國。(《全球通史》)


    由於十三行的限製,多年來中英貿易處於嚴重不平衡狀態。茶葉越來越成為歐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問題是,貿易的本質是交換。用什麽來換取中國的茶葉?這是一個讓英國人極為頭痛的問題。英國本土出產的商品,很少能通過十三行在中國打開銷路。從1786年到1829年,英國人八次把棉紡織品運到廣州,結果都銷路不佳。1821年那次英國商人帶來英花呢4509匹,剪絨與天鵝絨416匹,在廣州市場上拍賣脫手,結果賠本60%。(《林則徐“禁菸運動”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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